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生涯回忆（4）

郭绍琦

一九四九年初，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华北军区和绥远省军区文工团搞宣传演出工作。

随军作战、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进行火线鼓动、协助抢救伤员，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倾听了战士和农民的悲愤诉苦，加之部队首长的谆谆教诲和战友的团结友爱，从而促使自己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

解放后的新社会没有压迫、盘剥。艺人被尊称为人民演员、艺术家、文艺工作者。

有的还被吸收入党，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文艺队伍中，没有排挤、欺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现象，而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批评自我批评。

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经过党的哺育，我不断克服了各种旧的观点、思想意识、作风，掌握了一些文艺知识和艺术特长，成为一名新的文艺工作者，并参与了以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戏剧演出。

这类剧目计有“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逼真的戏剧情节和艺术魅力使成千上万的观众痛哭流涕，怒不可遏，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农村的“土地改革”、“参军入伍”、和部队的“诉苦运动”、“火线立功”等运动。

一次，在河北省的唐官屯演出“血泪仇”时，一位战士怒气冲冲地闯入后台，揪住扮演反动地主的演员劈手便打，经劝阻了解，原来他家的命运和剧中角色王仁厚相同，经一再解释说服，才悻悻而去。

另一次在赵各庄演出“白毛女”后，我所居住的房东大娘痛不欲生，经规劝讯问，大娘哭诉她的十七岁女儿也和白毛女命运一样，被恶霸地主强行糟塌后精神失常，奔跑得无影无踪，下落不明。

是啊！党培育出的革命戏剧，教育和提高着广大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也同样教育了演员自己。通过演出，我和剧中受压迫角色的命运融汇在一起了，往往在舞台上为剧中角色痛哭流泪，使所演之角色真实而形象。

在思想上由原来同情劳动人民到同仇敌忾，憎恨反动派。我在工作学习劳动等各方面都非常起劲，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此后在党的哺育下深入部队、农村、参加了土改复查等运动，使自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工作者。

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不久，驻在丰镇的绥远省机关单位纷纷迁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省文工团的演员们大多是大专毕业生，在等待着他们的新任正团长，以便进入归绥后适应复杂的新环境。

团长上任了，使演员们瞠目惊呆，凝视着一个头戴毡帽、身穿老羊皮袄，脚踏牛鼻子洒鞋，干巴黑瘦的庄户人。此人正是刚刚卸任的集宁县长，新任省文工团长刘启焕同志（现任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委员）。

开始，演员们冷眼观望，经过几个回合，文工团面貌焕然一新，秩序井然，充分显示出刘启焕同志的领导才能。至此，秀才们才绽出笑容、肃然起敬了。不久，刘升任省文化局长，仍经常穿着补钉衣服，满怀热情地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文娱活动情况。

为了促使文艺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在五十年代初，他倡议并创办了省民间艺人学习会（后改为内蒙古艺校）。

其任务是培训各旗县的优秀民间艺人、业余文艺骨干，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创编排演戏剧。

一九五二年夏，我从部队转业后，即被安排在民间艺人学习会搞辅导工作，排戏教唱。

在刘启焕同志关心培养下的民艺会声震全省，工作得十分出色。记得当时创编、排演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较有影响的剧目，计有“二娃与改花”，“放下包袱”，“自由花结了果”，“割麻黄”，“三女劝夫”，等。有力地配合了土改复查、镇反肃特、生产自救、贯彻婚姻法等项运动。

著名二人台演员顾小青、乔玉莲、刘全、祁风英等同志，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蒙绥政府合并后，民间艺人学习会改建为内蒙古艺术学校，我和一些老师被送到中央进修深造。每天上午在中央戏剧学院听苏联专家讲戏剧课，下午分别到京剧院、评剧院、歌午剧团观摩学习。

一年的学习，不仅使我获得了系统的表演导演知识，观摩了著名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而且还拜音乐家马可、陈紫为老师，学习了作曲知识和技巧，为我尔后从事编剧、导演、作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对我的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