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圈终于迎来一场迟到的“对等”。一项将基金经理奖金与基金表现直接挂钩的新规，正在酝酿。核心逻辑简单到残酷：管得好、赚得多，才能多拿；跑不赢、亏了钱，就必须承担。这不仅仅是薪酬机制的修补，更像是对行业运行逻辑的一次釜底抽薪式矫正。当1451只主动权益基金近三年跑输业绩基准超10%的数据摆在面前，我们不得不追问：那些与投资者利益长期脱钩的激励机制，究竟滋养了多少平庸甚至失职？

从“规模为王”到“业绩说话”的艰难转身

长期以来，公募基金行业隐含着一种扭曲的激励：管理规模往往比投资业绩更能决定基金经理的收入与地位。这种“规模导向”催生了重营销轻投研、追逐短期热点忽视长期价值的行业生态。基金经理可能因押中某个风口而规模暴增，名利双收，即使后续净值腰斩，已计提的管理费和个人历史奖金也极少回流。投资者的盈亏与基金经理的切身利益，在关键节点上是脱节的。

新规试图斩断这一扭曲链条。其奖惩细则极具针对性：连续三年跑输基准超10%且基金亏损，奖金至少扣减30%；跑输但基金微利，奖金也需下调；即使跑输不多但基金亏损，则奖金不得增长。相反，只有持续跑赢基准并为投资者创造真实回报，奖金才能增加。这套规则直指要害——将基金经理的薪酬与持有人的真实体验进行深度捆绑。所谓的“基金利润率”，即考量基金作为主体为投资者赚取的真实利润，而非单纯的净值增长率，成为核心考核指标。这避免了通过高位吸引申购做大规模、却让后入者承受亏损的“净值陷阱”，真正关注投资者的账户盈亏。

数据照出的现实：光环下的业绩断层

截至12月11日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严峻现实：在全市场超过4600只主动权益类产品中，有1451只近三年跑输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基金未能完成其预设的“及格线”。更触目惊心的是，以三年期业绩计，跑输基准最多的十只基金，落后幅度均超过60%，最大者甚至跑输100%以上。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波动可以解释，其背后是投资策略、风险控制或职业操守的深刻问题。

个别案例极具代表性。曾因重仓消费赛道在2020年风光无限的基金经理刘彦春，其管理基金近三年回报普遍下跌近30%，大幅跑输基准，被部分投资者称为“太平间基金经理”。这背后是风格极致化后在市场转折中的应对失据，而蜂拥而至买在高点的投资者，至今深套。另一个案例是基金经理曹文俊，其管理的8只基金中有7只在近三年跑输基准超10%。以其管理规模最大的富国金安均衡精选混合A为例，在曹文俊管理的四年里，自2023年起持续跑输基准，且在2024年第三季度市场反弹时未能跟上，跑输幅度加剧。长期不佳的表现导致投资者持续赎回，该基金规模从成立时的28亿元缩水至目前的9亿元。单只产品落后或可归咎于运气，但同一经理旗下多数产品长期、大幅落后，则很难不引发对其投资能力体系与责任心的拷问。

新规的深层意图：重塑信托责任的基石

此次薪酬激励改革，其深远意义远超约束个人。它旨在从根源上撼动“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一行业顽疾。过去，基金公司收入依赖固定比例的管理费，与基金业绩关联较弱。这使得公司层面也可能缺乏足够动力去严厉约束业绩长期不佳的基金经理，尤其在后者仍能带来管理规模的情况下。新规通过强制性的奖金与业绩挂钩，将投资者利益受损的成本，部分内部化为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的切身损失。

这实质上是在重建资产管理行业的信托责任基石。基金经理受托管理的是千万家庭的财富与未来，其首要且唯一的使命应为客户资产保值增值。当激励机制与之对齐，才能促使投资决策真正转向长期化、理性化。基金经理将更像打理自己财富的“所有者”，而非追逐短期排名的“交易员”。他们会更审慎地评估风险，避免为博取高额回报而进行过度赌博式投资；会更注重在估值合理时买入优秀公司，而非追涨杀跌；会更耐心地与优质企业共同成长，而非频繁换手。

挑战与展望：从规则到文化的长征

当然，新规落地与显效仍面临挑战。业绩比较基准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基金利润率的计算口径是否公允、三年期的考核是否足够长以避免短期干扰，都需要精细的设计与持续的监督。此外，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行业文化非一日之功，需要监管、公司治理、投资者教育等多方面协同推进。

然而，方向已然明确。这场变革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价值是专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而非资金募集能力。它倒逼基金公司必须将资源真正投入到投研团队建设、风险控制体系和长期考核机制上，而不是营销话术的包装。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增加了其选择基金的底气——那些能够在新规下持续获得激励的基金经理，更可能是真正具备为持有人赚钱能力的“长跑者”。

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需要各方利益的一致。当基金经理的奖金与他为投资者创造的财富紧密相连，当“受人托、忠人事”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薪酬单上的数字体现，我们才有望看到一个更负责任、更专注长期、也更能赢得公众信任的资产管理行业。这不仅是基金经理考核方式的变革，更是一场关于财富管理本质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