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与人为善的，如果‘谑而近虐’，那就不成其为相声了，也就不是艺术了。”——侯宝林先生这句话，道出了相声讽刺艺术的黄金法则。

相声讽刺与抹黑这条分界线，前辈艺人们用毕生经验描绘得清晰可见。

马三立长孙马六甲这样评价祖父的艺术：“爷爷的相声中讽喻劝勉的成分多，而讽刺攻讦的成分极少。他创作这些人物，并不是为了讽刺，而是想借他们来修复人性中的弱点——‘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理念，正是鲁迅文学精神在相声艺术中的延续。

马氏相声之所以能够达到高超境界，离不开对讽刺分寸的精准把握。

已故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评价马三立相声时指出：“幽默的包袱背后渗透出人生哲理。” 这正是高级讽刺的魅力——它不只是让人发笑，更让人思考。

“少马爷”马志明在表演传统段子《拴娃娃》时，曾对原词进行精心修改。

原词是：“你父亲坐在外院书房，闷闷不乐，对天长叹‘唉!我这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啊，怎么就没儿没女了呢?’”

马志明认为这样说是招人忌讳的，有类似情况的观众听了都会抵触不满。

他表演时改为：“想我某人，这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净是善举啊，为什么就没儿没女了哪?”经过这样改动后，语言表达更加合理严谨，听起来温和有礼，更易于接受。

老前辈张寿臣在单口相声《三近视》的表演中也强调：

“我想说明这段子决不是讽刺近视眼，咱们别在近视眼上找包袱，它就是利用近视批评人，不要袒护自己的缺点。”

这种明确区分讽刺对象的态度，正是老一辈艺人的智慧所在。

早年间说相声的有两句话“进门问讳、异地讯风”，现在仍然适用。

“问讳”是问有什么忌讳，不要说人家不愿听的话。

比如，战士要上前线，慰问演出就不要使用死、伤、流血、牺牲、追悼会等不吉利的语言，更不能演出《托妻献子》这样不合时宜的作品。同理，去敬老院慰问演出，《白事会》《师傅经》等都是绝对禁忌的作品。

庆贺演出不能让人产生晦气，逢年过节京剧演出都是“天官赐福”“龙凤呈祥”等福瑞征兆的戏；相声演出“大上寿”“八大吉祥”等有益段子。

“讯风”是问当地长期形成的礼节、习俗，不要犯忌。善意讽刺不能任意挖苦，出言无状容易产生憎恶或讥刺的意味。

侯宝林先生曾明确指出：“讽刺要有一定深度，也要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在他看来，讽刺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提炼。

鲁迅先生的观点也被相声艺人们奉为创作准则：“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传统相声《买猴儿》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情节荒诞，但马大哈形象的真实性让观众欣然接受。

马三立的创作原则是：“使活从现实生活出发，力求表演的真实性，使相声艺术不做笑的玩偶，要具有笑的生命。”

他塑造的“马大哈”“马善人”等形象，之所以能成为几代人的笑点记忆，正是因为其扎实的生活根基。

马三立说：“相声不是出洋相，要让人笑过之后还能咂摸出点滋味。”——这或许是对相声讽刺艺术最好的总结。

相声是“笑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

从侯宝林的《夜行记》到马三立的《逗你玩》，从马季的《五官争功》到姜昆的《新虎口遐想》，相声的形式在变，但讽刺丑恶、歌颂美好的本质从未改变。

相声前辈们用毕生经验告诉后人：幽默是讽刺的刀刃，让人笑中思考；善意则是它的刀鞘，让批评被人欣然接受。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正是相声艺术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