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生涯回忆（5）
郭绍琦
在一九五五年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里，我从内蒙古艺校来到这山青岭翠的金色粮仓，我的第二故乡武川县。县境内的山老区曾培育出成百上千的抗日健儿、革命战士，它又是全区著名的粮仓之一。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成批地输出粮食，支援四化建设，为祖国为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在苦难的岁月里，军阀、土豪、帝国主义、买办等象一群豺狼，吮吸吞食着它的血肉，解放后，武川县才获得彻底翻身，但是它的文化生活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先进地区。
对此，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及时调配了文化干部，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文化艺术干部，我决心在这块先烈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锻造自己，在这广阔的肥沃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武川县不仅盛产粮食，也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库。境内流传着千姿百态的民间艺术，计有二人台、爬山调、大秧歌、晋剧、踢鼓子、跑圈子秧歌、高跷、早船、耍狮子等等，在农历正月十五更是群众文娱活动的高潮，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遗产都是劳动群众、民间艺人创造的结晶。
然而，由于在旧社会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也渗透一些宿命迷信的观点、以及低级趣味、色情等不健康的东西，在五十年代中期，这种影响仍严重残存着。
此外，在各种演出中歪曲英雄和工农兵形象的现象也时有发现。业余剧团时建时垮，活动中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
总之，缺乏正确的引导和艺术辅导，致使全县人民没有足够的文娱生活。
一九五六年我被晋升为文化馆副馆长，面对工作任务感到吃力，缺乏经验。经县委宣传部长常效苏等领导同志谈话启发，使我豁然开朗，明确方向，和文化馆同志们共同研究制订了工作计划和方法，确定大量供应演唱材料和辅导重点业余剧团两项工作内容。
前者是使群众有戏可唱，后者是通过重点摸清规律推广全面。我们在三道凹和马王庙两个业余剧团辅导将近半年，克服了重重困难，对不识字的演员就一句句地教台词；父母阻拦儿女演戏的就讲清政策耐心说服；没有化妆品就用素油、锅底黑、点心红红代替;服装道具向群众借用。
经过努力，这两个业余剧团排出了“二娃与改花”、“买毛驴”、“卖碗”、“打金钱”等二、三十个小歌剧、二人台。整理了跑圈子秧歌、踢鼓子中的“踩萝卜”、“接闺女”等三个民间舞蹈。自始至终坚持贯彻了党关于业余剧团：“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陋就简、勤俭节约”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
剧团上演后，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于是要求参加剧团的，支援财物的，附近村子要求演出的，纷纷找上门来。对此，党政有关领导非常重视，帮助总结了经验，并向全县通报。
“一花引来百花香”。不久，全县各地业余剧团象雨后春笋，纷纷参照重点业余剧团的经验活动了起来。一些剧团找上门来要求辅导，我们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为此在五十年代末期的几年中，先后辅导了西乌兰不浪、耗赖山、哈乐根根渠、大青山、二份子、厂汗木台等二十多个业余剧团。
长期下乡搞辅导工作已成为我的习惯和最大乐趣，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建立了深情厚谊。向农民传授了艺术知识、技巧，用以正确地塑造工农兵形象，宣传党的政策。
同时，我也向农民学习了劳动操作和生活知识，他们身上的诚恳朴实、勤劳勇敢的道德品质是我转变世界观的一面镜子。通过搜集挖掘民间艺术遗产，又使我吸收了较为丰富的艺术营养，得到了哺育，不断充实自己的艺术实践。
由于党的文艺方针指引和上级领导的关怀重视，我们于五十年代末期，在辅导培训的基础上，举办了四次全县文艺汇演。
全县的艺术精华云集一堂，争芳斗艳，各放异彩，充分显示了县内群众文娱活动蓬勃兴旺的大好局面。真可谓：“阳光沃土百花茂盛、青山翠岭万紫干红。”
遵循毛主席关于“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的教导，在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利用冬季和农闲时间，分门别类的举办多次文艺骨干训练班，采取流动、分片、大小型结合等不同形式培训。
内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计有表演、创作、身段动作、音乐简谱、以及剧团团长业务等等。鉴于文化馆业务力量薄弱，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比如曾聘请晋剧团的同志辅导身段和打击乐器，聘请内蒙文联作家讲创作课。
我和馆内同志多次去内蒙艺校、歌剧团学习有关文艺技巧、知识。总之不会就学、现炒热卖，尽量满足群众需要，以提高文娱活动质量。
除县办大型训练班外，在农村分片和流动训练均未花费过国家一分钱。
分片是在全县内划出几个培训区，由区内各个剧团选派优秀骨干、小导演自带口粮，定时定点集中训练，结业后演出几场以酬谢点上的群众。
流动训练是集中优秀骨干若干名，边培训边巡回演出，上午行路，下午讲课排戏，晚间演出，由沿路演出的各个村子供应食宿、灯火、化妆费。
其优点很多，首先是训练与演出实践密切结合了起来，使训练内容方法更富于实践性，经受演出的考验，不断得到充实、修正。其次是锻炼了学员、满足了群众文化生活，节省了国家开支。
这一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确实培育出为数众多的文艺骨干，其中一些优秀演员先后被输送到内蒙、乌盟和本县的职业剧团，如索燕、高玉兰、韩粉粉、乔生才、范长林、马栓全、祁凤鸣、张沛莲、侯凯、贾白娃等二十余名。
此外，我馆在五七年受文教局委托，为武川师训班培育音乐师资十余名。
一九五八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我被错划为“右派”，被撤了副馆长职务，留在文化馆继续工作，但自己对党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问题会得到合理解决的，仍然积极作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和文化馆同志们一起走遍全县各个公社，先后建起农村俱乐部七个，图书阅览室二十余个，并开展讲故事、演唱、创作等项活动。对党的文化艺术事业仍然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搞下去。
五十年代尾期，亿万劳动群众忘我地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指引下，我和文化馆全体同志着手开展了群众性的民歌、文艺作品的创作运动。
在此基础上，我自己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并发表在内蒙、乌盟出版的刊物上。计有戏曲剧本“春风歌”、歌剧“送水”、小话剧“幸福路”、爬山诗歌“公社化的道路天堂”等。
与此同时，在武川县委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协助韩燕如同志（现任内蒙文联副主席），搜集整理了武川县的爬山诗歌和曲调，经中国文联有关艺术家的鉴定核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爬山歌第三辑”，内容分为揭露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和歌颂在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两大部分。
创作歌颂党、歌颂英雄的文艺作品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报答党培育之恩的心声，过去如此，今后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