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部评书《岳飞传》突然火遍全国。每天中午12点，从东北的鞍山到南方的安徽，无数家庭围坐在收音机旁，聆听评书演员刘兰芳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这部评书创造了中国广播史上的奇迹——半导体收音机卖断货、电影院为配合播出调整放映时间、街道犯罪率下降，刘兰芳因此得名“净街王”。
刘兰芳，原名刘书琴，1944年出生于辽阳一个曲艺世家，她14岁辍学后拜师学艺，15岁考入鞍山曲艺团，成为一名东北大鼓学员。1979年，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录制传统评书，编辑李喜元选中了刘兰芳。
刘兰芳接到这个任务后，回家和丈夫王印权商量该说什么内容。王印权也出身于曲艺世家，原本是鞍山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快板书演员，他建议刘兰芳说岳飞的故事。此后刘兰芳和王印权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他们白天上班演出，晚上熬夜编脚本，常常写到凌晨一两点。117回、60多万字的《岳飞传》脚本，是刘兰芳和王印权用碎片时间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1979年9月1日，《岳飞传》在鞍山电台首播，立即引发轰动。不到一年时间，全国66家广播电台复录播出。辽宁省海城县百货商店积压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抢购一空，安徽一些城镇的晶体管收音机也一度脱销。
《岳飞传》的火爆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辽宁台收到听众来信5000余封，虽然其中绝大部分是赞扬，但也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最为敏感的是民族问题。
《岳飞传》中沿用了一些传统说法，如“番奴”、“金鞑子”等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词汇。更让刘兰芳没想到的是，书中使用的“巴图鲁”（蒙古语“勇士”之意）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岳飞抗的是金兵，与蒙古族并无直接关系。
这些细节在普通听众中可能被忽略，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却引发了实际问题。据辽宁台的一份汇报材料记载：《岳飞传》播出后，辽宁省一个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蒙古族青年说岳飞不好，一部分汉族青年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双方话不投机，竟然打了起来。还有一个蒙古族家庭，孩子天天听《岳飞传》，父亲不让听，孩子非要听，气得父亲把收音机砸了。中宣部的领导在听说了《岳飞伟》引发的争议后，要求各大电台将其停播。
198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注意到了《岳飞传》被停播的情况。陶钝是老资格的文化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长期从事曲艺研究和创作，他深知《岳飞传》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决定从中斡旋。陶钝给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写了一封信，从专业角度谈了对《岳飞传》的看法，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主张修改后继续播出。
陶钝
王任重是在1980年2月兼任中宣部部长的，面对文艺领域的新情况，他展现了务实的工作作风。1980年9月24日，王任重复信陶钝，明确表态：“同意你的意见，《岳飞传》把刺激少数民族感情的语言去掉，可以继续广播。辽金侵汉是反动的，岳飞抗金是爱国的，正义的，这个问题应请历史学者写文章。”
此后辽宁省委宣传部立即行动，组织召开座谈会。会议邀请了省内外史学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教授、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20余人参加，省民委、鞍山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电台、曲艺团和刘兰芳本人也出席了会议。
座谈会经过研究，对《岳飞传》制定了详细的修改方案：
第一，在内容上突出抗金斗争和忠奸之分。主要历史事件、人名、地名尊重史实，一般情节容许虚构，删去原书中封建迷信、色情描写等糟粕。
第二，涉及民族问题做如下修改：
凡对少数民族有侮辱性的语言，如“番奴”“金鞑子”等一律避开，代之为“金兵金将”等，并适当增加金国人民和下级士兵反对金兀术发动侵略战争的描写，把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区别开来。
对宋金战争，尊重历史，仍作为两国战争来写。但对宋朝不称“中国”，而代之以“大宋”、“宋朝”、“我朝”、“中原”等。建议在“说评”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做一些“今释”，删去“长城为界”等词句。
此后鞍山曲艺团和刘兰芳按照修改方案，对《岳飞传》进行了全面修订。修改后的《岳飞传》很快重新播出，并与全国60多家电台交换作品。
这一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当时文艺管理政策的调整方向，王任重在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一提法后来成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方向。
王任重
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能看到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过程，更能看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方如何以智慧和担当化解矛盾、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这或许正是《岳飞传》故事之外，留给我们的另一份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