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一份请愿书出现在美国白宫官网上，标题冰冷刺骨：“将贾斯汀·比伯驱逐出美国。”它迅速集齐了超过27万个签名。与此同时，这个加拿大少年刚过完20岁生日，他的单曲《Baby》在YouTube上播放量突破10亿，是全球青少年的绝对偶像。一面是山呼海啸的狂热，一面是汹涌滔天的厌恶——这个世界，为何将最极端的两种情感，同时砸向一个少年？

比伯的人生，是当代娱乐工业最残酷也最经典的样本：它演示了如何用互联网一夜之间造神，又如何用显微镜一寸一寸将其毁灭，最后，看这个神是否能在废墟里，重新长出人的模样。

故事的开端，像一部标准的迪士尼电影。2007年，加拿大斯特拉特福，一个12岁男孩在当地歌唱比赛获得第三名。他母亲随手将比赛视频传上YouTube，想让亲戚看看。镜头里，男孩头发微卷，抱着一把几乎和他一样高的吉他，嗓音清亮得像未被尘世触碰的泉水。

这个无意之举，在算法的助推下，击中了正四处寻找“下一个巨星”的资深经纪人斯科特·布劳恩。布劳恩联系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亚瑟小子，两人一起飞往加拿大。在一间简陋的起居室里，听完贾斯汀·比伯的清唱后，亚瑟小子当场决定签下他。从素人到签约，只隔着一块电脑屏幕。

那是互联网造星时代的黎明，比伯成了第一个被YouTube算法选中的“天选之子”。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2009年，首张专辑《My World》发行，席卷全球。2010年，《Baby》横空出世，旋律简单到刻进DNA，MV里那个穿着亮色帽衫、笑容青涩的男孩，成了全球少女卧室海报上的唯一主角。

他的发型（锅盖头）被疯狂模仿，他的着装（连帽衫、垮裤）定义了一代年轻人的时尚。他是流量时代第一位“世界级男友”，但他的真实人格，却被严密包裹在完美偶像的人设里，无人关心，也无人知晓。他的成长，被放置在全球聚光灯的炙烤下，以一种扭曲的加速度进行。

崩塌来得同样迅猛。当少年进入叛逆期，那些被压抑的愤怒、迷茫与荷尔蒙，开始以最糟糕的方式喷发。2013年起，“坏比伯”频繁占据头条：在邻居家门口扔鸡蛋；在夜店外与狗仔冲突；因醉驾和危险驾驶在迈阿密被捕；甚至在参观安妮·弗兰克故居后，写下“希望她也是我的粉丝”这种令人愕然的留言

。公众的宠溺瞬间转化为最恶毒的憎恨。媒体将他塑造成一个“被宠坏的怪物”，那27万人的驱逐请愿，是这种集体愤怒的顶峰。他不再是歌手，而是一个承载着世人所有对“童星堕落”想象的文化符号。

人们热爱摧毁自己建造的神像，尤其当这尊神像露出了凡人的裂痕。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2017年，23岁的比伯在舞台上崩溃，突然取消了世界巡演剩余14场演出。他消失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患上了严重的莱姆病和单核细胞增多症，身心俱疲，同时深陷抑郁症和药物滥用的泥潭。这是一次被迫的“坠落”，却成了他自我救赎的开始。

他回到了加拿大，回到信仰中，也回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海莉·鲍德温身边。这段关系，与他少年时那段被全世界围观的恋情截然不同，低调、稳定，更像两个普通人相互扶持。

当他带着新音乐回归时，那个曾经的“坏小子”似乎消失了。2020年的专辑《Changes》和2021年的《Justice》，音乐变得内省、柔和。他公开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歌曲中祈求宽恕（如《Sorry》），表达爱意（如《Peaches》）。他的形象从光滑的偶像，变成了留着胡茬、眼神里有故事的成熟男人。

公众的情绪再次反转，从驱逐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接纳与同情。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目睹的不仅是一个明星的丑闻，更是一个孩子在亿万双眼睛注视下，艰难而狼狈的成年礼。

贾斯汀·比伯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观看”与“成长”的寓言。我们通过屏幕，“观看”了一个男孩被制造、被捧上神坛、被拉下、再尝试爬起的全过程。他是互联网时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之子”，也因此承受了最密集的“数字鞭刑”。

他的裂痕，折射出这个时代成名方式的残忍：它给予一切，却从不教人如何承受。如今，那个唱着《Baby》的男孩已过三十，他的声音里多了沙哑，生活似乎重归平静。

但那段从全民偶像到全民公敌，再挣扎回归的过山车之旅，已永久地改变了他，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娱乐工业最浓墨重彩的一道注脚——它提醒我们，神坛之下，不过是另一个需要学会走路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