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字温如，回族人，出生在北京一个很有艺术情趣的大家庭里。他祖父一代是靠卖洋灯罩（即油灯罩）维持生计的。后来他父亲弟兄几个凑了钱，在北京阜成门外开了一个茶馆，人称"门马家"，日子才一天天殷实起来。"门马家"茶馆的院子很大，生意挺红火，每天都有很多戏迷聚在那儿一边喝茶，一边谈戏、评角儿，有时高兴了还吊嗓子、耍把子，这茶馆成了戏迷们聚会的"沙龙"。日子一久，马连良的父亲马西园及老弟兄几个就都迷上了戏，有的开始拜师学艺参加演出，有的当票友，在义务戏中客串点角色，更多的是跟朋友们一起自唱自娱。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则是正式下海的。到了马连良这一辈，马家人多数都进了梨园界了。
马连良9岁进叶春善创办的富连成科班学戏，排在第二班"连字辈"，由茹莱卿先生开蒙。他初习文武小生，后归须生，艺宗谭派，并私淑贾洪林、刘景然等前辈，学了8年出科后，又拜孙菊仙为师继续深造，并吸取了余叔岩、刘鸿声、高庆奎各家之长，融会贯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科班时，马连良得到了叶春善、萧长华、蔡荣贵等名师的精心指导，8年中学了百余出戏，这使得他一出科在北京就有了点小名气，然而令他真正爆得大名的却是在上海。
也许是马连良年轻时吊嗓子过于用功，他学出科不久即遭遇嗓子嘶哑。这种情况在年轻人叫"倒仓"，在中年人身上就叫"塌中"。一般来说，"倒仓"的嗓子如果调整得当，是可以慢慢恢复的，而"塌中"则不容易恢复了。嗓子哑了的马连良不是不能唱，而是唱的时间不能长，一出戏中只有半出能唱下来，下半出嗓子就出"鬼音"了。余叔岩也曾"倒仓"，但余的功夫太深，能真假嗓子（所谓两条嗓子）巧妙地并用，观众亦能接受，况且余已名满天下了，戏迷们都买帐，所以并无大碍。而马连良那时名气还未上去，世面尚未闯开就遭遇"倒仓"，这令马连良非常着急。
马连良非常聪明，他有他的"招"，变着法子扬长避短。嗓子不行了就突出武功，唱没把握了就加强道白，在选择剧目上专拣那些以道白和武功为重头的戏演。京剧中老生的角色常作为正面人物，往往有大段的义正辞严的道白，拿下了这些道白就拿下了戏的精华，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唱的分量，同时又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可是京剧毕竟还是要唱的，唱起来嗓子"不挂味"，戏迷们还是品得出来的。北京的老戏迷们就是这样厉害。
在北京一下子打不开局面，马连良就南下福建闯路子，找那些京剧不甚普及的地方去唱戏。当时福建人不太懂京戏，即便去"卖野人头"也未必空手而归，更何况马连良是富连成科班出身的角儿呢，所以他在福建一年多，竟然唱红了，尽管每月包银只有700元（若在上海的话，名角一月起码是要3000元，梅兰芳是每月3万元），可照样天天卖座。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的嗓子慢慢又恢复了，行将北返之时，他在艺术上也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
那时候的生意人极讲究市场信息，一旦抓住了一个红角儿是不肯放的。当时三马路（汉口路）上有一个很老的戏馆子叫"亦舞台"，老板叫沈少安，是个聪明的生意人。他知道马连良的嗓子已恢复了，将从福建乘船北返，必定要到上海换乘火车，于是就打听到了确切的时间，到船码头上亲自迎接马连良，请他在上海唱几天戏再走，如果唱一个月即给包银1000元。马连良想：若在北京等上海的戏馆子来请，还不知等到何年，自己眼下尚没有这等身份，现在正好路过，又是人家主动来请，何乐而不为？结果，一炮打响，上海滩为之轰动。那时的亦舞台可坐2000人，天天客满，我大哥孙仰农天天去看。那时是20世纪20年代，我才十几岁，有时也挤在大人当中前去凑热闹。沈老板发了大财，这就更要抓住马连良不放了。一个月演完又加演三天帮忙戏，沈老板又增加1000元作为奖励，但是有一个条件："今后来上海唱戏只能在我这儿唱，不能给别的戏馆子唱。"那时按北京的生活水淮，一个人一个月30元钱已是富人了，马连良在福建一个月只挣700元，到了上海沈老板一下子给了他2000元，而且日后还要请他来唱，他当然一口答应。
马连良在家排行老三，人称"马三爷"。跟他熟悉的朋友常常议论：马三爷戏唱得好，人也做得好，又善于把握市场（即观众）的要求，如果学做生意，也一定做得好。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班底的安排上。
马连良非常注重自己的配角，甚至不惜代价地培养提携配角。因京剧中有不少夫妻戏，如《四郎探母》、《武家坡》等，他认为能光自己唱得好，如果配角不强的话，整个戏也就大减了风采，所以他对配角要求很高。马连良的班底在所有的戏班里是最强的，连梅兰芳都没有如此强盛的班底，而且马善于起用新人，张君秋、李玉茹、王吟秋都是他带来上海演出，在上海爆得大名的。马连良起用新人，一来是培养了人才，同时用新人价钱便宜。他用的旦角并非固定，但都要求是富连成科班出身，梅兰芳反倒无此远见。马连良的小生用叶盛兰，花脸是金少山，世称"金霸王"，还有郝寿臣和裘盛戎；小花脸是马富禄，是他的当家小花脸，丑角中的第一块牌子，与之配合时间最长，还是马连良母亲的干儿子，又有兄弟情谊，所以配合得极为默契。
马连良对待班底很舍得花钱，演戏自己挣了钱，也不亏待弟兄们。来上海唱戏有时带了叶盛兰，同时还要带程继先作艺术指导，因程继先是前辈，什么戏都会，人称"戏包袱"，演员碰到什么问题，一问他准能解决。况且马连良又惜老怜贫，跟他出来一次有一份收入，不管到时候能不能派上用场。对待慈瑞泉和贾多财亦是如此，有时把他们两个老丑角与马富禄一起带来。一副班子里带3个丑角，在别的班子里还不曾听说过，足以说明马连良敬重前辈、道义为先的品德了。在"戏份儿"的分配上，他也一向大度。唱红之后，一般戏馆给月包银3万，他就给他的旦角1万，对前辈艺人还更照顾些。有了这样的老板，他手下的哪个配角儿还不心平气顺呢？所以他的哥儿们都很齐心。后来他组织"扶风社"、"马连良剧团"，再后来出掌北京京剧院和北京戏剧学校，不仅艺高盖世，还以善于团结人出名，甚至到了十年浩劫时期，他的班底中也没有一个背叛他的。
我过去每年总要往北京跑两次，要紧的事办完之后，总是与我堂兄孙蔼仁"泡"在戏馆子里，晚上常去余叔岩家听他吊嗓子。余在休息的时候就和大家聊聊天，也说说戏。
有一次，大家聊到了马连良，余三爷在一旁冷笑了一声，说我们不懂戏，不知道马连良的毛病在哪儿。我们年轻好奇，便一再追问。余三爷说，马连良那是为了讨好观众，把青衣的唱法掺和到老生的唱法里去了，比如哪出戏里哪一段哪一句，他列举得清清楚楚。说实话，不经他指点我们听不出，而经他这么一讲再去听马的戏，确如他所言。但问题是马连良必须扬长避短、推陈出新，按照自己的体会搞点小改革，而他的这种改革又被观众接受了，常常赢得满堂好，那就应当认为是成功之举，而不能视之为"驴叫"。有些地方按传统的观念看好像是毛病，若从改革的角度看，就是独步，是创举。依我看，只要能取巧，能与戏中情节和人物性格相配合，那些改革就应当被肯定。所以我们私下里议论：余三爷对马连良嗤之以鼻，大概有些妒贤了吧。
马连良的前妻是王慧茹，为马家生下崇仁、崇义、崇礼、崇智（后改名马健）、崇延及女儿萍秋、马莉。王慧茹去世后，1934年马连良与陈慧琏结婚，婚后生下崇政、崇思和女儿静敏、小曼。
陈慧琏夫人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强人，人称"马三奶奶"，原是武汉地方戏汉剧的花旦演员，红得很，马连良到武汉唱戏时与之认识的。她原本南方人，到北京后改唱京剧，回到武汉倒唱红了，与马连良的经历很有相似之处。她最初嫁武汉一富商，因此武汉商界的知名人物她都认识，这段早年的经历，想不到后来竟帮了马连良大忙。
解放初，马连良率团赴香港演出，因香港市面不好，戏馆子老板躲起来了，把剧团"凉"在那儿撒手不管了。马连良一行不仅唱戏的钱没拿到，连旅馆费和回程的路费都没落实，急得团团转。我那时正为邓葆光宝丰行的事去香港，俞振飞介绍马连良与我见面，问我有没有办法帮助剧团回内地。我那时因特殊任务在身，同时孙家的资产大都还在上海，孙仰农到香港后日子也不宽裕，还要靠教戏为生，所以对马连良他们的困难也爱莫能助，只能答应他回上海向人民政府反映一下，能否由政府出面解决。我回上海后即向华东军政委员会负责文化工作的夏衍汇报了此事。可那时刚刚解放，新生的政权面临着千头万绪，戏剧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连梅兰芳也还呆在上海，尚未接到北上京城的通知，何况远在香港的马连良呢。后来还是陈慧琏夫人通过城的通知，何况远在香港的马连良呢。后来还是陈慧琏夫人通过武汉的一个大老板贺衡甫，方才解了围。
这个贺衡甫原是武汉商会的会长，解放前武汉所有的大纱厂都是他的，在地方上极有影响，是武汉的"荣德生"。在武汉沦陷之前，他们这些有钱人纷纷跑到上海来租房子，找个避难之所，我在西北军的刘骥那儿认识了他。因我为刘骥代理经营房地产，而刘曾任冯玉祥的参谋长，也是武汉人，是军界的知名人士。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商人们免不了要从军界打听些信息，所以贺衡甫到上海时，就常在刘骥的住处（安福路）打牌，我们亦成了牌友。贺为人豪爽，也迷马连良的戏，所以当他得知马连良被困香港后，就慷慨解囊，出外汇包下一架飞机，于1951年10月把整个剧团接来武汉。那时贺的身份是中南区军政委员会的副主任。马连良一行人在武汉组成马氏剧团（即"中南联谊京剧团"）开展演出。第二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马连良，并鼓励他来京。于是到了8月，"马连良京剧团"得以在北京成立，从此才恢复了正常的艺术生活。1955年，马连良又与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组成北京京剧团，马连良担任团长，直至"文革"中含冤去世。
陈慧琏夫人很有大丈夫气概，处处能拿稳大主意。"文革"后抄家物资发还，那时梅太太福芝芳生活困难，陈慧琏就拿出一部分送给福芝芳。陈氏在梨园行里口碑很好，如今也该是耄耋老人了。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