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年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唱戏的。"这是说京剧这门艺术具有博大精深的特性，不是一般急功近利者或者纯粹依样画葫芦者能够掌握好的。我过去对此话很不以为然，看戏玩票只是凑凑热闹，个人爱好而已，后来直接接触了梅兰芳先生，不仅是看他的戏，而且常去他家串门，了解了梅先生的为人处世和从艺道路，才慢慢悟出了此话的分量。可以说，梅先生取得的成就不是十年功夫的问题，而是他以终生的全部心血不断学习、磨炼、探索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仅是戏内的学问，而于戏外的诸多方面，都大有学问。
我家与梅家的关系起于上一代人。一方面因为几代人都是戏迷、票友，我父亲还与梅为赈灾同台演过戏（在兰心大戏院），另一方面还因为与中国银行的关系。我的伯父孙多鑫是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另一伯父孙多森和一个姑父李士伟当过该行的副总裁；为我家的中孚银行服务了几十年的聂辑椝之子聂其炜，也曾在中国银行出任过要职。到了我这一辈，家族中干银行的就更多了，与中国银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梅兰芳的"钱袋"、梅党的祖师爷冯耿光（幼伟）先生正是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且中国银行的一班经理和高级职员如吴震修、许伯明等人，无一不是捧梅健将。如此一来，孙家的票友与中国银行的梅党，就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了。尤其到了抗战时期，梅兰芳为表明抗日决心，蓄须明志八年不登台，最后几年只得靠变卖文物和出售字画为生。冯六爷（耿光）和吴二爷（震修）没去重庆，只能息影沪上租界内，杜门不出，钱袋也"空旷"了。而我当时因"落水"当了复兴银行的行长，掌管了不小的金融实权，家里又有阜丰面粉厂为后盾，冯六爷和吴二爷就关照我，应设法接济一下梅家。适逢当时我的侧室吴嫣正在向梅先生学戏，我就更觉义不容辞了，于是往马思南路（今思南路）梅家走动的机会就多了。以至到后来，梅家小九梅葆玖竟成了我的义子，这也是我原先没敢想像的。
梅先生晚年的秘书（亦是铁杆梅党）许姬传先生，在50年代曾写有长篇《梅边琐记》，在上海唐大郎主持的《亦报》上连载，记叙了50年代在梅身边看到和遇到的情景，于是"梅边"一词似就成了一个专用词语。我在这里借用一下这个概念，谈谈我在"梅边"的所见所闻，或许也能补天下梅党们所述之不足。
以我这个"梅边"的眼光，我似乎觉得梅先生身上的"玩意儿"，可分"硬功"和"软功"两个部分。"硬功"是指演技，即"手、眼、身、法、步"和"唱腔"，那真是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概括。无论什么戏，从他嘴里唱出来，那圆润、清亮的嗓音定能夺人心魄，叫你不得不神往。看别人走"圆场"（以小碎步快走）的时候，离台近了总能听到"咚咚咚"的脚步声，而看梅先生的"圆场"，你离台再近也听不见声音，他上身纹丝不动而脚下飞快，像是踩着风在台上飘飞似的。他的唱腔也没有惊天动地、山崩海啸之处。但全都围绕一个"情真"而上下合度、刚柔相济、举止中矩、恰到好处。有的地方，别人怎么学也学不会，那是天赋。人们说他是"平淡之处见精深"，但他为什么能够于平淡之处见精深呢？这个"精深"是如何从他那"平淡"之中透出来，又感染了观众呢？为什么别人的平淡就是平淡，而他那平淡就成了集大成者了呢？我以为，这就要归功于一个"软功"的问题。所谓"软功"，即是指他的天赋和时代条件，更是指他的后天修养，而这种修养，又是跟那帮常年围着他转的饱学之士分不开的。
梅先生不愧为是福人，他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二十来年间，正是中国京剧空前繁荣和普及的时代，有最好的老师和京剧活动的社会环境，不仅人多、剧团多、流派多、戏馆子多、票友多，而且新创作的新戏层出不穷，每个名角的周围都聚拢了一批文人名士，为之编戏、改戏、出谋划策，那是个文人与艺人相联合的大时代。如余叔岩身边就有张伯驹，张伯驹不仅为他讲音韵，还要求余练毛笔字、读书，以求"养性"。余临的帖都是张伯驹从皇宫里收藏的古碑上墨拓下来的。又如程砚秋身边的罗瘦公，不仅为程编戏、捧程，还救他一命，为其赎身。荀慧生身边的陈墨香，一直强调荀要读古文。没有古文的底子，出场就没有底气。而在梅兰芳身边汇聚的文人比他们任何人都多，梅兰芳以自己的戏感召了他们，他们则以自己的学识、文化修养、对京剧的把握和开拓，帮助塑造了一个成为一代宗师的梅兰芳。
梅兰芳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结交文人，这在梅家有传统。他的祖父梅巧玲就喜欢结交文人，一手字写得极好，梨园行至今有梅巧玲"焚券"和"赎当"的传说，均是他与进京举子之间友谊的佳话。梅兰芳继承了这种家风，一生与学术界、美术界、收藏界的高手们保持切的联系，在他们的陶融和指点之下，不仅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人的气质也颇像个外交家或大学教授，对人从无疾言厉色，而体现在戏里，就更多了雍容华贵的气韵。
抗战之前围绕在梅兰芳身边的文人就有一大帮子。冯耿光先生从梅14岁时就看好了他的发展前途，开始与之交往，其他还有吴震修、许伯明、李非殊、叶恭绰、王楞柏、罗瘿公、许姬传等，后来到上海后又有赵叔雍、沈昆三。画家中与之交往的有齐白石、陈半丁、汤定之、吴湖帆、吴昌硕、顾鹤逸、吴子琛等等。这些人的业余生活几乎都泡在梅的戏里。那时梅兰芳每晚演出完回家吃夜宵（有演出他就不吃晚饭了，仅在下午四五点钟吃点点心），陪他一同吃的总有两大桌子人，大家边吃边议论，哪里今天有突出的好，哪里欠了点火候，这些人都是一心为着梅好，说话也直截了当，各抒己见，梅则从善如流，闻过则改，只要你讲的有道理，下次立马就改。梅的这种涵养和敬业态度，我想也是诸多文人名士愿意靠拢他的重要原因。
这帮文人当中最为不易的是黄秋岳，他不仅为梅参谋戏，还为他办理文案。在戏的方面，初期是以黄为主，黄出事之后才是齐如山。比如梅演《霸王别姬》，黄把那段历史给他讲透了，虞姬的性格也就悟出来了，演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而黄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呢？人称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此话一点不假，因为市场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他为人写寿文是500大洋一篇，够一个中等的小康之家生活一年。汪精卫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曾请他当秘书，杜月笙也请他写字，他的字独具风骨。他是福建人，清末民国初，福建出了一批才子，一直到抗战之前在文坛都很有影响。其中一个梁鸿志，蒋介石开始也要敷衍他，曾派人送他4000元秘密津贴。梁鸿志谁都看不起，他曾以诗文称雄文坛，古文底子很厚，曾收藏了宋代人的33封信，其中包括苏轼的信，故名其书斋为"三十三宋斋"，然而他独独服黄秋岳。齐如山称其黄老师，罗瘿公视其后生可畏。如此身价的黄某，竟愿为一个"戏子"办理文墨，只能以英雄见英雄，才人惜才人来解释了。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之后，他向日本人传递情报被蒋介石枪毙，那是后来的事。据说黄秋岳和日本人搞在一起主要是为了钱。他有两房妻妾，妾叫梁翠芬，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试想有如此大美人缠在身边，那钱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花了。梁翠芬长相类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还要好，某种意义上说，黄秋岳是为她送了命。福建籍文人中那时候很多人"落水"，郑孝胥、梁鸿志、黄秋岳、陈箓等等，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可能跟地域有关系。福建离台湾近，而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了那么久，日本人的渗透很厉害。黄秋岳死后，黄家的管家王妈就到梅家为他们管家，梅家的钥匙都归她管，极尽职尽责。
梅兰芳（右）与齐如山合影
梅边的二号文人才是齐如山，齐如山的确是为梅兰芳出了大力的。
民国初年，齐如山就看梅兰芳的戏，平时他有些想法想跟梅谈一谈，又觉得素不相识有些冒昧。有一次，他看了梅兰芳演的《汾河湾》，心里有些想法觉得不吐不快，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梅兰芳，其中有道："昨观《汾河湾》，演得很好，一切身段，都可以算是美观，尤以出入窑之身段最美，所以美，原因在水袖运用的合适，于身段增色很多，以后仍应再多注意。此戏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窑门一段，您是闭窑后，脸朝里一坐，就不理他了。这当然是先生教的不好，或者看过别人的戏都是如此，所以您也如此。这是极不应该的，不但美中不足，且甚不合道理。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18年的丈夫回来，自己虽不信，当然看着也有点像，所以才要他述说身世，意思是那个人说来听着对，便承认，倘说的不对是有罪的。在这个时候，那个人说了半天，自己无动于衷，且毫无关心注意，有是理乎？别的角虽然都这样唱，您则万万不可，因为果如此唱法，就不够戏的原则了。……而且这一段是全戏主要的一节，承认他与不承认他，全在这一套话，那么这套话可以不注意吗？再者，听到他说起当年夫妻分离的情形来，自已有个不动心、不难过的吗？所以此处旦角必须有极切当的表情，方算合格，将来才能成为好角。"同时，他还根据剧情的逻辑联系，分析了其他几个地方，如薛仁贵和柳迎春的表情问题等等，均能言之有理，句句中肯。
齐如山发了信自己心中如释重负，至于梅兰芳能不能收到，即便是收到了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他全不在意。谁知梅兰芳接到信后却很认真，他认为齐如山很懂戏，分析得合情合理，于是就试着按齐如山的意见把戏默走一遍，果真自己也觉得顺理成章、自然多了。认定这样改动一下，才符合剧情的发展，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次与谭鑫培合演《汾河湾》时，就大胆地对柳迎春的动作和表情作了改动。那天演到薛仁贵追到了窑门被关在外面，有大段唱工，谭的唱自然是台下叫好阵阵，可是在一段过门中，在这个不应有"好儿"的地方，观众却叫起了"好"。谭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发现梅兰芳正坐在椅子上做身段呢，那"好儿"是冲着梅兰芳来的！谭老板开始有点不高兴，后来一琢磨，这样改是有道理的，就顺水推舟地把戏唱下去了。台下看戏的齐如山发现自己的信起作用了，于是更加起劲地给梅兰芳写信，几乎是每看一场梅的戏就要写一封，指三道四，直抒己见，由此他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齐如山在戏里越"陷"越深，干脆别的事情也不干了，就成了梅兰芳的"戏口袋"，不仅为梅兰芳出谋划策，改进旧戏，而且在梅兰芳有志创作和表演新的历史剧的时候，齐如山更是大显身手。一个好的设想，往往是由梅党中某一个人提出，再由几个人先议论起来，渐渐有了"戏胆"，梅兰芳也有了灵感，迫切要求赶快编出来的时候，再由一个人执笔写出剧本，然后再由梅与王少卿、王幼卿等设计唱腔、动作、服装等，而这个执笔人常常就是齐如山。
30年代初梅兰芳组团赴美国访问演出时，齐如山也是立了大功的，他赶写了《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的历史》，编印了《梅兰芳歌曲谱》，又组织画工画了剧场背景图案。总之，一切为了让美国人能看懂并喜欢上梅兰芳的戏。这个目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达到了，而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是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声。
冯六爷即冯耿光（字幼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担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不仅是个终生梅党，而且是梅兰芳的经济支柱。每当梅兰芳经济上发生问题时，都是这位冯六爷出面设法解决的，梅兰芳14岁时，冯就与之交往，关系熟得不能再熟，在家里时，冯呼梅"傻子"，就像喊儿子的乳名一样，因为他觉得梅兰芳除了戏其他什么都不懂，人在江湖而书生气十足，故以"傻子"名之，而在人面上则称其畹华。后来的几十年间，大凡梅兰芳遇到重大问题，冯六爷没有一次不参与的，包括梅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冯在里面极力促成的。
冯耿光（右）
冯之所以本学军事却长期主掌金融，这与他的老资格和老上级有关。冯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许崇智的同学，嫡系，资格比黄郛（曾任上海市长）地位还要高。许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参加了辛亥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他在担任代理陆军总长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时，冯耿光是他的参谋长。基于这种关系，蒋介石也很买冯的账，让他长期主掌中国银行。抗战时冯没有去重庆，与梅兰芳一起避往香港，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软禁在一家饭店里，又用军用飞机押解回沪。同机回沪的有16人，其中有好几个梅党，有叶恭绰、李思浩、唐寿明等。飞机在江湾机场降落，我去迎接的。
那时日本侵华部队的头目之一吉古跟冯六爷在日本是同学，可冯六爷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去找他，他说："我犯不着下这水！"其民族气节与梅兰芳都是一致的。
1930年梅兰芳一行从上海启程赴美演出时，冯六爷也是帮了大忙的。在此之前，梅曾应当时的外交部邀请，在一次官方举办的宴会上为美国人在华办学的俱乐部演出《嫦娥奔月》，令美国人大开了眼界，后来，美国驻华公使保尔·芮恩施在离开中国时的宴会上，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为加深中美人民间的友谊，最好能请梅兰芳先生去美国演出一次。当时不少人认为他是逢场作戏说说而已，其实他是很认真的。那次宴会，梅党的另一健将叶恭绰也参加了，叶为晚清老交通系的人，梁士诒的死党，对梅戏极有雅兴，宴会后，急忙把这个消息转告了齐如山，两人都认为此议可行，只要认真办理，就能把梅兰芳推向世界。当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也非常起劲，在美国大为宣传，尽力促成此事，并且亲自为梅联系好了演出的剧场。
这个剧团二十余人远赴美国，作为民间艺术交流，经费全靠自筹。结果在北京方面，经冯耿光、吴震修、周作民、钱新之的努力，筹款5万元，冯耿光又在上海筹集了5万元，总共有10万大洋，估计可以成行了。可是临剧团出发前两天，突然接到美国来的电报，说是美国现在发生金融恐慌，市面太坏，美金价一天比一天高，10万元之外，非再多筹几万不可。梅兰芳看过电报，有些发愁，怎么办呢？他与冯老板商量说："欢送会已开过，船票也已买好，要是不走，在国内外我的声誉定是一落千丈，而我的情绪也不会好的，最好能按时赴约成行，经费上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别的法子补救！"冯六爷不愧大将风度，在金融界能呼风唤雨，结果又为之筹集了5万元，梅剧团才得以如期动身。
后来在筹备访问苏联的经费时也是这样，由冯耿光、史量才、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梅兰芳等成立了中国戏剧协进会，商定由协进会筹款10万元，梅兰芳自认3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拨发5万元，几方面的合力才得以解决，其中又是冯六爷唱"大轴"。
抗战中梅兰芳从香港回沪之后，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愚园路冯六爷家去，因为不唱戏了，冯家自然是梅党的聚集地。
那时与冯六爷一起生活的太太是陈绿云，艺号叫冯老三，是晚清北京青楼里的名人，人称"北里"的第一号美人，资格上仅次于上海的"四大金刚"（指小林黛玉等人）。她嫁冯六爷后倒是把她的妹妹冯四给拯救了，生活上有了依靠，其妹妹就不必再入娼门了。冯四长得亦美丽动人，后来嫁给曾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短跑运动员程金冠。不巧的是程金冠在东吴大学念书时与蒋纬国是同学，同学间一来二去，蒋二公子竟也看上了冯四小姐，这期间就传出许多闲话来。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蒋纬国又与他们夫妻联系上了，并邀请他们去台湾玩，结果程金冠去了，冯四没去。据说蒋纬国念旧情，还送了不少钱。当年冯六爷困居愚园路时，程金冠日子也不好过，冯六爷就把程推荐给我，我安排他在我所在的复兴银行当总务处长。现在他们三人都去世了，程金冠去年6月辞世，冯四更早些，死于"文革"后期，那时被扫地出门，住在汾阳路一幢花园洋房的汽车间里。北京的梅家知道后，曾寄来100元表示吊丧。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