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永舟

编辑 | 青霆

排版 | 菲菲

近日热映的美国动画片《疯狂动物城2》竟是“悼明”之作，因为主角兔子警官Judy的中文译名是“朱迪”，与明成祖朱棣的读音相同；

二十年前的中国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也是“悼明”之作，因为男主角道明寺即“悼明”，名字拼音缩写“DMS”则是“大明死”的意思；

琼瑶的代表作《还珠格格》也是“悼明”之作，理由是，“珠”即“王朱”，暗示王者当姓朱，“还珠”，暗喻要将天下归政于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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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谐音、隐喻、类推等牵强附会，皆源自近日忽然兴起的“悼明”潮流。

所谓“悼明”，顾名思义，即悼念明朝。最初源于网络博主“吃瓜蒙主”提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实乃“反清复明”之作，林黛玉是崇祯皇帝，贾宝玉是传国玉玺等观点。而明之后的清朝，是“误国三百年”的罪魁祸首。

“红迷会”账号整理的部分“反清悼明”言论/图源：红迷会公众号

短时间内，该论调收获无数追捧，吃瓜蒙主涨粉百万。紧随其后，网络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量“反清撑明”论调。诸如对明皇帝朱元璋长相俊朗的争辩，对《红楼梦》的索隐和拆解，这些共同成为2025年末一出流量拥趸下的荒诞奇观。

存在近三百年的明朝，俨然已经被偶像化。

互联网上倒是早有“明粉”。其中，一部分是基于文化考据的“崇古”，但另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情绪化、符号化乃至极端民族主义之上的盲目推崇。社交媒体上甚至开始有传言称，清军入关后，“满汉全席”为清人以汉人为食，非满族的普通人活在清代，只能被当作人肉来食用。

偏狭和对立的理解，极易滋生历史虚无主义。在这场荒诞的狂欢中，南风窗采访了中国明史学会原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以及历史学者、作家谌旭彬，请他们来谈谈真实的明史。还原历史并不难，难的是在误解、偏见、把历史当作情绪出口的舆论环境中，留存一片冷静与理性的净土。

“朱元璋本就该是个帅哥。”伴随着“悼明”风潮，以及中学历史课本上将明太祖像的“鞋拔子脸”丑像替换掉，社交媒体上涌入大量对明太祖长相的想象和“纠正”，认为广为流传的“猪腰子/鞋拔子脸”，乃清朝故意丑化。

“其实，从明初开始，就已经有记载说朱元璋长得比较奇怪了。”何孝荣教授告诉南风窗，如今，大面积对朱元璋相貌的讨论和“纠正”，早已不新鲜。

历史学者、作家谌旭彬曾在《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一书中做统计，时至如今，流传于世的藏于明清两代宫内的朱元璋画像，共计13幅，总体而言，这些画像里的明太祖样貌，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庭饱满、慈眉善目的圆脸，一种就是骨相怪异、满脸麻子的丑脸。而“朱元璋的丑相至晚在明朝中后期已在民间广为流行”。

“总体来说，明太祖有丑相，也有俊相，但我们（学界）普遍觉得丑相更接近朱元璋的真实样貌，尽管可能有所夸张。”何孝荣说。

新教材和旧教材中的朱元璋

如明成祖建太祖孝陵神功圣德碑，说他：“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何孝荣认为，这基本上就是怪异瓢形的鞋拔子脸模样。“至少，明成祖朱棣肯定知道他父亲明太祖长相。如果明太祖是天庭饱满、神态庄重、英武慈祥的俊美长相，朱棣不可能给他记载成下颚凸出、脸颊拉长的鞋拔子脸或者猪腰子脸的奇丑长相，再附会成所谓猪龙之类的。这不合常理。伟光正形象才是人们的追求和叹羡”。

没有照相技术的年代，除了画像，朱元璋的样貌更多依靠语言来描述，尤其是相术语言。在《明太祖实录》里，记载过朱元璋，“状貌奇伟，异常人”；“龙姿凤质，非常人也”。

在谌旭彬看来，关于朱元璋的语言描述，大多指向奇且怪的“帝王之姿”。

比如《明太祖实录》里记载的，“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该神话故事出现后的次月，朱元璋便宣布登基称帝。“显而易见，这个故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谌旭彬说。

传统文化里，“异人必有异相”，于是，不少古代帝王都自称或被记载具有“奇骨”“重曈”“龙章凤姿”等“非人性”的外貌特征，用以佐证某种皇权的正当性，“主动‘异化’自己的长相，更多出于一种政治和权力的需要。”

[明] 王文洁 《锲王氏秘传知人风鉴原理相法全书》“龙形”人相/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靖难之役后，成祖登基，藏于宫殿内的朱元璋画像遗失了，“永乐四年，某殿灾，失太祖遗像，复召远绘。”成祖朱棣认为，父亲的画像是建文帝朱允炆烧毁的，“（朱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

但谌旭彬觉得，这个指控背后，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朱棣其实是自己烧毁了父亲的画像，然后说是建文帝烧的”，这么做的原因，既可能是诋毁建文帝，也是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作铺垫。

“后来的朱元璋相，其实是根据朱棣的相貌反推出来的。朱棣为了强化自己继承皇地位的合法性，也要用这种神道教的说法，说因为我天生奇相，所以能做皇帝。”

因此，谌旭彬认为，朱元璋在后世传闻里“忽美忽丑”，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究其本质，都是权力在试图粉饰凡人，都是权力的掌控者不甘心拥有一副凡人的相貌。”

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变成了‘怪物’，他的脸被他自己搞没了。”

明朝是一个制度异常严苛的朝代。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而集中于皇帝，设立锦衣卫，逐步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前朝的精密集权系统，最大限度制衡官员，具体实施起来，则需要皇帝事必躬亲，各部门配合精确完善。这种集权系统，对君主的个人素质和才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为后期的衰败与腐烂埋下了隐患。

何孝荣认为，君主一人身上的权力空前集中，但同时，独自负担的压力也空前剧增，在朱元璋与朱棣时期，这套高度集中的体系尚且行之有效。“皇帝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也要付出大量精力。”但到了明中后期的几个皇帝，“自小生长在宫廷里，很多东西都不懂，也没有毅力去亲力亲为，一个个怠惰荒嬉，不管朝政。”

《大明王朝1566》剧照

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不同朝代的更迭，一致按照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的顺序进行。明朝最为著名的成祖加强集权的手段之一，是强力削藩。“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政治登基后，大刀阔斧地削藩，实施了撤掉藩王的政治军事特权军权，仅允许他们获得征收土地税等一系列措施作为俸禄，将藩王的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何孝荣说。

在今年7月出版的《表与里：大明王朝276年兴衰史》一书中，何孝荣写到，明成祖朱棣削藩后对藩王省墓、入朝等事项作了严格限定，“藩王及其子孙自此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只能作为宗室享受一定的经济待遇，不得随意走动和离开王府、交结官民。”

《表与里：大明王朝276年兴衰史》封面

如此一来，虽然藩王对中央的威胁小了，但不少后来的皇室贵族，都因曾经受制于这样的政策，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不让他们参加科举，不让他们当官，最后他们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直到万历年间，眼看一代代藩王越来越穷，“万历皇帝才开始让藩王参加科考、做官。但这帮人口不断增加，依然逐渐变成国家的庞大负担。”何孝荣说。

而随着集权逐渐加强，“明中后期以后，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一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一个是皇帝的代言机构，皇帝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他上不上朝都无所谓。”在何孝荣看来，明中后期的皇帝们越来越懒，本质上是一种“贵族腐化”，“他们没有亡国危机。不像清朝，清朝的贵族始终有一种危机感。清朝前中期的皇帝，普遍都比较勤快。”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到了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剧烈，军官贪污腐化严重，明朝进入了一个政治黑暗时代。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民不聊生。”何孝荣认为，后来广为流传的“清军入关打断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论，其实站不住脚，因为明朝统治本身已经难以为继。

如今，大家悼念明朝，甚至是怀念明朝，在何孝荣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明朝的确在中国历史上算比较强盛的，鼎盛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比较强大的。另一个是因为清朝出现了闭关锁国，而后进入丧权辱国的黑暗时代，从民族心理出发，大家比较抵触（满清）。”

相较于帝王将相、王朝权力更替，谌旭彬更关注历史上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他在《活在洪武时代》一书中直言，“朱元璋虽然口称爱民，但他所爱的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百姓，而非那一个个鲜活的底层民众。”

比如，为了汲取民财，洪武帝设置了大量河泊所，并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制定了征税额度，纳税会被视为官员的考核任务之一。而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扩大征税覆盖面，扩大征税强度。层层剥削到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在谌旭彬看来，乱世之中，大部分老百姓只有变成炮灰的命。

事实上，早在洪武年代初期，明朝刚刚建立统治，民间就已经出现了不少此起彼伏的百姓武力暴动。明史学家南炳文与汤纲在《明史》根据《明太祖实录》等材料做过详细梳理：洪武三年、五年和十年，广东、广西与福建等多地均出现不同程度与面积的百姓起义，规模最大的达几十万人。

谌旭彬在书中慨叹道：“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见的。”

《明实录》抄本/来源：沈阳市图书馆

在永乐朝内阁学士解缙的一封上疏里，洪武时代是这样的：“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而被官吏剥削的百姓，大多是“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䘮，逃亡弃失。”

谌旭彬认为，对于这些民间治理与民生状况，洪武帝朱元璋其实都明白，“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按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

农民出身的明太祖，倒是费尽心思向民间灌输起义的坏处。他告诉百姓，元朝覆灭是因为天意，“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他根据自己在前朝末的生存境况，教诲百姓们，“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在乱世，能被饿死就已经是很舒服的死法了，如果有暴动之举，下场大概率是被兵刃砍死。

中国历史上，逢改朝换代，君主都会尽可能地掌握对前朝的解释权，并试图将未来控制在手中，包括看得见的财产物质，与看不见的权力和思想观念。对明太祖来说，不遗余力地渲染农民起义的坏处，让老百姓相信元朝的灭亡是天意而非人事，自然是对自身统治有益的事。从封建王朝本质的角度看，这是合乎常理的。

《朱元璋》剧照

如今，“悼明论”还有一种观点：明成祖着手修订的《永乐大典》，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全的百科全书。但在何孝荣看来，这也是一种帝王心理的体现。“藩王出身的明成祖上台以后，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除了文，他还五次北伐蒙古、派遣郑和下西洋。”

用谌旭彬的话来说，《永乐大典》是一项典型的“政治工程”：“中国历史上有个传统，新皇帝上台后，想要彰显自己的治绩，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修书。《永乐大典》一方面具有保存典籍的贡献，但也兼具了思想控制功能的政治作用。在搜罗书的过程中，一些不合君主意的内容，是需要被销毁的。”

“明清两代在政治制度上，玩的是同一套把戏，只是换了一个高层统治者而已。”谌旭彬说不解，“基本上来说，它们在政治上都是专制的，经济上是打击民营经济的，文化上也是压制民间自由的，这两个朝代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此，我们凭什么讲，明朝如果没有灭亡，中国历史就会是另一套面貌？”

谌旭彬提醒，今天的我们，不仅对明清两代的认识可能存在偏见，对明之前的元朝，也存在些许误解，“总是以为元朝人活得很差，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谌旭彬提到元代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九儒十丐”，即儒生（读书人）的地位居第九等，仅在最末的乞丐之上。“但儒生的地位并不是真的很低，元朝的儒户虽然没办法进入高层政治中，但也不是乞丐，甚至也是有特权的。一个儒生每年的基本义务还是要去上两堂课，送孩子去读书，很多税不用纳，很多劳役也不用服。”

社会管理方面，元朝对民间的管控力度总体上也是较之明朝更为松弛的。谌旭彬以江南地区举例，“元朝对江南地区的治理比较放任，基本上只要把中央政府摊派下来的各种赋税缴纳了，政府对江南地区就没有其他折腾了。”

而到了明朝，社会管控力度在短期内收紧，谌旭彬说，“朱元璋来了之后，该给我的财税我要汲取，人丁我要汲取，不仅如此，还要更严厉地控制你。”《活在洪武时代》书中以明太祖编纂的法典《大诰》举例，明太祖通过“知丁法”，让亲戚、邻居互相监视，妻舅、母舅、伯叔兄弟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去官府。

明人绘《明太祖朱元璋异形像》局部

在谌旭彬看来，朱元璋对百姓的态度，是“把他们当植物一样管起来，像庄稼一样永远长在这个村子里，休想到别的村子里随便溜达。朝廷想抓壮丁，很轻松地就抓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新的专制高峰”，谌旭彬认为，这与朱元璋反元过程中所倚赖的民间组织力量有关。

“回到历史中看，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明朝推翻元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好像很厉害”，谌旭彬说，“但活在历史当中的那些真实的人，他们并不这么觉得。”今天所说的所谓“民族情感”，“在古人那里是不存在的”，历史上真实的老百姓，只关心如何活下去、活得好。

“这是现代人的幻想与古人真实处境之间的一个差距。”

到了明末崇祯年间，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十多年极其惨烈的战乱，除了农民起义的外患，王朝内部，“苛捐杂税”“宦官干政”等结构性问题仍然客观存在，“老百姓的日子太难过了”，谌旭彬认为，即便没有清军入关，明朝也已经积弊难返，“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清朝是不是更糟糕呢？谌旭彬认为，满清战争结束之后，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起了一段时期，从赋税角度来说，康熙实施的新增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实施的摊丁入亩，都让个体负担明显减轻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是明显的德政”。

谌旭彬认为，想要客观地看待一个朝代，除了看待帝王将相的更替和兴衰，还应该作为一个活在社会当中的普通人去看待，这样才不会误解了历史上普通人的真实处境。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