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银幕上大喊大笑，抢镜头的力气像是用不完，可如今坐在家中打开手机直播，一开口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记得替我开瓶香槟”。台前幕后的反差，让观众先是一愣，然后开始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惯于喧闹的港产笑匠如此从容谈死？

陈百祥在社交账号里写得明白——“我想要无痛、体面地告别”。字数不多，却像一记闷拳，击中了同样步入老龄社会的香港。缺乏子女照料、医疗费用高昂、长照资源紧张，这些现实无声地推着每个人去思考“好死”而非“长寿”。

外人或许以为他天生达观，其实那份淡定是用两次破产、一次爆炸事故换来的。1982年台庆彩排的火药在他身边炸开，皮肤被灼得通红，他以为命悬一线。那之后，他发现金钱、名气、计划都可能在一秒内归零，留下来的只有“活着”的本身。

破产的滋味同样刻骨。三间成衣厂瞬间倒闭，他从老板变负债人；东山再起后又栽在上市公司，第二次一夜清空存款。银行催债电话此起彼伏，他却照旧去片场演戏——不是坚强，而是没退路。人被逼到墙角时，对未知的胆怯会意外缩小。

“无儿无女”是他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没有下一代意味着不必为遗产操心，也意味着暮年没人为他拍板医疗决定。于是他进一步问自己：如果必须独自完成最后一段旅程，怎么才算对自己仁慈？答案是把“主动权”握回手里——接受安乐离场的可能。

这种想法并非孤例。港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地65岁以上长者中，单身或无子女比例连年上升。半数受访者表示担忧晚年医疗选择无法自主。陈百祥不过说出了一个群体的心声，只是明星身份让这份心声更容易被扩音。

再说到牵挂，他唯一提到的人是妻子黄杏秀。46年前，她不顾外界嘲讽“花旦下嫁小生”，一意孤行走进婚姻。两次破产时，她没有卖房走人，反而替他顶债、联络律师。这样的伴侣，让他相信自己离世那天也会有人替他关灯锁门，于是可以更大胆地规划“体面退场”。

他的“退场方案”里有几个细节：不设灵堂排长龙，改请乐队即场演奏；不摆披麻戴孝，亲友来就喝酒聊天；遗体若条件允许选择医学捐赠。看似出格，却精准切中当下殡葬服务最大痛点——昂贵、程式化、对逝者意愿关注不足。

多年来，香港社会一直在讨论“预设医疗指示”“死亡咖啡馆”等概念，却缺少具体案例。陈百祥的公开分享给了大众一份“示范文本”：不靠儿女，不等制度完善，从个人资产、医疗决定到送别方式，都预先写好。有人批评他“太消极”，但更多留言是“终于看到可行的版本”。

退休后的他生活并不“师奶式”养生。朋友圈常见他和老友划艇、夜钓，或者在高尔夫球道上大笑。把日子过得热闹，其实是对那份“随时可以告别”的最好回应——既留后路，也不浪费当下。

如果要给这段故事下注脚，大概是“脆弱与掌控的并存”。他承认任何疾病都可能突然袭击，也承认自己没法阻止衰老；但在能决定的部分——钱、遗嘱、仪式——他提前排兵布阵。对普通读者而言，或许无法复制他的财务条件，却可以借鉴那份“先写剧本，再演人生最后一幕”的思路。

学会讨论死亡，其实是在学习如何活得更清醒。陈百祥的示范有漏洞，也未必适用于所有家庭，但至少提醒我们：别把“我想怎么走”交给运气，越早说出口，人生收尾时就越少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