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还在给92岁的妈擦身，腰像被锯，却一次都没喊过护工。”——刷到这条，手指就停住了。
潘虹，金鸡奖拿到手软的女人，如今最硬的却是膝盖：每天5点跪在床尾，把母亲浮肿的脚抱在怀里揉，揉到晨光发白。她说那不是孝顺，是“还债”——还10岁那年独自抱着父亲骨灰盒坐绿皮车的债，还350天泡在剧组不回家的债。债还完了，戏也演完了，只剩一间老房、一张病榻、一对母女，像两部旧胶片互相倒带。
有人替她不值：影后啊，竟没给自己留一个端水的人。可潘虹早把“观众”这词想透了——镜头前演别人，镜头后演自己，演到最后发现最难演的角色叫“女儿”。她推掉过豪门，也推掉过子宫，如今推掉的是止痛药：腰椎间盘突出，吃一粒就犯困，母亲喊腿抽筋她得立刻醒。痛就痛，清醒比止痛重要。
居士证藏在《大众电影》旧杂志里，念经的时间拆成碎片：等水开的3分钟，护工换床单那5分钟，母亲打盹的10分钟。佛祖没教她长生，只教她“呼吸”，她一呼一吸，把92岁的呼吸对到自己的72岁，像对台词，一个字都不能错。
最崩溃的一次，母亲半夜滚下床，她抱不动，只能一起坐在地上哭。哭完把睡衣撕成布条，一头系在母亲腰，一头系在自己手，从此睡觉也拴着，像小时候母亲用毛线把她拴在桌角。角色反了，台词却没变：别怕，我在。
有人问，后不后悔没孩子？她笑，笑完补一句：“有孩子也是他去忙他的，最后不还得我自己来？”这话听着凉，却也是实话——老到最后，都是孤军奋战，区别只是战场在哪。
所以现在她每天给母亲拍完血糖，顺手给自己也扎一针，数值写在一本1992年的挂历背面，挂历封面是她在《股疯》里的笑脸，笑得像永远不会老。针眼密密麻麻，像两排省略号，替她把“以后”省掉。
夜里母亲睡了，她偷偷开一罐零度可乐，喝两口再拧紧——糖分是毒药，气泡是烟花，小口小口地呲，像给自己放一场无声的庆祝：又活过一天。喝完把罐子踩扁，丢进“可回收”，动作轻得像在销毁证据。
明天醒来，腰会不会更疼？母亲还认不认得她？没人答，她也不问。她只负责把今天过完，像当年拍完最后一条——不喊停，镜头自己会“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