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媛裘丽琳
那时候，上海滩早已成了有钱人寻欢逐乐的场所，公共租界里从二马路到四马路那一带，到处艳帜高张，"幺二"、"长三"、"书寓"等各式各样的妓院充斥其间，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裘仰山早就是这些地方的常客，只是怕自己那位洋丈人知道了会发怒，对自己的事业不利，因此还有所顾忌，宿娼嫖妓还是躲躲闪闪的，即使岳父和妻子有所耳闻询问起来也都推在场面应酬上头。现在岳父已经死去，遗产也已处分完毕，他不必再有顾忌了，因此，他便从原来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转而成为堂而皇之地寻花问柳了。在妻子觉察并且向他规劝了好几回之后，他便盘算着要把她从自己的眼前打发开去，省得经常堵在眼前闲唠叨。正好这时候，他耗资二万银元在家乡湖村兴建的那座新住宅落成了。这样，便找到了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打发她到乡下去居住，这理由便是代替丈夫管理家乡的田产。当时，有不少地主兼资本家的"内助"都是这样做的，而他的妻子也乐得来个"眼不见为净"，便同意让丈夫送她到以前从未去过的绍兴乡下去居住。
裘丽琳
一九八四年深秋，我们访问了母亲的故乡-﹣绍兴县安昌乡湖村。现在当然已很难找到当年看到我们外婆头一回到夫家故乡的人了。因为即使是当年才懂事不久的少年人，现在的年岁也应当在九十开外了，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空气清鲜的江南山乡，九十岁以上而记忆尚是十分清晰的老人也是不易找到的。但我们见到了一些年近古稀的同村乡亲，他（她）们曾经听自己的长辈描绘过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转述起来也还是相当详细而生动的。
据说，裘仰山携眷回乡的时候，是从府城里专雇了一艘能容纳几十名乘客的小火轮径直开回湖村的，一路开来时，船舷两边还站着四名背大枪的警察，舱里还有一个挎匣子炮的巡长。这一方面是为了摆一下威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备遇到路劫的强盗﹣﹣那时候，象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当小火轮停靠到村口那码头边时，全村三百多人口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聚集在那里，连原来在地里干活的人也都放下锄把赶到这里来了。裘仰山富贵还乡时那副显赫的排场固然对这些看热闹的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更主要的他们都是赶来看裘阿三带回来的那"洋鬼婆"和"小半洋鬼"的。
安昌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乡镇，也是地处偏僻的水乡。直到现在，公路还不曾通到那里。那时候，就连定班的航船也还没有，较长一点的路程，除掉步行以外，就只靠着乌篷船和脚划船作为交通工具。在这离镇上七里多地的湖村里，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一辈子最远只到过二十多里以外的柯桥镇，就连只相距六十来里地的绍兴城里也从没去过。那时候，电影这玩意还不曾在中国出现，就连走江湖拉洋片的人也不会到那里去，几乎全村的人都不曾亲眼看到过洋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现在，祖祖辈辈住在本村里的裘阿三却带回来了一个洋鬼老婆﹣﹣尽管只能算半个，当然是要倾村而出来个先睹为快了。
那时候，裘罗氏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比儿子小两岁，这时也已经四岁了，原来是准备带她一起回乡下的，但孩子有位寄娘，自己没养孩子，对她十分喜欢，想把她留在身边。于是，便和哥哥一起留在上海了。这回跟着父母回来的只有一个出生不满半年的小女儿，被裹在襁褓里，由奶妈抱在怀里﹣﹣她，便是我们的母亲。
我想，那一天，我们的那些长辈乡亲要是专程赶来是为了看"洋鬼婆"的话，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许是会感到失望的。因为，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洋鬼婆"和通常中国大户人家的妇女几乎并无什么不同之处。无论是穿着打扮、言谈仪态、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几乎全都一样，就只是鼻梁稍显得高挺些，皮肤也较白皙一些而已。
这样，我们的外婆就带着我们的母亲在这个原来对她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中住下了。她住在那座新盖的三进大屋里抽水烟，睡晚觉，找那些三姨六姑七姐八嫂到家里来嗑瓜子聊天，过着那种典型的乡下财主太太的生活，而我们的母亲则由奶妈抱着满村中到处串门游荡，到会走路的时候便和村子里那些孩子嬉闹玩耍。裘仰山每年秋后回乡一趟，看望一回妻子女儿，料理一下田产帐目，便匆匆回上海去了。头两年里，他是带着儿子剑飞与女儿宏祺一起回来的，以后，由于孩子们都已经上学，便只是他单独回乡了。
我的外婆就这样在乡下度过了五个年头，直到第六年夏天，突然接到份用脚划船送来的电报，知道丈夫在上海暴病身亡，这才结束了那种半隐居的生活，带着小女儿赶回上海去。从这时起直到她九十岁上去世，便一直不曾再回过湖村。
裘丽琳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法弄清外公究竟是患什么病死的，有人说他患的是"瘪螺痧"，那么便该是霍乱了；可有人说他害的是急性伤寒；也有人说两者都不是，他原来没什么大病，只是让庸医误诊，乱投药石给医死的，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总之是从发病起才只四五天，便"伏维尚飨"了。他死时儿子还只十岁，猝然撒手而去，那遗下的一大摊子事情自然落到了妻子肩上。也许是得自她父亲﹣﹣那位阿尔斐特·罗斯的遗传吧，一向从不过问财产家业的裘罗氏这时却出奇地表现出了她的理财本事，她知道要靠寡妇儿来管理这偌大一份家业是不可能的，最终总会落得个受骗的下场，轻则破财，重则倾家，于是，夫丧百日之后，她便委托可靠的中人找来买主，把新天成茶庄连同那几爿分号一股脑儿盘了出去，把卖来的钱存进了汇丰银行。钱庄的股份一时无法抽动，她也托人交涉，办妥手续，把股份改成了长期存款，按年领息，不分红利；这样，看起来收入是减少了些，但可以少担冒不少风险。只有裘天宝银楼，当时正在营业兴旺时期，便保留原来的股份，但同挡手讲妥：无论盈多亏少，每年只取小六分利。这样，裘天宝里的股金便成了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同时，又立下个领款摺子，每月的家用开支都从这家银楼里支取。这样安排妥贴之后，她就在家里坐守着儿子长大了。
我们的母亲在绍兴乡下的最后一年里，外婆已经请了位塾师在家里教她识字和念《三字经》等农村启蒙课本，现在回到了上海，当然得送她进学校念书。可上哪所学校呢？当时上海最有名是公共租界忆定盘路上的中西女塾，那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上海办的一座贵族化女校，虽然学制相等于中学，但也附设有小学部。那里虽然招收的是中国女学生，但其中混血的女孩子也挺不少，把母亲送到那里去上学应该是较为合适的，但外婆考虑从家去那里路途较远，又要经过法、英两处租界当局所设立的防卡，往来接送很不方便，于是便把她送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圣贞德女校。那所学校开设在法租界毕勋路上，离外婆家当时所住的小木桥路比较近，而且从校规来说，天主教会办木桥路比较近，而且从校规来说，天主教会办的学校也要比基督教教会学校严厉得多。
当时，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的法租界上已经办起了好几所女校，最有名的是震旦、圣心、启明那几所女校。圣贞德由于资力较薄，校舍较小，因此只能算是个第二流的教会学校，但那里有个特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外国侨民的孩子，并且有不少还是那些较小国家的侨民的孩子：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希腊……甚至还有少数改宗天主教的犹太家庭的女儿，要是在学校也都使用各自民族的语言的话，那么有不少间教室里简直就会象《圣经·旧约》里所写的造那座"巴别塔"时那样。因此，学校当局规定用法语教课，但在课外的交谈中却并不作这样的规定。由于这些学生中毕竟还是英美侨民的孩子占着多数，另外一些国家和民族，象希腊、犹太等孩子平时讲的也都是英语，因此尽管在这么一所法国教会学校里，英语也还是学生中的通用语言；另外，学校的教师中还有几个英美籍的嬷嬷，她们虽然用法语上课，但在课后同学生交谈中使用的却往往也是英语。在这所学校里，每个学生都有个英文学名（奇怪，为什么不是法文的！）外婆便给母亲起名为 Lily ，中文译名为"丽琳"。以后，裘丽琳便成了她的正式姓名，取代了外公按族中辈份排行给她起的裘宏祯那个名字。当我十四岁后进了一座基督教教会女中念书之后，我曾经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感到奇怪：为什么母亲能讲一口挺流利的英语，但在书写方面却并不行，非但字迹歪斜幼稚，即使连写一封挺简短的英文信，也会发生好几处拼写和文法上的错误？但当以后我了解了她从幼年到少女时期的学校环境之后，我过去的那个疑问便找到解释了。
母亲在圣贞德女校念了七年书，文化程度大致相等于初中生，在那所学校里便算是卒业了，如果要继续上学，按照当时的惯例，就该投考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预科或是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预科，经过两载预科和四年大学，如果能够拿到文凭，就能戴方帽子，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或第二代女学士。外婆并不是个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纯旧式妇女，但她也并不期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女才子"或"女翰林"。她认为女儿所受的教育已经足够了，即使以后当个有名的买办太太或高级外交官的夫人，也足够应付裕如了。于是，便让她留在家里当"三小姐"，同时让那位已经成为典型纨绔子弟的儿子带领妹妹进入社交场合，以便在那些场合中留意物色日后的乘龙快婿。
曾经有人说过：欧亚两洲人结合生出的混血儿不是长得极漂亮，便可能长得极丑陋。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过于绝对，就拿我们的外婆来说，无论从照片上或是我们所看到的在面貌上留下的痕迹，她在年轻时应是属于那种算不得美也算不得丑的中人姿色。然而，尽管上面那种说法并无什么科学根据，但长期以来却有不少人一直把这"逻辑"应用到我母亲的身上-﹣虽然她只有四分之一的欧洲血液。直到现在，我们在美国、香港和国内各处遇到一些父母过去的朋友，谈起母亲的往事时，他（她）们往往都会这样说："你们的妈咪年轻的时候可真是漂亮啊！风头也健，每逢什么大场面，总是让她风头出足！"这时，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就往往会接口说："那当然罗，她妈咪是个杂夹种嘛！"
我并不赞同那种"长得美是由于'杂夹种'（混血儿）"的理论，但母亲确实是长得很美的，当我能懂事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少妇了，但当她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经常吸引得不少各种年龄的男性行人驻步观看，有的甚至会现出一副张口瞠目的呆相或是情不自禁地发出轻微的赞叹声。当她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时尚且如此，那么，她在青春焕发的少女时期的风韵应当可想而知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有一位寄娘，姓丘，比母亲大两岁，是她从少女时代就结识的好朋友，在闲聊中，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描述过母亲的少年时代："那时候你的妈咪真是风头出足，每一回你舅舅带她到'派对'里来，总是特意到得最迟。走进门来，大家的眼前好象陡然一亮，有不少男人连自己的'派脱纳'都丢开不顾了，全都围拢来缠着要请她跳舞……有一回，你舅舅带着你妈咪和我两个去逛张园，马车一过长浜路，就陆陆续续有骑着马的外国人跟在后面，到张园门口时，已经跟上了十多匹马，可惜穿的不是制服，要不然望过去就象一大支卫队，他们一边跟在后面，一边还不断把一束束玫瑰花和康乃馨扔进车里来……"
参加酒宴、舞会、义卖会、剪彩仪式，逛张园，逛丽娃栗妲（当时上海西郊的一个游乐园，面积较大，原址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到公园野餐……身旁有哥哥陪着，后面还跟着一大群追求者，可以由着性子使小姐脾气而不用怕人违拗……这一切便是母亲从十六岁到十八岁那段时间里所过的生活。"美貌是应当受到尊敬的。"有一位英国作家曾在他的作品里这样写过。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当然有些片面，然而也并非全无道理。
但是，过了不久，她对这样的生活觉得厌倦了，对每天都有人送来的夹着情书的花束也感到腻烦了，甚至连每天都要刻意打扮了出去参加"派对"也感到是一项累赘，因此，她便谢绝了几乎所有的邀请，对于那些实在无法拒之门外的朋友便干脆躺在床上装病不见。这样，便把外婆给急坏了，她自己并没有经历过那种狂欢而迷醉的"社交"生活，因此也就无法理解过那样的生活其实就象在酗酒一样，尽管在喝的时候会形成神经的亢奋，如痴如迷，忘乎所以，但到第二天酒醒时便会感到舌干口燥，头晕目眩，甚至会觉得头脑里空无所有，这样，有一些还没有成为真正酒徒的人便会对这样的狂饮滥喝产生厌恶，从此对酗酒远而避之。母亲当时所处的正是这种状态，但外婆由于无法理解，便以为她是由于少女怀春而发生了忧郁症，于是一方面加紧替她物色婆家，另一方面又另想办法带她出外去散心，以防她在家里闷出病来。
出门去游山玩水，赏观风景，当然是个散心的好办法，但当时是军阀割据时期，齐卢之战（指二十年代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所发生的内战）虽已结束，但游兵散勇却遍处皆是，再加上原来盘踞各地的那些"寨主"、"大王"和"舵把子"，要是让这么个沪上有名的富孀带上个似花如玉的女儿出门去旅行，这不啻是在自找麻烦，即使雇上三五名保镖跟随，恐怕也无济于事。那么，除掉跳舞，乘马车，逛张园以外，还有其他散心的办法吗？看来就只有看戏了，特别是那些情节丰富，场面热闹的连台本戏，既能解闷消愁，又有牵挂悬念，无疑是个散心的好办法。
当时正在京戏盛行的年代，上海所有的大戏院如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三星舞台等上演的全部都是京戏，许多名角如汪笑侬、小达子、荀慧生、小杨月楼、高庆奎等都在各舞台挂牌演出。外婆自己并不爱看京戏，可是在为女儿选择观看的戏目时却也颇费了一番斟酌，并且还请教了一些内行的京戏观众，因为她认为那些描写才子佳人悲欢离合和卿卿我我，风流调情的剧目对于女儿显然是不适合的，这样也许会越发增添她的怀春愁思，用现代语汇来说，便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应该让她去看那些内容严肃而又热闹的戏。于是，便有人建议：麒麟童眼下正在丹桂第一台上演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这是部讲历史的戏，其中并无风花雪月，也没有那些公子翻墙，小姐私奔等情节，给妙龄女郎看并无大碍。
我的双亲是在这时的约摸两年之后假座北四川路上的新亚大酒店七楼大厅举行婚礼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上除掉要邀请一、两位社会名流当证婚人以外，还得邀请一位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充当"介绍人"。这位"介绍人"通常还得在婚礼上致辞，煞有介事地讲述他（虽然也有女性的"介绍人"，但极为罕见）介绍新郎新娘相识的经过，以此来"证实"这对新人确实是经过"媒妁之言"而并非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在我们双亲的婚礼上担任"介绍人"的是当时的一位名流，也是位热心的"麒派"戏迷和"麒派"票友，以后也一直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但我却感到：如果在我的双亲的结合中确是该有个介绍人的话，那么，那位介绍人就该是当年建议我母亲到丹桂第一台去看戏的那位亲友﹣﹣虽然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他或她的姓名，因为说起来，也许正是他（她）的这项慎重的建议最后促成了这段姻缘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外婆是不爱看京戏的，母亲的姐姐﹣﹣我们的姨妈﹣﹣当时已经出嫁当了少奶奶，并且刚生下儿子不久，当然不可能陪着妹妹去看夜戏，因此每回陪母亲去看戏的只是伺候她的女佣人阿宝，另外母亲还经常带上个比她小八岁的女孩子一起去看戏，那女孩名叫朱灵芝，是外公的姨侄孙女，自小父母双亡，由外婆收养在家里的。
那时候，上海的绝大多数戏院所实行的还是案目制，便是除掉二楼或三楼上的散座，所有的观众座位全部分别掌握在若干个案目手里，如要看戏，就用电话向熟识的案目订座，案目便根据订座者的身份和要求安排座位。当场不用付票款，到每年端午、中秋和年节时案目自会带了红摺上门来拜节领钱。当然，除掉应付的票款以外，还少不了要开销一笔可观的外赏。可以想象，当丹桂第一台的案目知道来座的是裘天宝银楼的小姐，又是洋场上赫赫有名的裘剑飞裘大少的妹妹时，当然是会表示竭诚优待的，因此给她们安排的是最好的包厢座位，在看戏过程中，各种水果、糖食、瓜子和点心不断地递送上来。当我们姐妹懂事之后，朱灵芝﹣﹣我们的表姐﹣﹣向我们描述当时看戏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我于其说是去看戏，还不如说是吃东西去的，每一回去，总要吃得肚皮发胀，眼睛发直才回来。"
记得大约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在一次同母亲坐在阳台上闲聊时，她给我讲了自己同父亲认识、相恋到结合的经过，因此我能知道从她第一眼看到父亲时便对他产生了好感。"那一天上的戏是《鸿门宴》。"她这样告诉我，"先是那些背后插着旗的花脸和武生出来，一个个地亮相，念引，走圆场，我虽然觉得挺热闹，可又感到没多大看头，到后来你们爸爸扮的张良出来了，我觉得眼前似乎顿时一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绣金花的白蟒，头上戴的是顶白文生巾，望过去英俊而又飘逸，一撩帘子，场上就是个满堂彩，以后一直彩声不断，我也就这样一眼不眨地一直看到了散场和谢幕。"
虽然母亲一直都是父亲的表演艺术的热诚崇拜者﹣﹣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但那是她逐渐懂得了京剧艺术之后的事情，在当时﹣-﹣便是开始看父亲演戏的时候，对她发生吸引的恐怕还是父亲的外貌。当我听了母亲的讲述之后，曾特地把父亲演张良时所摄的剧照找出来细看过一遍。父亲当时正好三十岁，虽然唱的是老生，但没挂口面，脸庞丰满而不显肥胖，一双眼睛大而有神，身量虽较矮些，但穿上厚底靴之后便完全弥补过来，再加上那身颜色素雅的戏装，整个形象确实就象母亲所说的那样是十分"英俊飘逸"的。
从这第一天起，母亲就同"麒派"戏结下不解之缘了。《汉刘邦统一灭秦楚》是连台本戏，每礼拜换演一本。按说，每礼拜去看上一回，便足够了解全剧的情节发展了，但母亲对每一本戏都要去看上三、四遍甚至更多。礼拜天父亲加演日场，都是传统折子戏，象《走麦城》、《古城会》、《马前泼水》、《文昭关》等，她也总是每场必到。中国有两句俗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看戏恐怕也是这样的道理，熟能生巧嘛，于是母亲便从原来一个京剧的门外"女"逐渐地入了门﹣﹣或至少是站到了这项全国性戏曲艺术的殿堂门口处。现在，她已不再停留在爱慕那个英俊飘逸的形象上，而是逐渐成为父亲那种精湛稳健的表演艺术的崇拜者了。无论是俊逸潇洒的张子房，还是那趾高气昂，扬眉吐气的朱买臣，抑或是悲壮慷慨、义薄云天的关羽，甚至是那老态龙钟而又满腔忠义的莫成……都使她为之倾倒，她所爱慕的已不再只是个漂亮而走红的京戏演员，而是个年轻而日臻成熟的表演艺术家了。
我们大家都曾年轻过，因此当然能理解当一位少女的爱慕之忱发展到白热程度的时候，一定是十分渴望自己的心思能让对方知道的。-﹣尤其是我们母亲的血管里还留着有四分之一的苏格兰血液，而据说在英伦四岛的各个民族中，苏格兰人素来是以具有热情奔放的性格著称的。即使就以其他那四分之三的血液来说，尽管汉族的女人一直被认为比较拘谨自制，但从古到今，也颇不乏年轻妇女主动表达爱情的事例：文君当炉，红拂夜奔，红叶题诗，风筝传书……等等，虽然其中有些只是传说或戏文故事，但既能形成传说，编成故事，那也必定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
然而，用什么办法才能向意中人传转自己的爱慕之忱呢？……
周易
周采蕴，笔名周易，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与上海名媛裘丽琳的女儿，排行第二。解放初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因其出众美貌和高冷性格被称为“石膏美人。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是著名的商人和作家，著有描写父母爱情故事的《伴飞》等作品。
周信芳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籍贯浙江慈城（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苏清江浦，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六岁随父旅居浙江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七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出。后流动演出于汉口、芜湖及沪宁线一带，改艺名“七灵童”。1907年至上海演出，始用“麒麟童”艺名。次年至北京，进喜连成科班，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辗转烟台、天津、海参崴等地演出。1912年返沪，在新新舞台等剧场与谭鑫培等同台演出，演技渐趋成熟。1915年进上海丹桂第一台，后两度赴北平。1924年回沪，先后于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尝试改革京剧艺术。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诸多剧目。艺术上勇于创造，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1975年3月8日在上海病逝。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香妃》《董小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