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生涯回忆（6）

郭绍琦

我在六十年代初，正式调进武川县晋剧团担任编导工作。实际上自五五年我调来武川后，即不断参与剧团的业务工作，因此对晋剧的发展始末比较熟悉。

武川晋剧团于一九五三年秋建成后，全体演职人员艰苦创业，排练了大量剧目，深受群众欢迎，是全县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设备简陋，剧目陈旧，缺乏更新，加之人事纠葛等因，日久逐渐影响了收入，往往入不敷出，演职人员还要兼搞其它劳动补贴生活。

我来武川后，遵照晋剧团要求和领导指示，抽出时间为剧团排了“茶瓶计”、“秦香莲”、“三姐下凡”、“审诰命”四个剧。根据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我和演职人员对旧戏曲立足于改革，对传统的舞台调度，陈规旧套持批判分析态度，去芜存菁，剔糟取精，采用新颖的导演手法排戏，大胆革新实践，加之剧目新鲜，剧情曲折，演出后获得了好评，上座率骤然猛增。为此，我自己受到了领导的表彰和艺人的赞扬。

首战告捷使我增强了排练晋剧的信心和兴趣，在五十年代后期，我虽未调进剧团，却为剧团接二连三地排戏，五七年春，经呼市演出办公室同意，武川晋剧团在共和剧场演出三天。首场上演“三姐下凡”，居然受到呼市观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竟连第三天的票也销售一空。

原来冷眼观望的剧场人员也对剧团刮目相看了，热情地要求剧团续订演出合同，以至一连演出三个多月，上座率毫不减低。全部收入除还清一切外债和补发了演职人员的拖欠工资外，还购置了上万元的服装、灯光、布景，真正地打了翻身仗。

此后，剧团迫切要求排新戏、改革旧陈规，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视如至宝，坚信不疑，和我也结成更深厚的友谊。

一九六一年，我正式调进武川县晋剧团时，内心感到空虚、忐忑不安。固然，在我未调入剧团的前几年内也曾为剧团排过一些戏，而且获得好评。其原因有三：一是仰仗党的戏曲改革方针政策的指引；二是凭借全体演员的支持协助，特别是老艺人在技术上的密切配合；三是自己在导演手法和工作方法的创新改革等等所致。

当正式调入剧团时则顾虑重重了，最根本一点是自己对晋剧艺术的内在规律和表演程式还是个外行，单凭热情、大胆和导演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发现我的思想顾虑后，及时给予了多次耐心的帮助，指出要先当学生后当老师，时时深刻向群众，向艺人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逐步摸清晋剧艺术规律，搞好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同志的教诲，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

此后，我决心先当学生，一切从头学起。学习内容很广泛，比如：各种服装、头戴、靴履、把杖、道具的名称、用途；不同人物、性格、身份地位的不同身段、动作、出场、亮相、台步；武戏中的各种程式、档子、起霸、走边；打击乐的使用；曲调唱腔的变化、安排；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以及晋剧的起源、发展沿革等等都是我学习的范围。

边工作边学习，既当老师又当学生，随时随地请教发问，记入日记，从而使自己的戏曲知识充实丰富了起来，与其说我辅导了剧团，不如说剧团培养了我更为确切。

在党的文艺方针、戏曲改革政策的指引下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下，晋剧团先后排出“沉香扇”、“追鱼”、“雌雄剑”、“杨金花夺印”等三十多个古典剧。

排出“红灯记”、“李双双”、“洪湖赤卫队”、“日毛女”、“草原英雄小姐妹”、“杜鹃山”、“瘦马记”等十三个现代剧。编写了古典剧“杨金花夺印”十余本。

武川县大青山地区是全国驰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姚喆、张达志、杨植霖、白如冰、张绍庭等同志均在这一地区领导人民群众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无数先烈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壮烈牺牲在这一地区，编写戏剧、歌颂英雄、先烈、是戏剧工作者的天职，为此，在一九六四年，我借全国戏曲革命之东风，深入山老区井儿沟等地收集素材、体验生活将近一年，经过党的不断教导、指引和老区人民的帮助支持，创作出大型革命现代晋剧：“青山烈火”，内容反映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终于战胜了日寇侵略者。

此剧经武川县晋剧团排练，于六四年冬赴乌盟参加汇演，受到了欢迎和奖励。

当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我们做的还非常不够，但总算能凭藉舞台阵地，讴歌颂扬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上可以慰藉先烈在天之灵，下可以教育子孙后代，从而了却了平日宿愿。每思及此，我和剧团的同志们都感到无限的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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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敬爱的党改正了我的错划“右派”问题，留在我心中的阴影得以彻底驱散，足以说明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

随着“四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祖国山河日新月异，焕然一新，亿万人民的春天又来了。

在党的和熙阳光照耀下，我迅跑猛进，以夺回失去的时间，百花园内耕耘撒种，奋笔疾书追忆往昔，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我愿作伏枥的老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