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寿州孙氏大家族的方字辈中排行老九，过去的亲友们爱唤我孙九。人到了晚年总爱回想过去的事情，谁知想来想去，总与京剧断不了瓜葛，尤其近几年来，电视里常出现京剧名角的后代如梅葆玖、尚长荣、程之等，更勾起我对他们父辈的诸多回忆。我虽不甚懂得京剧艺术，但是个准戏迷，我的家庭也是个准戏迷世家，跟南北名角都有几十年的交往。我想我在这几十年间耳闻目睹的京剧界的人和事，以及我们一家与名角们交往的故事，应属现代京剧"野史"的一个部分，对于大家了解那个时代的梨园行，以及京剧与社会各界的种种联系，当不无补益。
现在，我把这类回忆零星地记录下来，并视之为余生最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好在艾世菊、刘近万等老友都还健在，梅葆玖、尚长荣、李玉茹等当代名角正年富力强，想必能够得到他们的印证和补充。
听上辈人说，我的曾叔祖文正公（光绪帝师孙家鼐）从前在朝廷里任职时，就常奉命陪老佛爷（慈禧太后）看戏。到了我祖父传字辈时，因家族中有许多人在京津一带做官，大大小小的家眷队伍，也就逐步从古城寿州迁到了北京和天津。那时国难当头，国势衰微，但京剧艺术却空前地大发展，处于一个鼎盛期，京城里的豪门旧宅，隔三差五地唱堂会，有的大户人家碰上喜庆日子，能连唱三天堂会。孙氏家族因为处于当时的地位和环境，就常有堂会可看，久之，就与京城里的名角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及富连成戏班的人都熟了。
到了我父亲孙多禔、母亲丁氏以及我大哥孙仰农两代人，就更加迷恋京剧，以至于大半生都"泡"在京剧里。我大哥孙仰农还为此"败"掉了三分之二的家产。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地看戏、捧角，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拿出大笔的钱财来组织票房，赡养老伶工，收留那些身怀技艺但不再走红了的老艺人，如瑞德宝、陈桐云、周三元等等，为他们创造传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时培养新人，尤其是老生和花脸的行当。几十年间，与我家关系较深的名角，除了杨小楼、程继仙、余叔岩、梅兰芳外，还有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杨宝森、言菊朋、王少楼、谭富英、张君秋、李玉茹等。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也成了戏迷，曾在张伯驹去西安之后，从他手里接下了当年余叔岩的"班底"，其中有里子老生鲍吉祥，花脸钱宝森，小花脸王福山，琴师朱家奎、王瑞芝，打鼓师杭子和，并以他们为主，组织了一个实业票房，安顿在海格路（现华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的三楼。那时我的侧室吴嫣正在学戏，正好向他们讨教，从此我与京剧界也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20年代初，我父亲奉命从天津南下，调任松江盐运副。历来的盐官都是肥缺，一个盐运副看看不起眼，却也一年能挣10万两银子，抵得上一个县太爷了。后来又调任扬由关（税收关卡，在扬州）监督，更是赚大钱的差使，这使得我父亲具备了与京剧界打交道的足够的本钱，在演员和剧团经济上发生困难的时候，能够出来维持局面。多年来他非常情愿这样做，为此不知花了多少钱。同时他本人是个终生超级票友，能粉墨登场，专"票"小花脸。这与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关，他一生专爱说笑话，有时开玩笑开得都令人下不了台，故别号"谐叟"。同时也因为小花脸向来不为人们所重视，是个缺憾，因此我父亲决心用心扶持这个行当。名丑艾世菊从十几岁就来到我家，他与我们一家几十年间的关系，极能说明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全家就从天津移居上海，开始住在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后来被称为环球学生会的地方），后来在巨鹿路茂名路门二路，后来被称为环球学生会的地方），后来在巨鹿路茂名路买下一亩多地，造了一幢花园洋房和五幢石库门房子。花园洋房自家住，而五幢石库门房子主要用于出租，其中一部分用来安排亲友和京剧界的朋友们住。这五幢石库门房子和我家的花园洋房，就名之为安丰里，与孙氏大家族在苏州河边的阜丰里一样，也嵌入一个"丰"字。安丰里在二三十年代，是个京剧小世界，住过不少名角，也住过一个政界名人。曾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中的地方长官何丰玉，因该案下台后在山东呆不下去了，避居上海，又因他的哥哥何丰林（淞沪护军使）与我父亲是把兄弟，就由其兄引荐住进了安丰里，最后竟老死在那儿。何丰林与卢永祥在江浙战争失败后，就是从安丰里出走，乘船赴日本的。
那时那五幢石库门房子每月收得的房租，差不多有300银元，供我们家四十余口人吃饭、零花绰绰有余。四十多人中真正是我家自家人的只有十来人，我父母、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以及我大伯去世后留下的四个姨太太，其余除了帐房、管家和佣人，主要就是一些我父亲常年收留的，在北京已潦倒了的老伶工、老艺人。所以每天晚上开饭，总是满满两大桌人，我们自家一桌，另一桌主要是老艺人，而佣人是不能上桌吃饭的。
这四十多口人的日常开销仅需300银元，用每月的房租收入就够了，而我父亲每年用于京剧方面的开销，至少也在一万两银子以上。仅此一条，就使得我家所在的安丰里，成了一个不是票房而胜似票房的活动中心，也使我父亲在京剧圈里，获得了一个"孙三爷"的称谓。
那时长年住在我家的，有一个晚清末年科班出身的老伶工，名叫陈桐云，是荀慧生的开蒙老师。他在北京出堂差时，出一次一两银子，这已是不低的身价了，我祖父任直隶赵州（赵州桥所在地）府衙时家居北京，曾叫过他的堂差，因此跟他熟悉，也喜欢听他的戏。此人人品极好，功夫到家，可惜后来嗓子坏了改唱小生，唱小生又不行，只能在北京教人家学戏了。但在北京教戏挣不了几个钱，而且收入不固定，生活发生困难，我父亲就叫他到上海来住在安丰里，安排他到中国实业银行票房去教旦角和小生，每月拿30元钱，另外我父亲再贴补他些钱，使他的技艺能在上海传下去。那时中国实业银行的老板是刘晦之（体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人称刘四爷，是我的曾叔祖孙家鼐的最小的女婿，亦是个超级票友，在南京东路新雅饭店的楼上开办票房。他的一个姨太太陈曼丽（百乐门舞厅的红舞女）当时正起劲地学京剧，准备以后改行唱京剧。陈桐云去了之后，正好教陈曼丽唱戏。可惜陈曼丽后来在百乐门舞厅被人枪杀，当时我正在场，此乃后话。
还有一个演小花脸的老伶工叫周三元，身上有绝技，原先在北方很红，后来老了没人要了，因后起的人才多了。他又老又穷，潦倒不堪，我父亲亦请他入住安丰里，教票友们唱戏，我父亲唱小花脸时请他当配角，同时亦安排他到中国实业银行票房去教戏，每月也拿30元钱，一直到老死。这位周老先生曾经有过非常走红的岁月。有一次杨小楼到济南演出，唱水帘洞，把基本演员队伍带去了，有些"零碎"（不太重要的角色）就不带了，到济南就地取才。戏里有个土地爷的角色，一共只有两句台词："我乃土地爷，这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杨小楼听说周三元正在济南，就请他出来说这两句。谁知周三元在杨小楼面前摆架子，他要另加三块钱才肯卖此两句台词。杨小楼知其肚里有货，也只得答应，可见他曾拥有过的"分量"。
还有一个朱琴心，曾号称"五大名旦"之一，学生出身，大我11岁。他本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助理医生，著名票友，曾拜王瑶卿学戏，与梅兰芳平辈。他的演唱曾有一度"红"过了荀慧生，所以有"五大名旦"之称。他曾到上海我的姑父聂榕卿家唱堂会（我这姑父在法租界任会审公堂的主审官，每年家里唱三天"菊花会")，由此与我父亲相识了。后来因为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基本功不行，扮相又比不过人家，只好不唱了。到上海后亦住在我家安丰里，为票友们教戏。后来我父亲去苏州后，他就替我管家。50年代我出事后他去了香港，后来死在台湾。他有双胞胎儿子，现在都是港台电影演员。
还有一个名叫孙老元的老先生，又名孙佐臣，是当年谭鑫培的胡琴师。他拉的胡琴极为有名，百代唱片公司曾为他灌过唱片，有《夜深沉》、《柳青娘》等。百代唱片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解放以后改为中国唱片公司），灌制过的胡琴演奏作品仅有二人，一即孙老元，还有一人叫陈彦衡。孙老元的辉煌时期过去之后，晚年亦是又老又穷，生活无以为继，我父亲把他请入安丰里，生活在票友之中，每月送他30元零花钱，吃住都在我家。我父亲去苏州后就由我大哥孙仰农养他，亦是每月30元。他老人家去世后，他那把胡琴仍值500银元，可知他人虽已潦倒，潜在的影响却无人可及。
住在安丰里的还有一位著名的老先生，叫程君谋，是前不久去世的当代著名演员程之的父亲，晚清老学究程子大先生的第四个儿子，我管他叫四哥。程子大先生为一代饱学之士，诗文的功底和名气与梁鸿志相当。他给人写的寿文200元一篇，对联50元一副，曾在武汉给人当幕府，时人仰其名。程家到了程君谋一代已经败落了，他们兄弟三个生活都曾很困难。
程君谋是票友"下海"成了名角的，曾被称为"票友当中的谭鑫培"，最红的时候名气在谭富英之上，除了余叔岩外，没人唱得过他。他搭过荀慧生的班，是荀慧生的配角中的第一块牌子，而学戏是学陈彦衡的，实际上余叔岩也是师从陈彦衡的，此话后面再叙。当年荀慧生找老生配戏，见程唱得不错就劝其"下海"。程君谋在家是少爷，唱戏本是玩玩票的，后来家境败落了，"下海"也是出于无奈。然而他一旦与荀慧生配戏，即刻就红了，不仅艺术上成名，经济上也宽裕了。他主要是唱得好，荀慧生的戏有了他来配角，原来卖八成座的，就能卖到十成，因而一度非常走红。
然而梨园行里对票友下海往往有看法，认为他们是来抢饭碗的，俗话叫"使黑杵"，于是想方设法来排挤他们，尤其在内行们的行情都不太好的年头，他们就更困难了。程君谋就不幸遇上了这种情况，内行们讨厌他，出名之后再拿点架子就更得罪人了，陪他唱戏的人就设法"阴"他（使暗招叫对方在舞台上出丑，造成身败名裂）。有一次他演《四郎探母》，不幸从"马"上摔了下来，如果武功好的人，翻个"吊毛"就过去了，然而他苦于票友出身，武功没有根基，一个"抢"下来，把脖子"杵"到肩膀里去了，这下戏就没法唱下去了，当场立即送医院，从此在北京就呆不下去了，只好到南方来。这种"阴"人的情况，是过去梨园行里的阴暗面。最早的时候，戏馆里都养着一帮配角演员的，名角来唱戏，戏馆里出配角为名角配戏，后来怕被人"阴"，名角们自带配角来，戏馆的班子自然就散了。连谭鑫培这样的名角也被人"阴"过，可知当年配角们的厉害。
程君谋到南方来已经不红了，他是少爷出身又不会做事，文墨虽不十分好，但当个一般的文书还可以的。孙仰农就去跟刘晦之先生讲，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晦之先生一听是程子大先生的儿子，立马答应，把他安排进中国实业银行储蓄部当秘书（那时孙仰农当储蓄部主任），别人每月30元，而他40元，以示另眼相待。我父亲亦安排他全家住进安丰里（4号楼下三间），一住就是10年。他白天去中国实业银行上班，下班回来洗把脸就到隔壁我们家来教戏，既教老生又教青衣，主要教我三姐和我的发妻朱氏，票友们时常有人前来向他求教，他也给人家指点指点，我父亲和三姐因此也贴他些钱。他还有一个别人无法想像的本事，即玩回力球。每天晚上九、十点钟，票友们过完戏瘾都散了，他老人家却不回安丰里4号，而到回力球场（现卢湾区体育场）去"泡泡"，赌注并不大，见好就收，所以也常有小的收获。程君谋有三个儿子，程之最小，老大叫程京荪，会拉胡琴，我安排他在我和大哥合开的重庆银公司管帐，晚上他也来我家楼下，"泡"在票友中间。反正我家楼下那五十来平米的大书房像个京剧沙龙，红木长台、椅凳、烟榻、京胡、二胡皆备，这些艺人在这里不仅生活有了安排，技艺也有了传授的地方，票友们也有了活动场所。
前年程之打听到了我的住址和近况，曾跟我通过一次电话，说是过几天忙过了节日演出就来看我。谁知那次演出太成功了，听说他心情激动，反而乐极生悲，演出一结束就倒下了，以身殉职。我为最后没能跟他见上一面而深感遗憾，我家与程家毕竟是两代人几十年的情谊了。
还有一个名叫瑞德宝的旗人老伶工，专教武功，也是当年陪谭鑫培唱戏的好手，后来嗓子一"塌中"（哑了），演出不行了，就来上海教戏。他住在现在人民广场附近的"马立斯"，每天早晨孙仰农用汽车把他接来，从七点半到八点半，专陪孙仰农练武功。孙仰农小时候就学过少林拳，对武术本来就非常着迷，现在京剧里也需要打斗功夫，因此请了瑞德宝来当教练，地毯一铺就翻跟斗。他们练功的时候我多半在旁边看，瑞德宝要求是很严格的，孙仰农也不怕吃苦。瑞德宝是传余叔岩的戏路的，所以孙仰农的功夫就颇带"余"味。后来仰农一年到北京去两次，每次都在余家听吊嗓子，同时请余为其纠正身段，所以孙仰农的靠把戏如《定军山》、《战太平》、《别母乱箭》曾得余真谛八成以上。当然平日在沪经常由瑞德宝陪练亦为一关键。他有张戏照，动作神态很像余叔岩，朋友们看了说可以假乱真。瑞德宝陪孙仰农练功练了十几年，风雨无阻，每天一个小时的功练完了，孙把瑞德宝送走自己才去银行上班。他在银行界若干年来没什么名气，倒是在京剧上爆得大名，1948年去香港后与孟小冬合作，写了一部《谈余叔岩》，非常轰动，虽说主要是谈余叔岩，也详细记录了他的学戏生涯。
这几位老艺人为人都很善良、忠厚，待人很诚恳，无论谁来学戏，都是循循善诱，有的一边拉胡琴一边给票友们说戏，所票友们晚上爱往我家跑。周振芳是每晚必到的，他会拉胡琴，后来专为孙仰农拉胡琴吊嗓子，他的姐姐是盛老七（盛异颐）的姨太太，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也曾住进了盛公馆。
我父亲专爱收留这些"隔日黄花"，为他们营造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和传艺的艺术场所，我们全家自然也都陶醉其中，久之都成了票友，所以我们家楼下那间大书房，每天晚上总是吹拉弹唱不断，票友们都爱来此学学唱，过过戏瘾，以至于"去孙家听戏"在亲友中也成了口头禅。
安丰里汇聚了这样一批倾心于京剧艺术的老人，留下的故事还能少吗？
那时候从北京搭班到上海唱戏的艺人，除了梅兰芳之外，都是讲究"拜客"的，目的是请上海的大老爷们出钱或出来捧场，以造声势。上海人一向看来头，有大人物出面带头捧场，自会有一帮人群起而"捧"之，加上角儿本身要有真本事，那就埋没不了人才。有些角儿是在上海唱"红"的，除了本身的才华，还与"拜客"大有关系。梅兰芳自是用不着"拜客"的，只要他出演，定是场场爆满。
我家所在的安丰里，也是北来的艺人们必来"拜客"的"重点"之一，因为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孙三爷（我父孙多提行三）为京剧是肯多花钱的。那时上海人的生意真是无处不做，甚至出了一帮专门带角儿和陪角儿前去"拜客"的人，久之也成了一种职业，有一个叫小辫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北来的角儿们到上海唱戏非常辛苦，一般都是连唱一个月，遇到星期天则要唱早晚两场，一个月唱下来还要多唱三天义务戏，算是帮忙，白送给戏院老板的。而在北京则不需这么辛苦，差不多每周唱一次两次，每周能唱三场戏的已是凤毛麟角了。上海一方面是有闲阶级人多，本来不懂戏的人，发了财以后也喜欢附庸风雅，久之成了风气，形成了舞台演出、票友义演和家庭堂会并举的兴盛局面；另一方面是戏院老板心狠刀快，叫人家连唱一个月，还要再"斩"三天，一般人怎么能吃得消？所以敢于到上海来搭班唱戏的角儿，无不是梨园行的精英分子。话也说回来，经过如此心狠的上海戏院老板"砍杀"的角儿，焉能够不走红？所以上海这个地方，既"红"了角儿，有时也伤害了角儿，此话另叙。
北来的角儿上门"拜客"，通常都带了北方的礼物来，一般是所谓"老四样"，一是"口蘑"，即西口蘑菇，是张家口一带出产的优质蘑菇，30银元一斤，据说这种蘑菇一年只产一二百斤，所以极为名贵，通常拿半斤来，已是大面子了；二是通州密枣，也是北方的好东西，北京只有两家铺子有卖；三是熏茶，即茉莉花茶，但那是二熏或三熏的三十多元一斤的上等好茶；四是青酱肉，即北方腌制的类似南方火腿的肉制品，现在已经淘汰了。有时候还会带一些北京月盛斋铺子里的酱羊肉，那也是有名的特产。这个月盛斋原先开在公安部街，后来搬到了前门，是个仅一开间的小店，但有个特大的灶头，每天限量煮30头羊，每天下午3点开锅卖羊肉，到5点钟准定全部卖完，其兴盛就到了这个程度。据说那大灶里的老高汤，还是乾隆年间开店时候的，调料自家特制，味道自是与众不同。我年轻时到北京，有时一下火车、飞机就直奔月盛斋，和我堂哥孙蔼仁两人，买了羊肉再到隔壁烧饼店里买烧饼，两人就站在马路边上狂啃大嚼，不少过路人也是如此，那过瘾的程度上海人是体味不到的。那小店据说现在仍在开，不知味道怎么样了。
人家拎了如此礼品来"拜客"，我家除了老规矩每天买10张票，自家人看或分给亲戚朋友们去看，另外还要请角儿们吃饭，吃完饭还要回礼。角儿们初来时为之洗尘，走的时候为之饯行。回送的礼品一般也是投其所好。那时时兴穿进口的花呢料的西装或长袍，我们就送他们进口的花呢料子，有时也送火腿。这些貌礼节现在看起来很繁琐，可在那时候，也像一种不成文的行规似的，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人家来"拜客"，你如果上"品位，就得礼尚往来，按规矩办。
有一年尚小云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唱完戏要回北京了，临走之前到我家来辞行。那一次尚小云没有唱得很红，接下来黄金大戏院请了马连来接他的班。马连良来唱，戏院认为一定能赚大钱。在马连良已带着人马到了上海，而尚小云尚未北归之际，有一天尚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这次马连良带了个旦角不错，我父亲随口说了句："是吗？有空时请过来坐坐。"尚小云指的就是张君秋，那年才17岁，第一次到上海演出。
照那时的规矩，张君秋是马连良带来的，理应由马连良带他来"拜客"，可是尚小云第二天就把他带来了。进屋客套后，尚小云就叫张君秋"给三爷吊一段"。一般情况下，演员们到名票家中"拜客"是不演唱的，因尚小云是张君秋的老师，关系非同一般，自然就随便些。张君秋当即来了一段《汾河湾》原板，嗓子亮而又甜。完一屋子人全乐了。本来尚小云的嗓子就够响亮的了，外号叫"小雷子"，结果张君秋比他还亮。尚小云笑着说："瞧，比我还响！"其实不仅是比他响亮，声音还比他甜。尚的嗓音是阳刚有余，阴柔不足，而张君秋则兼而有之，而且刚柔结合恰到好处。梨园行里要论旦角的嗓音，除了梅兰芳就数张君秋了。
然而张君秋嗓子虽好，但"身上"差一点，因小时候未能进科班锻炼，缺乏武功基础，但他母亲是个唱梆子戏的演员，言传身教，使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到了拜师傅的年龄，没有钱和人情关系也拜不着好老师，就拜了个拉胡琴的琴师名叫李凌枫的为师。这个李凌枫，原先是在上海为出堂差的青楼女拉琴的，空下来也教青楼女唱戏。后来走红了，就到北京下海唱戏，拜王瑶卿为师。王瑶卿收徒弟，只要给钱他就收，有教无类，外号叫"通天教主"，什么都会，旦角、老生、文的、武的都来事，李凌枫学的也不错，可是就是不能上台演出，因为他那南方口音实在太重，一张口就露馅了。不能演出只好收徒弟教戏。张君秋最早就是跟他学的戏，所谓开蒙老师。后来才给尚小云磕的头，拜尚为师。
尚小云收徒弟也与众不同，他不要钱，只要是块材料他就收，不是块材料钱再多也不收，那时人称其为"尚王爷"。青年演员那时一定要拜老师，所谓要有个正途出身，否则就不能搭班唱戏，这也是不成文的"行规"。而一般的开蒙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徒弟学成之后，要为老师服务七年，即演出所得，老师拿七成，徒弟只能拿三成，连续七年，这也是代代相传的规矩。
马连良不仅自己戏唱得好，而且是个有名的"伯乐"，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到上海搭班唱戏，专门找那些初露才华、尚未走红的人才搭班，一来带他们出来唱戏可以培养、锻炼他们，二来用新人价钱也便宜，当个配角理应没有什么问题的。后来成名的李玉茹也是他带来的，初来上海时才19岁。
马连良这回带的旦角就是张君秋。张君秋虽然"身上"不如人家，但嗓子出奇地好，可以"一响遮百丑"。
那天上演的是《红鬃烈马》（全本，折子戏叫《武家坡》)。我父亲觉得张君秋是个人才，就想请梅兰芳为他指点指点，但首先得让梅兰芳看看张的演出才行。梅兰芳是梨园泰斗，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去看别人的戏，另一方面因为，只要他一进戏院，观众们都顾不上看台上了，全转过头去看他了，所以他一般上戏院只演戏而不看戏。这回我父亲为了让梅兰芳看看张君秋的演出，就对梅的太太福芝芳说，请他们夫妻二位吃洪长兴的涮羊肉。我们平时管梅的太太叫大奶奶，她本是北京人，最喜欢吃洪长兴，我们在旁一鼓动她就高兴地答应了。那天傍晚我们一起在洪长兴吃了晚饭。洪长兴离戏院不远，饭还没吃完，我们就嚷嚷着要去看马连良和张君秋的戏，同时鼓动梅兰芳夫妇一起去。梅本不想去，梅太太说想去，梅等于被大家连哄带骗地硬拉着去了。
那天我也在场，我们先去了，戏开场后，只见梅兰芳戴着一顶毡帽，帽檐拉得很低，从外面进来了。其实他再拉帽檐也没用，天下谁人还不识君？结果引起观众席上一阵骚动，戏迷们不安分了。然而此时台上正演到紧张时刻，马连良和张君秋你一句我一句，正在"对口"。张君秋毕竟年轻，一见梅兰芳进来了，一时慌了神，怯场了，马连良唱了上句他下句没接上，台词也忘了。马连良到底老道，一见张不接口知道他怯场了，于是你不接茬我也照样往下唱。好在那时观众们都在看梅兰芳，并没有太注意台上的事，一场虚惊就被马连良掩饰过去了。在梨园行里这叫被他"兜着了"。现在想想，如果不是马连良及时"抢救"，张君秋第一次到上海就出丑，那还有以后走红的事吗？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