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镜头前笑得极轻，还是往常的风清云淡；短短几句中就把“身后事”说得这么坦然？12月4日那天，她平静地说出一件令很多人吃惊的事情—自己的遗嘱早就立好了。
时间要回到十月，那是一个送别的月，她去送别一个对她意义很重的人—干爹许绍雄，在灵堂里没忍住悲伤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像回到了那些软弱的夜里。两个月后镜头里的她是不再流泪的样子，眼神平和语气带点被岁月磨出来的稳当，她说自己接受了生老病死这个事实也是因为这场送别在十一月份把遗嘱签了名放到银行保险箱里面去了。顺着这条线走过去十月的痛、十一月的决定、十二月的公开就像三声心跳连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有人觉得奇怪，她这么早就要开始准备这些东西。她说得很简单：那一刻的失去太真实了，生活中一下子多了好多告别的通知。以前朋友们在一起，一起为恋爱、婚礼、孩子的笑声鼓掌；现在朋友圈里，祝福声外加了好多“再见”。她坦白过，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回到无忧无虑的日子，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她选择往前走一步，提前把未来要交代的事都写清楚一点，不是害怕而是清醒。
说到她的钱，外界一直有各种估算。媒体觉得她身家至少两亿港币以上。她很实际地看待这笔钱：钱是靠一步步的演艺生涯得来的，靠拍一部又一部戏赚回来的，在香港核心地段买房子、投资拿回的钱。出道快三十年了，从1997年TVB季军开始，早年间因为嗓音尖、演法不够自然被观众挑刺儿。但对批评她没抱怨过，就更努力—天天大声读报，对着镜子练表情，连发音也下功夫。别人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成名史，少有人知道那些夜里的拍戏日子累到几乎不睡着，“拼命三娘”这个外号就是那时留下的烙印。
事业给她搭了个台子，也给了些经典角色，金枝欲孽》里的尔淳让观众记住了她的细腻和锋芒，在另一部戏里她一人分饰多角，用演技争取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成为圈里极少数拿到“视后”双料荣誉的女演员之一。后来转战内地，她在《延禧攻略》里饰演娴妃，片酬、戏份都不是全剧的主轴，但每句台词她都认真念好，把一个配角演出了血肉感，为此把自己从粤语环境里拽出来，白天黑夜地练普通话，就为了把台词说得像自己的话一样。剧中那句被大家传唱的台词虽不是原创，但她演得够劲儿，很多人都记住了一种“讨回公道”的气场。
一路辛苦，名声之外，还有实打实的财富。早年买房、投资的眼光不错，资产一直稳步增长着，她很看重这一点，这些钱是自己打拼来的，怎么花由她做主，在这次立好的遗嘱里头，把母亲排到了第一继承人的位子上，家里还有哥哥弟弟也都被写进去了受益人名单当中，童年记忆里的那道缺口永远无法填满，五岁的时候父亲在一次车祸中离开人世，剩下妈妈一个人将三个孩子拉扯长大，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她的家庭观念，成年后便格外重视对母亲的照顾，母亲曾经得过重病，这几年她主动减少工作量，更多的时间留在家中陪伴家人，这份遗嘱除了关于大额财产的分配安排以外，还涉及长久以来对母亲照料方面的规划，一切都被处理得很周全。
她同样为日常生活的柔软小物做了安排，在家里养的猫占据了她在生活里的一席之地，所以在遗嘱中就清楚表示了要把家里的猫给妹妹照顾，并且设立了猫咪基金来照料它们。也想用一部分的钱去做慈善工作，对于跟医疗相关的研究更是充满了希望可以做些贡献回馈社会。在整体立下的那份文件细节里都照顾到了家人、宠物以及社会责任上的交代既理性又充满人情味。据媒体报道显示是于2025年11月进行签署并安放至银行保险箱之内即妥当又清晰可察。
关于私人生活，她是众所周知的单身代表。至今未婚未育，是丁克族或者是选择单身的人群。她并不是生来就拒绝家庭，而是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年轻的时候也谈过几段认真的恋爱，并且还想过冷冻卵子，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去做。她对当母亲的理解就是全部时间精力都得投入进去的那种感觉，那对她来说比拍戏更费劲儿。所以她选择了把人生的一部分交给工作，一部分留给亲情和友情，而不是一定要通过结婚、生孩子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有人会把她的选择当作孤独，可她反过来笑说：“安全感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来的经济独立。”她有亲人朋友还有工作，在这些支撑下生活很充实，并不觉得空虚。所以她在处理身后事时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不会被外界舆论影响。她把钱看作是劳动成果，要用好也该负责任地分出去—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留在世上的亲人们负责。
社会上对于不婚不育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她也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但是她更希望把这件事当做一种警醒或者参考：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在开始之前都应该考虑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她说立遗嘱不是悲观，而是清醒和成熟，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亲人的交代。她的做法给那些选择单身、丁克的人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本—经济独立很重要，制度化的安排才能让亲人少些不确定性的负担。
回头看她的路，从1997年那个青春被镁光灯捕捉的港姐季军，到后来在屏幕上一个又一个被人记住的角色，再到今天能将身后所有细节写得井井有条。这是她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她没有躲在任何标签后面，也没有完全活在传统轨道上。童年失去父亲时的那种脆弱，母亲病痛中的陪伴，还有演艺生涯里被批评与被认可的循环往复，在最终都汇入了她的选择中—用工作换尊重，用理性安排爱和责任。
采访结束的时候，她把话头留给听者：“我们总说活在当下，但到底怎样的准备才叫负责任呢？大概不是一张遗嘱就能回答的全部问题吧，但是写下来，收拾妥当，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已经是安顿了。她没有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只是摊开自己的做法：这是一份有名字、有面孔的选择，一份既来自生活的痛点又充满理性的选择。听完之后，你可能会想起那些年一起跑过的剧组，一起排过的夜戏，也可能会想起母亲的话和手机里被标注为“重要”的联系人。人会分开，也会安排好，而我们也需要像她一样去清点一次，清点过去拥有的，也要清点将来要负责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