和祖光一起生活，他有意无意地对我影响和帮助，使我有了很大的改变。祖光和我同去东安市场，他最大的兴趣，是去书店、画店、文具店，那些店员同志都认识他，并主动地向他介绍书和画。而我喜欢去看的是商店，看丝绸、布料、线、百货。我买回这些东西，祖光也不看，他劝我不要动这些脑子，因为你是演员，这些只是作为一个女同志爱好喜欢的，但你更重要的是演戏。我的毛线成箱，毛线针成了捆，祖光看见就给我扔掉，但我过一阵又装满了，有我们的好朋友孙景璐、张瑞芳等从上海给我买来的，还有为我服务的老婆婆从上海给我带来的。我打毛线，能在看电影时，做事时手不闲着，看戏就更要打了，演戏中间休息我打毛线，祖光正好同朋友来后台，他用手抓起毛线就扔在地上说："你像在演戏吗？"祖光一天到晚掉到书堆里，在家里他的一间小书房周围都是书，书桌上也堆满了书。我很爱收拾干净房间，但他的书房不许我动。我开始嫌他的书堆乱，可是慢慢的我也对书感兴趣了。从小不认字，对于书有一种神秘感，嫁了一个读书人，一下子不习惯、不理解，到后来我也迷上了书、学认字。刚刚解放，口号是"向文化进军"，我进了六联学校，这是六个部办的扫盲识字班，我在这个学校上学，是好学生，成绩老在前边，这也要感谢家庭老师祖光对我的培养。

我们唱戏的爱讲"穿透力"，就是一句唱腔唱出使观众一下子被感动了，一个高腔唱出，观众感觉一惊被打动了。唱歌的也一样，穿透力是表示声音、表演的激情、独到处。可是祖光的穿透力是什么哪？他对我的帮助，一说就是我最需要的，也可用"画龙点睛"这句来形容他，穿透力人人都能有，就是在平凡中出尖子透过一般。不知我是否能说明白了。

比如四十年前祖光二十几岁，他在香港拍的电影《莫负青春》中的歌词："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个好姑娘，要问那姑娘长得怎么好，你去问庄前庄后的少年郎。她增一分瘦来，减一分胖啊！满头的青丝飘呀、飘呀，那么长……"当时是四十年代这段歌词是电影中很受欢迎的名歌，是周璇唱的，可说当时家喻户晓了，随时可在街上听青年人唱："飘呀，飘呀！那么长……"我感觉这也可以说是艺术上的穿透力。

艺术上的追求，求知心的强烈，我的爱好变化提高了。从我喜欢去逛百货店、绸缎店到爱看书，祖光带我去琉璃厂、东安市场，我们一起走进书店，服务员同志就出来欢迎了。他们叫："吴先生、新先生……"我很高兴地跟他进去，翻看有关演员修养的书。故事、小说等等我很喜欢，书成了我生活中的乐趣了。

看剧本、听唱词、念对联，我都是学戏后懂得的。我们戏曲演员，口传心受有一些现成的对子成语，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家有三亩地，两牛一只羊。一把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等等，这是农民老头老太太上场念的句子。店家上场念："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和尚上场念："行路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因此我虽不认字，但我懂得。对联是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的特色传统的语言艺术。可以说我对祖光在四十年代就有了深刻印象，也是因为他的唱词穿透力那么强，一下子就把我这个戏曲演员感动吸引了。我虽然不认字没有文化，但当时我对于祖光的印象，他是才子、学者，是我尊敬、仰慕的。

婚后生活实现了我的追求和愿望。看书、学文化，祖光像老师一样，为我安排学文化，从写日记培养我，写创作笔记、看戏、看书心得。看书是从浅到深，从现代到古典，从白话小说到中外名著，我真是像填鸭一样，硬向下吞，手不离字典看书、写字。

我和祖光生活共同点很多，不抽烟、不喝酒，能陪客人喝点，但自己没有喝酒的习惯。不会玩牌、跳舞，可是在集体场合时也能跳几场，姿势不错，风度可以，节奏很好，可是没有瘾头，只是为了热闹应酬场合。我更是土包子，什么麻将、牌九、扑克等等一窍不通，有热心人教我，我认为没意思不感兴趣，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因此至今不会。

祖光有意识培养我各方面的爱好。我这个人太单调了，一年到头，除了练功、排戏、演戏，别的什么也不会，也不爱好，更不去追求。也有客观原因，私营公助剧团，主演和团长的重担都压在我头上，我要尽一切力量保住全团的经济任务、艺术质量，使全团演职员都安心。

祖光常常为我创造学习机会，看各种展览丰富知识。我对于体育一无所知，从来没有看过。我在解放前，那是四十年代，在天津旧租界劝业场六楼天乐园唱戏，大伙都去看回力球，我不懂说了一句："我就想去看回力球"，结果被老人们笑话，说是看回力球是丢人的事。有一个唐若青是话剧名演员，就是看回力球，看出一个谣言，说她跟回力球运动员……从那时我对于体育各种球都不沾边儿，也从来没有看过，不懂。祖光认为演员应当喜欢体育，他带我看各种体育表演。他说，体育运动员和演员是孪生兄弟。在看赛足球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看球时，学习运动员的勇敢精神和团结战斗作风，除了机智灵活，还得全面荣誉感强；运动员没有这一条赢不了球，演员没有这一条演不好戏。"记得看球时运动员的优美姿态，在球场上的沉着、松弛、潇洒，相互配合的默契，对我演戏也很有帮助。后来我迷上了体育。

我在旧社会从小落下了一个毛病，冬天就冻手、脚、耳朵边、嘴角。那是在天津墙子河地道外，每到冬天去郊外喊嗓子留下的病根，都要冻手脚。先是发痒红肿，后来就长水疱，再就是冻破、出水、化脓、裂开口子。这样冻伤每年冬天必犯。1951年冬天，手脚又冻坏了，真奇怪，冻疮是每年都犯，都是原来冻伤的地方，比如手关节、手面上、脚面、脚后跟。结婚后也没有去郊外受冻，可是又是先发痒，紧跟着就肿了，出泡泡，破了流黄水。祖光给我上药包扎，我很感激，对他说："我真幸福，我这个从来没有人疼爱关心的受苦人，遇见了你，还给我包冻疮，太感激你了……"祖光说："我当然要为你包扎、关心你了，因为你是我的妻子呀……"

我和祖光结婚真是新社会的新事情。我的出身贫苦低下，不认字没有知识，祖光的家庭朋友爱好习惯等等，对我都是陌生的。我的朋友亲戚祖光也是熟悉的。剧团的戏曲演员和老伙伴来看我，祖光都是热情欢迎。因此我的老伙伴们说："凤霞嫁了一个好丈夫，一点架子没有。"我们说戏、练功、吊嗓子，祖光都为我创造条件。那时我们住的后院，有一个空地，可练功排戏。听说这个院子是程砚秋先生当年买的房子，这是一个花园跳舞排练场地。祖光总是叫我在这块地方练功、排戏、吊嗓子，他叫人为我们准备茶点等。

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工作。朋友来，大多是谈艺术，论创作。我所演出过的每一个戏，从剧本到表演都有祖光的劳动在内，他对我的帮助是十分细致具体的。

记得我团演三花脸的李凤阳来找我说：有一年轻人要去上海转道去香港，在北京流浪没有路费，这人姓王。我把这事告诉了转道去香港，在北京流浪没有路费，这人姓王。我把这事告诉了祖光，他当时就拿出二十块钱，给了王某某，后来知道王某某已去了上海，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1986年我被邀去参加香港新华社举办的"中国地方戏曲展"，在我和观众见面后回到后台时，一位五十几岁的人，远远跟我打招呼说："新先生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当年李凤阳介绍找你求过帮助的王某某……"我才想起来，人在困难时帮一下，这本来是我们艺人的旧习惯，可是我跟祖光结婚后，我发现祖光在帮助人上比我慷慨大方！

祖光由于跟我结婚，时常有评剧演员来我家，天津的老艺人张福堂、王玉堂、刘兆祥、董瑞海等人来北京看戏，祖光都是亲自接待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和他们的游览名胜。本来这些民间艺人，对我嫁了一个名作家丈夫，来我家都有顾虑，可是见着祖光后，都夸奖他是平易随和的好人。

祖光真的做到了向我一生负责。我们结婚后，他从天津把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们，全都接到北京，而且为弟弟妹妹们都安排了工作和学习，至今弟弟妹妹们还常说："父母没有文化，姐夫像父亲一样，一个个把我们拉扯大了，现在父母都不在了，也是姐夫一手办理的，我们应当对姐夫像对父母一样的尊重，他担负了我们全家人的重任哪！"

在旧社会，我因生活所迫奔波劳碌，身体很不好。解放初期私营班社，日夜演出不能很好的休息，1950年为了抗美援朝，我们剧团捐献了青年号飞机，又捐献了妇女号。各地演出一天几场。当时剧团只有我一个主演。1951年，在台上演出吐了血，去当时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得了肺结核病，要求隔离治病。剧团的同志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得了肺结核病，要求隔离治病。剧团的同志们都不敢接近我，限制我吐痰在规定的痰盂，开会谁也不敢挨我近了，更可怕的是开会的团长室门口写着"注意肺病传染！"在台上唱戏同台演员不敢跟我作戏躲过脸去，宁可面向里也怕对我作戏。

我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这是大夫的指示，肺病开放期是很危险可怕，也不能怪同志们。只有祖光不怕传染肺病的威胁，照顾我吃药，量体温，并且每天写病历，还亲自为我安排饭食，准备各种营养品，而且陪我天天到东单广场散步。

祖光当时在石景山体验生活，作工会副主席。他为了照顾我，常常骑自行车赶回来。他总是进门就问："还发烧吗？按时吃药吧？"有一次下大雨他骑车回家，浑身都被淋透了，一进门就先找体温表，为我试体温。他亲手把每份药一包包地分好，包上写好服用的时间。如果我睡着了，他就脱下鞋轻轻走进屋，为了不出声怕惊醒我，他坐下来看书报尽量不走动。

为了让我养好病，又不寂寞能学习，他为我请了一位教文化的老师，一星期来两次上课，这位老师在新民报工作，就在我住的前院，她也就顺便跟我聊天解解闷。

这时我虽然病了，可还要坚持演出，私营自负盈亏的剧团，主演得病也要拚命演戏啊！如果我休息了，全团就要都休息歇了呀！祖光着急，大夫坚持要我全休，我也越来越没精神，每到下午发烧，脸蛋红红的。

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了解部队战士很喜欢评剧，要办一个评剧团，这消息是总政文化部宋之的传来的，部长陈沂来我家跟祖光提出："凤霞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病只有加重了！如凤霞这个团全体参军，成立军委总政治部'解放军评剧团'，协和医院是军管进住的医院，凤霞可先在医院治疗。"

是好事，事情总是应当顺利，就是好事难成，有人在捣鬼，全团参军没成，我一人参了军。虽然有人拚命设置障碍，我也带着"三红"穿军装离开首都实验评剧团，主持我参军的是周扬、陈沂两位同志。

到了部队，我一个人是唱不成的，而且我也必须住进协和医院治疗。肖华同志亲自批准建立"解放军评剧团"，由我任团长。我在各地看戏，选拔演员，一个个挑选。军队剧团条件严格，政治、艺术很不容易齐全。

记得1953年，我和祖光一同去朝鲜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祖光分配在总团，我分配在东北代表团。军队有个规矩，知道夫妇两个都来自一个地方，要照顾夫妻见面。祖光在总团每天慰问活动很多，我在东北分团演出的任务也很紧张，我们彼此不通一点消息。一天，总团领导从志愿军总司令部给六十军某地打来电话说："总司令指示，演完晚场戏，来车接新凤霞会见吴祖光。"我的领导说："这不行，演出要紧，问新凤霞她怎么决定。"我当然回答："演出要紧，祖光是我丈夫，天天在一起，何必在这里见面哪？"六十军政委当场做出决定："这是军队，我们是执行命令，散戏来车，新凤霞就应当服从命令，去见吴祖光。"

果然，我被接到志愿军总司令部，在一个很漂亮的洞里，见到了祖光，还意外地见到了像慈父一样关心我爱我的老舍先生。他和祖光一起是总团的代表，住在一排洞里。这天晚上，总部领导亲切招待，老舍先生还作过一首诗："牛女朝鲜相会了，战地喜事传佳话……"

我们还都喝了酒，我不会喝酒，只喝了几口果子露酒。老舍先生和祖光喝得多，祖光有些醉了。他在这天晚上跟我讲的话，至今我记住："凤霞，这是共产党的军队，讲感情啊！在战火连天的时刻，知道你是我的妻子，总司令指示接你来和我见面哪。"我问："总司令怎么知道我是你的爱人哪？"祖光说："在宴会上，老舍先生无意中说出：'祖光是两口子都来了，他的爱人叫新凤霞。'这么一说，就叫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知道了，立即指示叫人派车，接你来平壤志愿军司令部的。你回去一定不要说这是总团司令部指示，免得叫人认为你特殊。人总要谦虚，这次是慰问，你是演员，演出上尽量使最可爱的人满意。要给工作方便，我这是保护你。"

第二天，我回六十军演出，是祖光和司机送我。走盘山路真可怕，深深的悬崖。祖光说："凤霞，你坐里侧，我靠车窗保护你。"那时坐在吉普车上很紧张，因为刚刚停战，还有敌人破坏，又怕行车有危险。祖光靠车窗，我像小猫一样，把头歪窝在祖光肩上，有他在保护着我，心里就不害怕了。

在六十军代表团，京剧演员裘盛戎、言慧珠，评剧演员我和李义庭演出了一样的戏，我演的叫《秦香莲》，裘盛戎演的叫《铡美案》。战士们看后十分欢迎，志愿军司令部领导也知道了，要看这出戏，但是要求裘盛戎和我同台演这一出戏。我们是两个剧种，同台演出是有困难的，可是司令部首长的时间太少，要在同一出戏看裘盛戎和我的演出。我想到来朝鲜慰问，是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又记住祖光说的谦虚，我主动找了裘盛戎同志，要求跟他合作演出这台戏，我愿意克服一切困难。盛戎同志非常热情，满口答应了说："跟你在朝鲜合演《秦香莲》是很有意义的，我没有意见，而且戏名就写《秦香莲》。"这出戏我们演出来了，中朝两国很多领导人来看戏。我们演完，领导同志上台。谢幕时，我当然让盛戎同志，他也让我。我们同金日成将军、志愿军首长邓华同志等领导一起吃的饭，虽然是在洞子里，首长们平易亲切，使我和盛戎同志都受到感动。从志愿军司令部演到军里，后来我又被调到志愿军司令部，演出最受观众欢迎的戏《棒打薄情郎》。贺老总问："为什么不演《刘巧儿》?"我们团的领导说："这出戏是谈恋爱的故事，给战士们演不好。"贺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说："谈恋爱不能给战士们演，战士们不许谈恋爱吗？这是谁规定的？要演。"我又演出了《刘巧儿》。看见一望无边的战士们鸦雀无声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在冰天雪地里看戏，我心里想：真是受教育哪，人民的战士，纪律严明啊！

我们东北代表团回到东安，志愿军司令部又下命令，把我们评剧组调回，为各军二次演出。我们的口号是要叫每个战士看到戏，听到唱。但是有些不能离开岗位的战士，看不到我们的演出，，我就爬山过岭去为他们演唱。演到病房，演到伙房，演到每个单位，跑遍了各个洞里洞外。回来时在丹东，贺老总在大会上表扬了我。

但是到了沈阳，东北团的领导、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一个宾馆里找我谈话。他说："新凤霞，我找你来是对你进行帮助，这次赴朝慰问演出，你是表现得比较好，又受到总团贺老总的指名表扬。可是你要小心哪，我为你担心哪！"我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又是什么意思。我说："六十军政委陈一震同志也表扬了我，说我在军里演出，下连队，又上山唱给每个战士听。"刘芝明制止我说："不必说了，大家都看见了你的表现，就是担心你回到北京坐在吴祖光的沙发上，你就会变了。吴祖光是从香港来的。"我听了这些话，心里甭提多难受了。受了表扬，从军里到志愿军司令部都对我满意，在志愿军司令部总司令招待我们吃饭，司令还为我和祖光干杯敬酒了，怎么回来会受到这样的"关怀"呢？一盆冷水呀！回北京是祖光跟总团先走的，我们分团后走，加上二次赴朝演出等等，耽误了好几个月，刘芝明的"关怀"和他那使我想不通的话也就淡漠了，我始终没有对祖光说过，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但我心里想，祖光有很多香港朋友，他们对我讲："祖光在香港是著名电影编导，给他都是最优厚的待遇。但他爱国，一解放，1949年就回到祖国北京，下厂、下矿。在香港出门坐汽车，回到祖国宁愿自己骑自行车上班，他真是为祖国吃苦啊。"可是为什么对于没有回来的编剧、导演们现在回来观光，热情接待看成贵宾。对早回来的祖光，倒说是香港来的不可信。前些年李萍倩从香港回国观光，他见到我时说："祖光是爱国的，他回来了，我没回来在香港反倒比祖光受优待。共产党说'爱国不分先后'，我这样想回来就回来看看，想回去就回去再干干，也很自在。"我心想祖光要不回来反倒好了。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