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号，某法院又开庭了，这天成了这场合同纠纷案里当事人最后一次出庭作证的日子。站在媒体面前和在场的人群前，她情绪看起来很平稳的样子，跟上次去法庭的时候相比差距很大，那次是在法庭上哭得一塌糊涂好几回打断对方问话的情况还记忆犹新，这一天却显得冷静很多，回答问题快而且态度坚决。

回想前一次庭审，她第二次出庭的时候情绪曾失控过，她说自己两天没睡觉了，心理压力很大，哭着还插话很多次，法官那时对她做了安抚，并提醒注意出庭时的事项和程序。那段画面被不少人在记忆里存着，法庭上的那种情感起伏也被外界关注到，到了第三次出庭没有再出现类似情况，在看的人觉得她在上次之后有所整理，睡眠好些了，精神看起来更充足一些，发言也比之前有条理得多。

这天她坚持自己没有违约，能清楚地驳回对方的论点。对方说她补签合同、付款，她说都没有收到钱，具体的付款细节可以问她的助理周静仪。法庭上她多次斩钉截铁地说“都是假的”，态度很坚决。

案件的来龙去脉，在前几次庭审中已有部分呈现，多年前她曾与余毓兴签订过一份约定，承诺在六年内出演四部影片，并以此换得约四千万报酬，那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买房的事情。过了年之后双方又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说是花276万港币请她再拍两部片，她在法庭上说那段时间里实际上只被请过去拍摄一部电影，危险关系，至于另外五部影片的事儿呢，则是连剧本都没见着也未曾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跟她谈这事。

她把没有按时拍完的原因说成是对方的问题，她说对方经常联系不到人，有时候会“人间蒸发”，所以不能顺利进行拍片。而且她还说自己曾经签过的公司亚洲娱乐在2013年倒闭清盘了，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与余毓兴解除了合作的关系，按照这样的时间节点和事情经过来看的话，觉得自己并没有违约，责任应该是提告的人要承担的。

对方提出的主张是一份长达八年的“全球独家经纪人合约”，余毓兴要求她公开这份合约期间的账目，以此来算出佣金并索要。她坚决否认自己签署过那份长期合约，并且称那张纸是假的，上面的签名不是她的笔迹，也并没有留下她的指纹。余毓兴拿出了付款凭证作为反驳，认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说法。双方在法庭上就文件是否真实以及是否有付款记录展开了争论。

在第一场庭审的时候，她也提出了更早的支付时间，她说她在片酬的事情上被欺骗了，在离婚之后自己的名气开始下降，那个时候有人做了假账来减少她的收入。她认为原本有一笔大概1500万左右的片酬钱，最后只给了700多万，当时自己想报警但是对方说自己有病就打动了自己的心，就没有报警。同时她还表示因为害怕对方会做出极端的行为所以没敢报警。

在第3次庭审中，对方律师想说她没帮她找到投资人是因为她在离婚之后形象就不好了票房号召力不行媒体上也有相关报道所以没人愿意合作。她反驳说：“那你说的那些媒体报道并不代表就是事实啊你们可以问一下现场的人看看我是不是形象受损那么大呢还有我的妈妈说我也没啥大的影响不是吗？你如果说公众形象跟票房挂钩我就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你就别跟我说因为我是女演员所以我票房就不行。”

从庭上来看，这次更像是她审时度势后的回答。面对对方律师的提问，她的反击也十分迅速，语气中带着准备好的味道。在法庭记录里可以看到她在对答时思路清晰，在回应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像上次一样情绪失控，旁观者们就给她贴上了“阅事成熟”、“冷静应对”的标签，好像一个为孩子考虑、可以承担责任的母亲形象。

案件所涉的焦点可以归纳成几类问题，一是合同约定的履行情况，最初许诺四部影片加上后来补签的情况；二是付款是否到位，实际支付与应付之间的差额；三是文书真伪争议，主要集中在签名、指纹真假以及付款凭证是否有证明效力；四是公司经营状况和时间节点的问题，亚洲娱乐在2013年倒闭了，在2014年按规定解除合作这件事成为双方在责任认定上争执的重点部分。

细节在法庭上也可见一斑，她多次把具体的财务问题交给助理去查证，这就反映出她在证据链上的依仗性，对方想凭借付款凭证和说自己有的长期合约来说，在经济方面与她有长久的代理关系，双方对证据的解读差别很大，法院要针对文件出处、签字真假以及付款凭证有没有法律效应作出判断。

公众关注她不只因为案子本身，这些庭审片段也牵动了她的私生活讨论。第二次出庭时的泪流满面让大家看到了脆弱的一面，第三次沉着应对又给大家展现出另一面，在法庭上多次强调自己不是违约方、语气坚决地为自己和孩子争取权利的画面被更多人看到。

这场官司会走向和解还是最终判决，要靠双方给出的证据以及法庭对这些材料的看法来决定。案由大多涉及合同履行、支付等事宜，线索包含合同文本、补充协议、付款凭据、公司破产清盘相关资料以及解除合作的时间节点等内容，法庭必须仔细检查这些材料，弄清楚什么时候该承担责任、谁负责没拍完的片子、有没有伪造文件的情况等等。

庭审结束之后，外界对她能否得到好的结果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她之前在最近的法庭上表现出很冷静也很有准备的样子，所以她在事实面前应该有机会被公平对待；而对方的支持者则说那些付款凭证还有其他文件也许会对她有利，这个案子还得要更多证据核实和法律程序才能分清是非，这次最后的出庭记录了她从情绪失控到策略归位的过程，并且把合同纠纷里最核心的问题又摆在法官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