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真心想学表演？”“是！”

“那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站在风口上了。”年轻老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目光扫过房间里每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在杭州上城区一栋普通写字楼的十三层，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场面向老年人的短剧表演培训正在进行。七八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得端正，他们仰着脸，随着老师的每一句提问，认真点头。

60岁的王磊也曾是这些老人中的一员。和许多人一样，他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接到“星探”邀请的。“短剧急招老年演员，日薪千元，零基础可学，推荐上岗。”听到对方的承诺，他没多犹豫，交了数千元培训推介费，心里期待着不久后能站在镜头前，挣上一份收入。

但剧组通告始终没来。

一年过去，和王磊同期培训的近30位老人，没有一个接到过真正的演出邀约。起初，“星探”还会在群里安抚，“正在对接优质项目，请耐心等待。”后来消息渐少，终至无声。老人们慢慢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

类似的遭遇并不少见。随着“短剧行业急需老年演员”说法的流传，一批模式相似的“银发演员速成班”在各地出现。社交平台上，关于“老人被表演培训班诈骗”的提醒与控诉时有浮现。老人们怀揣期待交了学费，上几次课，然后无限期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演出机会。等到察觉不对，开始漫长的维权之路。

更多时候，老人们的愤怒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泛起几圈微弱的涟漪，沉下去，再无回响。不同的公司依旧每天组织着名称各异的短剧表演培训，而新的老人，依旧会循着短视频里光鲜的广告，走进下一间拥挤的教室。

关上门，又一场关于“风口”的讲述，开始了。

“被选中的人”

退休后，王磊反而更忙了。

每逢上课的日子，他清晨6点就会醒来。洗漱后，从衣柜深处取出那件最平整的衬衫，对着镜子穿好，抚平每一道褶皱，然后再躺回床上，静静等待7点的闹钟。从家到培训教室有十多公里，他必须赶上那趟准点的早班公交。

教室位于一栋写字楼的九层，是一家影视公司租用的场地。不足4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满折叠椅，显得有些局促。课程通常从观摩开始。20岁出头的年轻老师点开手机投屏，开始播放短剧片段。

画面里的老年人，多半扮演着不怒自威的豪门长辈或深藏不露的严厉父母。老师伸手敲敲屏幕：“这样的角色，年轻演员撑不起来。需要的就是各位的生活阅历，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股力道。”

练习环节，老师曾设定一个情境：“一位刚得知儿子患上白血病的父亲”。他要求大家先演出震惊、心疼，再强作镇定。轮到王磊时，他走到空地中央，先是睁大眼，倒吸一口气，右手下意识捂住心口。停顿几秒后，他的背脊微微弯下，手缓缓垂落，眼神失焦地望向对面，仿佛那里真站着他病重的儿子。

他逐渐沉浸在这种感觉里。平日里言语不多的他，情绪大多向内收着。但表演不同，他必须全神贯注，调动心底那些不常翻动的感受，去成为另一个身份，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人生。这让他觉得“挺有意思”。

2024年春节后，一位自称“星探”的年轻人张某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上他，说他“形象气质独特，有镜头感”，是短剧市场的“潜力人选”，热情邀请他去公司看看。为稳妥起见，王磊叫上了一位老同事一同前往。

据王磊回忆，接待他们的张某说话带明显的广东口音，态度十分热情。他举出好几个“成功案例”，说不少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拍一天戏就能挣几百甚至上千块，“干上几个月，老家房子翻修的钱都能攒出来。”在他描述中，短剧行业正值风口，尤其缺有生活阅历的中老年演员，机会多、来钱快。

这番话让王磊动了心。他没太多犹豫，便与这家名为“星辉演绎经纪公司”的机构签下了一份《培训服务合同》，并当场交了8880元。对方承诺，培训结束后立即安排签约，后续戏约不断。

被类似话术打动的，还有55岁的刘燕。

退休后，生活节奏骤然放缓。为驱散满屋子的寂静，刘燕让电视和手机短视频从早到晚轮番作响。某日，她偶然点开一部短剧，每集仅十来分钟，她却不知不觉追了20集。此后，做家务时开着手机听，夜里常看到凌晨。虽也觉得剧情夸张可笑，但偏偏就是“很上头”。

看得多了，她不满足于只当观众。那些活跃在短剧里的银发演员吸引了她——穿旗袍喝茶的老太太，西装革履训斥儿子的老先生。他们大多有自己的社交账号，分享拍戏花絮。刘燕看着，心里生出羡慕，开始在搜索框里输入：“老年演员招募”“短剧培训”。

算法精准地捕捉了她的兴趣。“剧组直招”“零基础入门”……一条条推送接踵而至。经过一番比对，刘燕选定了一家中介，缴纳5000元后，被拉进一个超过200人的微信群，开始了线上培训。

课程每周两次，教授如何面对镜头，如何让台词更“自然”。群内皆是年龄相仿的中老年人，他们互相以“老师”相称，每日按时提交作业，分享表演心得。深夜时分，偶尔有人分享一张自己的自拍，附上一句：“没想到这个年纪，还能老来俏呢。”就这样，两百多个老人，隔着屏幕，共同等待一个尚未到来的机会。

“怕是上当了！”

培训结束近一年后，王磊的戏约依然没有来。

他曾多次在微信上询问“星探”张某什么时候能进组，得到的回复总是含糊其词。9月10日，他最后一次追问进度。半天后，对方回复：“正在对接大项目，快了。沉住气，先把专业打磨好。”顺势推销起一门标价8650元的“进阶表演课”，声称这是接通“大剧组”的快捷通道。

王磊心里起了疑。他悄悄联系班上几位有过交流的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众人在群里交换信息，渐渐拼凑出更多细节，那些被包装为“资深业内人士”的表演老师，多数才20出头，有的还是在读学生；而问了一圈，竟没有一位老人接到过剧组邀约。不到一周，这个群就从最初的4人，增加到了16人。

“怕是上当了。”王磊找出那份签了字的合同，戴上眼镜，凑近台灯逐条细看。最终，在附件不起眼的角落，他发现一行小字：“甲方仅提供培训与信息服务，不保证乙方必然获得演出机会。”他这才想起签约那天，自己满心欢喜，对方又在一旁催促，没细读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

9月末，王磊和其他几位学员一同前往那家影视公司交涉。他们了解到，自己所在的班级有近30人，所交学费从6000到20000元不等，大多是退了休的老人。大家的诉求很明确：退还学费。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自称经理的年轻人，态度客气，但反复强调合同已写明“费用概不退还”，只答应会“向上面反映”。没说多久，两个保安便出现在门口，请他们离开。

后来，王磊找到写字楼的物业。物业经理告诉他，那家公司的场地是短租的，很快就要到期。此外，王磊还得知，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讨要说法的，几乎每天都有人上门，要求退钱。

王磊也尝试了其他方式。他拨打过市民热线，被告知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线上咨询了律师，律师看过合同后解释，只要机构按约定提供了培训课程，便算履行了主要义务。这份合同本质是“培训服务协议”，与保障工作的“演艺经纪合约”性质不同，追究其违约责任难度很大。

49岁的金海霞后来回忆，自己并非没有过疑虑，但每次都被看似“确凿”的证据说服。据“星探”描述，他们公司掌握“独家渠道”，能“直推”学员进组。对方曾向她展示营业执照、与影视基地的“合作协议”，还常在朋友圈分享其他“学员”在片场的花絮和收款截图。

为打消学员最后的顾虑，星探还曾组织过一次“剧组探班”。某个周末，他带着金海霞等四人，去了杭州市郊一个短剧片场。他们远远地看着，星探指着一位穿着讲究的老人说，那是公司上个月才输送过去的“特约演员”。后来他们怀疑，剧组与这家公司并无合作，那位老人也只是剧组正常外请的演员。

培训结束后，金海霞一直等待消息。根据她提供的聊天截图，今年4月，“星探”私下联系她，说全班只有她天赋最好，剧组有内部名额，但要再交8000元“推荐费”才能保证获得面试机会，随即发来一份看似正规的合同和一个“项目备案号”。

因为之前打过交道，金海霞放下了戒心。没签任何补充协议，她就在手机上把钱转了过去。对方安慰她，只要接到一个角色，这笔钱很快就能赚回来。但钱转过去之后，曾经热情的“经纪人”，回复消息的速度越来越慢，直到最后，没了音信。

做“演员”的决心

实际上，这类“星探”骗局早已不算新鲜。

他们往往以文化传媒或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以“剧组直招”“日结高薪”为饵，配上一系列成功的“造星”案例，向不同人群收取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培训费”。

短剧市场兴起后，这类公司的目标更多转向了老年人。收费名目虽层出不穷，其本质却始终没变，借“圆演员梦”之名，吸引潜在客户，用一套熟练的话术，精准击中老人们的内心需求：“发挥余热，圆年轻时的梦，时间自由，日薪上千……”

这些说法，恰好能解决王磊当下的困顿。

退休前，他在油田系统当了30多年技术工人，生活平稳。每月工资除去开销尚有结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儿子决定在北京买房。为凑齐首付，王磊卖掉了单位早年分配的老房子，掏空全部积蓄，还向亲戚借了25万元。转账完成后，账户余额只剩下3万多元。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钱不够花，手头紧了”。

在多数人看来，熬到五六十岁，退休金足以安度晚年。但王磊觉得，很多像他一样的老人，肩上依然压着经济的担子，大儿子刚成家，小女儿年过三十还未出嫁。“儿子的房子首付是凑上了，可女儿将来也得有个着落。”妻子在一家公司食堂帮厨，每月挣5000元左右，加上他4000出头的退休金，想要多帮帮孩子，常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当看到“银发演员，日结八百”的宣传，王磊觉得看到了转机。他暗自盘算：一天若能挣一千，一个月哪怕只接十天戏，也能攒下一万。攒够十万，先给儿子装修；再干几年，慢慢给女儿也备上一笔。

他没和妻子商量，也没告诉儿女，悄悄取出存款，交了培训费。他知道他们一定会说“别信这些天上掉馅饼的事”。但他一定要试试。在他看来，这不只关乎收入，更关乎于一个父亲沉默的、尚未放下的责任。

北京人刘燕，比他更有做演员的决心。

刘燕做了一辈子会计。两年前确诊宫颈癌，手术后的漫长化疗让身体日渐虚弱，她只得提前退休。生活骤然从忙碌转为清闲，像失了锚的船，一时不知该漂向何处。闲下来的日子里，她时常回想前半生，只觉得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做成过。

她说她的人生有两大遗憾。

第一件是自己从小喜欢文艺，唱歌跳舞样样拿手。初中时，北京某话剧团来学校选拔演员苗子，据她说，老师们都看中了她的外形条件，却因父亲的阻挠，没能去成。在父亲眼中，艺术是“青春饭”，不够安稳。大学选专业时，她听着父亲的建议，选择了会计专业。刘燕说，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兴趣爱好要为实际让路。

另一件是2009年她通过面试，获得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职位。但丈夫和家人都劝她放弃，理由是工作太辛苦、前景不明朗，更难以兼顾孩子。犹豫之后，她最终没有去，而当初一同面试的好友选择了留下。后来，那家事务所快速成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刘燕看来，她本该属于一个更大的世界，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两个机会她都没抓住。25岁，她结婚生子，从此家庭成了生活的全部，无论是艺术梦想还是职业理想，全都搁置了。这成为她心底最大的遗憾，每每想起，隐隐作痛。

2024年前后，短剧“潮”席卷而来。刘燕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位老年女演员的拍戏花絮，视频里，女演员妆容精致，站在片场灯光中央，工作人员环绕着为她补妆，递衣服。刘燕看着，心里羡慕极了。她觉得，“同样身为中老年女性，怎么人家就能迎来人生的‘第二春’？”

“我不想就这样歇着了。”当影视公司热情地称呼她“姐姐”，夸她形象气质好、适合做演员时，她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交了培训费。她希望生活能重新充实起来，也想证明自己“精气神还在，还没被时代抛下”。

“各取所需的生意”

“简单用‘对错’评判，既不专业，也不公允。”身处风波另一端的星辉影视公司负责人张某，对“骗局”的说法予以否认。

面对质疑，他首先出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资质文件。“行业里确实存在一些机构，收取高额费用却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和实践机会，但我们不一样。”他强调，自己的公司提供的是实打实的教学与接触行业的机会，而且定价在数千元档位，非常实惠，目的是“花最少的钱，降低普通人接触表演的门槛”。

张某自称拥有影视专业科班背景与多年剧组选角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创办了短剧表演培训业务。据他介绍，课程分为几个梯度，从周末兴趣班到特约演员班，费用随层级递增。“不同的投入，对应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资源推荐力度。”他表示，这包括针对特定角色的内部推荐，以及在戏份安排上进行沟通的可能性。

他描述，学员中约八成此前毫无表演经验，平均年龄45岁左右，且以女性为主。为此，教学方案淡化了传统科班的训练强度，尤其在台词部分，只侧重于基础语音矫正和简短的生活化对白。“首要目标是帮他们建立信心，能站稳、敢开口。”张某说。

在采访中，张某多次强调，“提供资源”并非忽悠老人交费的噱头，幸运的话，确实有不少人通过这个路径获得过机会。他提及，48岁的学员米姐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次偶然的机会，短剧的特约演员临时缺席，剧组通过他们的推荐找到了正在受训的米姐，这个契机让她得以迈入了短剧拍摄的圈子。

张某认为，米姐的亲和力和生活中的温婉气质，恰恰符合了许多剧组对“母亲”类角色的想象与需求。此后一年多里，她陆续参与了6部短剧的拍摄。实际上，米姐并没有专业基础，只是参加了十来天的短期培训。她塑造角色的方式，更多是依靠几十年为人妻母的真实感受与直觉，效果却意外不错。

此后，米姐的“成功”，顺理成章地成了张某在宣传中，最具说服力的成功案例。

然而，当被问及是否能保证所有学员都能获得角色时，他的语气又变得十分审慎。“我们扮演的是桥梁角色，负责筛选和推荐。但最终用不用人，决定权完全在剧组的制片方。”

他说，对多数老年人来说，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通过持续投入时间和费用，通过影视公司，在小成本剧集中争取一些群演或特约演员的机会。“对一些预算有限的剧组而言，一个能自带资源、配合度高的年长演员，其实能够缓解他们的一部分压力。”张某补充，即便角色小，许多学员只要看到自己出现在成片里，就觉得钱没白花。

在他看来，这项生意的根基，在于回应了一种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许多五六十岁的人，刚刚离开职场，生活重心突然悬空了，但他们依然渴望新的社交联结与价值认同。而表演课堂恰好提供了一个环境，让他们用“角色”尝试另一种身份，并在同龄人中找到共鸣。

“即使最终没有成为职业演员，也多了一技傍身啊！”张某说，很多中老年人在这里接触了艺术，学习了表演，结识了新的朋友，丰富了退休生活，有的甚至还意外地开启了黄昏恋。

在他的叙述逻辑里，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供，就是一门“各取所需的正经生意”。

维权艰难

即便幸运入行，短剧演员的道路也远非想象中平坦。

29岁的女演员宇书田，在英国取得导演硕士学位后回国，大多数时间在等待机会。当传统影视剧领域竞争激烈时，她转向短剧市场，开始在横店、郑州等拍摄基地之间往返。

尽管网络上流传着短剧“极度缺演员”的说法，宇书田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她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剧组真正需要的，是形象气质符合、具备专业素养的中老年演员。对于那些毫无表演经验的老人，想要直接获得重要角色几乎不可能。

宇书田观察到，在横店这样的拍摄基地，普通群众演员通常有年龄限制，一般不超过45岁。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量，剧组往往更倾向于让中青年演员通过化妆来饰演老年角色。宇书田解释，指导零基础老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而短剧拍摄周期短、节奏快，剧组难以承受这样的成本。另一方面，拍摄经常需要熬夜，老年人的身体条件也难以适应高强度工作。

据她介绍，没有台词的基础群演日薪约200元；能说几句台词的特约演员，日薪在500到800元之间；只有那些演技娴熟、能驾驭复杂角色的专业演员，日薪才可能达到1500到3000元。她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入行时日薪600元，积累经验后涨到1000多元，但从未突破3000元。网上流传的“日薪五千”说法，大多属于营销噱头。

尽管如此，“表演培训”的产业链仍在高速运转。

从业13年的经纪人黄嘉注意到，近两年来，二、三线城市涌现出不少小型“影视”公司，一些原本从事知识付费或主播培训的机构也纷纷转型进入这个领域。正规剧组的用人标准与这些“速成班”描绘的美好前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

许多老年人在报名时并未仔细审阅合同条款，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就签署了协议。黄嘉提到，此前杭州一家位于写字楼内的培训机构突然关门，导致数十位老人的学费无法追回。事后调查显示，该公司并不具备实际的影视制作能力，其所宣传的“剧组合作”均属虚构。

更让她觉得心酸的是老人们维权过程的艰难。黄嘉指出，这类培训往往提供了一定形式的“服务”，加之合同中的各种免责条款，使得相关部门通常将其定性为“合同纠纷”。老年人要想追回损失，往往需要提起民事诉讼，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而相关机构往往早已转移资产或注销公司。

“很多老人带着合同去寻求帮助，得到的建议往往是‘走法律程序’，”黄嘉说，“但取证困难、程序复杂，不少人最终只能放弃。”

尽管知道希望可能渺茫，王磊还是决定继续维权。

他如今的生活重心，几乎都围绕着“退费”这件事。因为那笔培训费，家里的气氛已经沉闷许久。白天，他独自查找资料，妻子默默做家务，两人互不交流。夜晚，沉默依然在两人之间蔓延。最初他还试图解释，后来便不再提起。“她冲我发脾气，我也不敢回嘴，心里内疚。”

随着了解的加深，王磊逐渐意识到，问题不仅在于老年人“贪心，什么都不懂”。更关键的是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一边是精心设计的话术、虚构的成功案例和布满陷阱的合同，另一边则是完全不了解行业规则的普通老人。

过两天，他打算约上几位同期学员，再去那家公司，他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