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7日清晨，香港电台用短短一句“六叔离世，享年一百零六岁”播报了一个时代的落幕。画面另一头，在将军澳电视城的走廊里，有老员工低声说：“这家公司，以后再没有邵老板了。”一句话，说得平淡，却藏着几十年的恩怨、人情、风云。

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外界议论最多的却不是这位“东方好莱坞”缔造者的电影传奇，而是他留下的巨额财产。更让人诧异的，是一个几乎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的说法——他四个儿女，竟纷纷选择与他疏远，甚至没有人主动站出来“争遗产”。

看上去好像不合常理。一般人家，哪怕是几套房，都能为分配问题闹得鸡飞狗跳，更何况是几十上百亿港元的财产。可在邵家，场面安静得出奇。这份安静背后，既有情感决裂的旧账，也有精心设计的“无从争起”的局面。

要看明白这一点，就得把时间往前拨回一个多世纪，从“六叔”还是“穷学生”的时候说起。

一、

从“笑舞台”到“东方好莱坞”的那群兄弟

1907年11月，邵逸夫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因此后来在香港人人喊他“六叔”。他父亲邵玉轩经营颜料生意，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混得不错，还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在当时的商界算是很有“眼界”的人。

好景没维持多久。二十年代前后，贸易环境陡然恶化，邵家的生意逐渐败落，账面缩水，负债增加，表面风光的日子一下子戛然而止。家里真正值钱的产业，最后只剩下一栋房和一间戏院——“笑舞台”。

这家戏院原本是别人开的，因为无力还债，被抵押给了邵玉轩。对很多老上海人来说，那只是个普通戏院，可对邵家来说，却成了日后翻身的唯一支点。邵玉轩把大儿子邵醉翁派去打理“笑舞台”，这一决定，不知不觉把几个儿子都带上了电影这条路。

邵玉轩有四个儿子：醉翁、邨人、山客、逸夫。老大管制作兼导演，老二写剧本，老三跑发行，年纪最小的邵逸夫，则是彻头彻尾的“杂工”，搬道具、跑腿、打下手，什么活都干。这个看起来有点“寒酸”的家庭作坊，却慢慢摸索出了中国早期电影的一整条生产链。

1924年，一部名叫《立地成佛》的影片在上海上映，这被公认是中国影史上非常早的一批故事片。片子成本不高，设备也简陋，却反响不差。戏院座无虚席，票房一度不错。按理说，这应该是邵家兄弟的一个好开头。

但那个年代，电影圈其实不大，谁冒头，谁挨打。几家老牌片商不愿看到一个“家庭班子”抢饭碗，明里暗里联手排挤，压档期、抢演员，甚至用放映渠道施压。邵家的小作坊根本扛不住这种连环打击，不得不另想出路。

在这样的被动局面下，邵醉翁作出一个关键决定——离开上海，去南洋闯一闯。那时的南洋华人多，戏院多，黄包车多，机会也多。1926年前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被家里人叫去新加坡“帮忙”，这场迁徙，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轨迹。

到了新加坡，兄弟几人几乎是从零干起。白天跑戏院，晚上剪胶片，有时还要亲自站在门口拉客。他们很快发现一件事——南洋一带的华侨，对来自“祖国”的电影极有兴趣，只要题材对路，票房就有保证。就这样，靠着一点一点试水，他们把触角伸向马来亚、泰国、印尼等地。

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在新加坡正式挂牌。这是一个有点野心的名字——不是“邵家公司”，而是“兄弟公司”。从运营电影、开戏院，到代理放映，他们慢慢摸清了华语电影在南洋的脉络。

正好赶上一个大变局。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世界受到波及，连远在南洋的电影界也受到冲击。很多影院关门，胶片价格暴跌，观众消费能力下降。对多数人来说，这是难熬的寒冬，对有头脑的人来说，却是压缩成本、扩张版图的机会。

在这个微妙的节点上，邵逸夫盯上了“有声片”。无声电影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有声电影在欧美轰动一时，可在华语圈，还处在摸索阶段。邵逸夫嗅到了味道，赌了一把，把钱压在有声电影设备上。

他亲自参与监制和导演，拍出有声片《白金龙》。影片一开场，观众在影院里听到人声、乐声时，那种新鲜劲可想而知。有人说，“像是戏台上的人钻进银幕里说话了。”《白金龙》的成功，让邵逸夫在业界彻底站稳脚跟，也让他被视作华语有声电影的开拓者之一。

战前战后，时局起伏。五十年代初，局势趋稳后，邵逸夫做出另一个关键选择——转战香港。那年，他已经五十岁。别的同龄人，差不多开始想颐养天年，他却觉得，“天命”还可以再拼一回。

在他的眼里，香港刚刚起步，却具备几个优势：背靠内地，面向东南亚，又处在英属体系之下，方便与欧美电影公司接轨。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的香港电影业，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巨无霸。他决定抢在别人前面，搭好班子、砸钱买地、建场景库，把电影做成工业。

于是，清水湾那片荒山野岭，渐渐变成了灯光璀璨的影城。摄影棚一座接一座，化妆间、服装库、景片厂、道具库一应俱全，甚至还有自家车队、食堂。在很多外国记者眼里，这里就是“东方的好莱坞”。

然而，等到影城风光无限的时候，那些藏在家里的裂痕，也在悄悄加深。走进“邵氏帝国”的不只有演员、导演，还有一个会引起整个家庭结构变化的女人。

二、

“一等一好妻子”与“最得力的女助手”

如果只看早年的照片，邵家其实挺“传统”。一个忙事业的丈夫，一个操持家务带孩子的妻子，四个儿女排排站，镜头前笑得很自然。这个“家”的中心，是一个大他五岁的女人——黄美珍。

黄美珍1902年出生在南洋一带的华人家庭，从小在当地长大。命运跟很多家境一般的女子一样，早早被卷进上层社会的漩涡。她曾是新加坡富商余东璇的情人，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交圈并不是什么秘密。余东璇身为大富豪，本就有正妻有儿女，对黄美珍，更多是宠爱，却给不了名分。

邵逸夫跟黄美珍的相识，既巧合，又有些戏剧味道。二十年代中期，他跟三哥一起在新加坡拓展业务，经余东璇牵线，两人才正式认识。那时，他十九岁，她二十四岁。

年轻的邵逸夫看到黄美珍，据说就有点挪不开眼。身份、年龄、过去的情史，在当时那个环境中都不算小问题，可在感情这件事上，他显得很直接。黄美珍对他，也并非无动于衷。一个是锐意进取的青年，一个是历经人情冷暖的女子，两人之间，某种微妙的吸引，是很难用理性解释的。

几年后，黄美珍选择离开余东璇。这段关系，严格说来谈不上“背叛”，因为她本来就没有名分。余东璇得知真相，并没有闹事，反而大度祝福。1931年，邵逸夫和黄美珍在新加坡举行婚礼，简单而正式。

婚后数年，是他们感情最融洽的时期。黄美珍先后为邵逸夫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邵逸夫在接受访问时，多次公开称她为“一等一的好妻子”。家里的账务、孩子教育、亲戚应酬，几乎都由黄美珍打理。对一个天天奔波于片场和办公楼的老板来说，有这样一位主内的妻子，算是无忧无虑。

谁都没想到，这份看似稳固的婚姻，会因为另一位女人的出现，逐渐失衡。

1952年前后，在邵家戏楼里，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登台唱歌。她叫方逸华，1934年出生于上海，战乱中辗转去到香港，以歌星身份出道。她的五官谈不上惊艳得“倾国倾城”，但气质灵动，眼神有神，站在台上，能很快吸引注意力。

那时的邵逸夫，已经是生意场上的成名人物，周旋在大小场合见惯了各式美女。但方逸华身上，有一种不同于一般花旦的劲头——聪明、干练、有主见。不少老员工后来回忆，她第一次跟邵老板说话时，并不卑怯，反而很自然地谈工作、谈舞台设计，眼神稳定，这一点让人印象很深。

年过四十的成功商人，遇上二十出头的聪敏歌女，这样的组合，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绝不罕见。尤其是在影视圈，老板、明星之间发展出复杂关系，更是司空见惯。对外界来说，两人走近，不算什么大新闻。

但对黄美珍来说，这个新人的出现，就是生活的转折点。早年那个对她极尽温柔的丈夫，开始越来越忙，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话也变得简短。不少家务琐事，他不再过问。她不是不察觉变化，却很难真正阻止。

有一次，家人劝她去公司找邵逸夫“谈一谈”。据说她忍着泪气问：“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邵逸夫沉默了很久，只回了一句：“公司很多事，慢慢说。”短短几个字，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诺，像一扇半掩的门。

在那个年代，尤其在港澳地区，富商有外室、一夫多妾的现象并不罕见。社会舆论整体容忍度很高，很多正室只能被动接受现实。黄美珍却难以做到心如止水。她的四个孩子看在眼里，对父亲的怨，对“第三者”的恨，慢慢积累。

两个儿子成年后进入邵氏企业，算是自然而然的安排。按舆论普遍的设想，他们将来会接班，延续“邵氏兄弟”的事业。可是，真正把局面搅动起来的，是方逸华在公司里的角色变化。

1981年，方逸华在邵逸夫的默许之下，正式进入公司体系。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普通管理人员，处理一些文书、沟通方面的工作。她年轻时就在舞台、片场混迹，对影视生产流程并不陌生，很快就显示出极强的组织和判断能力。

不得不说，她并非那种只靠“关系”站稳脚跟的人。很多老戏骨提到她时，都承认她做事利落，能扛事，善于跟导演、摄影协调，也懂得看市场。正是这种“能干”，让她一步步走进管理层。

权力一旦开始重新排布，矛盾就避免不了。方逸华接触到更多公司核心业务之后，话语权逐渐上升。邵逸夫大儿子邵维铭，对此非常不满。他从年轻时就跟着父亲打拼，自认为是“当然继承人”，眼看一个外来的“女助手”不断上位，心里难以接受。

内部的争执一度很激烈。有一次会议上，邵维铭当面质问：“到底是我们这代子女接班，还是由外人说了算？”气氛剑拔弩张。一旁的人谁都不敢接话，邵逸夫脸色难看，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这场对峙的结果，是邵家父子关系急速降温。邵维铭和弟弟邵维柱，最后干脆退了董事局职务，移民新加坡，不再参与公司运作。从那之后，父与子之间，进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冷战期”。逢年过节，连一句寒暄都少。

表面上看，是“为公司权力交接争执”。往深一点说，这里面有对母亲遭遇的不满，有对父亲情感选择的愤懑，有对自身位置被削弱的焦躁。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就变成外界难以看清的“家务事”。

1987年，远在美国洛杉矶的黄美珍病逝，享年八十五岁。这个陪邵逸夫走过战乱、创业、迁徙的女人，悄悄离开了人世。她的葬礼并不奢华，消息在香港传开时，许多人只是一声叹息。

十年后，1997年，邵逸夫在九十岁这一年，正式迎娶六十三岁的方逸华。这年香港刚回归，整个城市处在大变局中。对邵逸夫来说，把自己身边跟了几十年的方逸华“扶正”，既是情感上的归属，也是利益格局的一次定型。

方逸华终身未育，没有子女。这一点，对后面“遗产没人抢”的局面，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三、

冷战二十年之后：遗嘱、信托与“无欲争”的子女

如果只看外界媒体的报道，很容易被一个表面印象带着走：邵逸夫四个儿女“全都跟他断绝关系”“没有人想继承遗产”。这个说法有一定夸张成分，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父子之间的冷战，是有时间线的。八十年代初方逸华进入公司，矛盾激化；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两位儿子相继退出董事局；到了九十年代，邵逸夫越来越多地把企业管理交给方逸华和专业经理人。亲子关系慢慢淡漠，有些裂痕已经不可能完全修复。

转机出现在2006年。那年亚太影展授予邵逸夫“终身成就奖”，由于他年事已高，不便出席。现场突然出现一个熟悉身影——多年未在公众场合露面的邵维铭，代表父亲上台领奖。对外界来说，这是一枚明显的信号：父子间的气氛有所缓和。

但所谓“缓和”，更多是面子上的。几十年的隔阂，靠一次奖项，很难真正填平。子女对父亲的私人感情，跟企业继承问题，其实已经渐渐分离开来：感情上不一定亲近，现实层面也不想再卷入公司权力斗争。

邵逸夫的个人财富，大致有三个来源：电影电视业务的股权、长期投资的资产、以及积累下来的房产和现金。他的捐款是另一大块，1973年设立“邵氏基金”，后来发展为以“邵逸夫基金会”为核心的庞大慈善体系。

据公开资料统计，他一生用于内地和香港教育、医疗、科技方面的捐赠，总额超过一百亿港元。内地不少大学的“逸夫楼”，就是这笔钱的见证。也正因此，有“邵大善人”的称呼。

在安排身后事时，他显然很清楚一个现实：这么大一笔财产，若是直接分给子女，很可能引发无休止的纷争，甚至会影响自己辛苦经营的企业和慈善项目的稳定运作。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冷冰冰”、但极“稳妥”的做法——信托。

早在去世之前，邵逸夫就立下了遗嘱，把大部分个人资产放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管理，子女只是“受益人”，并非“绝对拥有者”。简单说，就是钱归信托控制，子女按规定领取收益，没资格随便处分、分割。

在这套安排之外，他还另外划出一笔约三十八亿港元的资产，留给方逸华。这是对这位跟了他数十年的伴侣的一种照顾。在很多人眼里，方逸华“没有子女，却握有大权”，似乎握住了邵家财富的命门。实际上，这笔钱的性质，更多是夫妻之间的安排，不直接影响信托架构。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在家中安然离世，享年一百零六岁。十天后，1月17日举行追思会。地点不算高调，场面也刻意保持低调。来的人不少，但流程压得很紧，没有所谓“豪门争产”的戏剧性场面。

追思会现场，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他的遗孀方逸华在场；他与原配黄美珍所生的儿子，也到场致意。这种“同处一堂”，至少说明在公开层面，各方维持了一种基本的体面。那些多年来的尖锐对立，并没有在最后一刻翻盘。

追思会一结束，外界议论纷纷：邵逸夫留下的巨额财产，到底怎么分？会不会上演“豪门争产”？结果却让人意外——没有出现子女跑去法院“争遗嘱”的消息，也没有媒体爆出兄弟姐妹互相指责的丑闻，反而是不断传出“子女不愿沾手”“不想再参与”的说法。

所谓“四个儿女全部和他断绝关系，谁也不想继承遗产”，若从法律角度看，并不严谨。他们并不是完全在制度上“断绝”，毕竟还在信托受益人名单中。但从态度上来说，确实集体选择了“不争”。

这种“不争”，有几层含义。

一层是情绪层面的。母亲的晚年处境，父亲与方逸华的关系，曾经的冷落和冲突，都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对一些长子女来说，早年那种“父慈子孝”的家庭氛围一去不复返，再回头介入遗产分配，容易勾起很多不愿重提的往事，与其如此，不如保持距离。

另一层是现实考量。信托结构本身就大大削弱了“争”的空间。财产集中在信托手里，即使打官司，把遗嘱推翻，也是极难的。更何况，邵逸夫安排得相当周详，留有较充分的法律文件。子女若要推倒，成本高，胜算小，过程又极其耗人耗财。对已经年过中年的他们而言，这样的纠缠意义不大。

最后还有一层，是对企业和慈善项目的态度。邵逸夫晚年十分看重“名后不臭”“业后不乱”。他把一生名声压在慈善和影视事业上，不愿意因为子孙内斗而被后人笑话。子女再不情愿，也会考虑到父亲生前的这份坚持。试想一下，若是在他刚去世时就爆出“争产大战”，社会舆论会如何评价邵家？这点，他们不可能想不到。

2017年11月，方逸华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邵逸夫去世三年后，她也悄然离场。那笔三十八亿港元的资产，按照她自己的安排处理，其中一部分，继续转入慈善用途。至此，这段围绕“六叔”的家长里短，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四、

大善人名声背后：慈善、清名与家族的淡出

说到邵逸夫，一般人第一反应，是邵氏电影、无线电视，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六叔”。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他的名字却更多地跟“逸夫楼”“逸夫馆”联系在一起。

1973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基金”。起初规模有限，主要用于奖学金和一些教育资助。后来他把改革开放后的内地视为重点方向，陆续在内地多所高校资助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实验中心。八九十年代，不少大学校园里陆续冒出“逸夫楼”招牌，学生们嘴上调侃“又是逸夫”，但心里其实都明白，这是实实在在砸出来的。

据公开资料统计，他一生捐款数额超过一百亿港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香港富豪圈里非常抢眼。有人形容他“捐得狠”“捐得久”。教育、科技、医疗，都有他的身影。在许多受捐单位的记录里，他低调得近乎“冷漠”：不要求冠名太显眼，不出席剪彩，不发表感言，把钱打过去就算完事。

正因为如此，“大善人”这个名号，对他来说并不夸张。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名声”的在意，要比一般企业家更高。他大概非常清楚，豪门家事，再闹得轰轰烈烈，最终也就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而慈善事业一旦被卷入负面风波，可能会重挫公众对他的整体评价。

从这个角度看，他早早把财产“关进”信托，把子女的权力削弱，把慈善的部分锁定下来，不仅是为了避免争端，也是在保护自己一手打造的形象。他不想自己的名字在未来被提起时，后面跟着的，是“遗产纠纷”四个字。

有人会问：那四个孩子，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吗？答案恐怕没那么简单。亲情复杂，人心难测。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是一点一点拉开的。起初是对母亲的委屈，后来是对公司权力结构的失望，再后来，是对整套家族体系的疏离。

当年退董事局、移民新加坡的决定，看似冲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割席”。一旦选择离场，再回头抢夺此前那套体系中的“份额”，就显得格格不入。与其如此，不如干脆彻底抽身，把邵氏当成过去一段经历，而非此生唯一的依靠。

这些年，关于邵家子女生活现状的报道并不多。有的淡出公众视野，有的在海外安居。他们并没有像某些豪门后代那样频繁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更没有刻意利用“六叔”的名声去做什么“传奇创业”。

外界爱用一句“谁也不想继承遗产”来概括这种状况，虽然稍嫌粗糙，却多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邵逸夫精心设计的遗产架构之下，“继承”这件事，本身就被极大地“掏空”了实际意义。既然争不到绝对控制权，也不必为一个象征性的“身份”而继续消耗精力，干脆选择远离，是一种看上去有点冷，却也颇为理性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结局很符合邵逸夫的性格。年轻时，他敢赌、敢拼，重视家族力量，但在事业做大以后，他越来越依赖制度和专业管理，而不是血缘去维持企业。他的“兄弟公司”模式，从战前走到战后，最后逐渐让位于现代企业和信托架构，家族自身在其中的存在感，一点点被削弱。

捐出去的那些钱，变成了校园里一栋栋楼，一间间实验室；留下的那部分资产，则被封存在法律条款和信托文件里，按预定轨迹运转。至于子女与他的情感裂痕、生活选择，只能在少数旧照片和零星采访中找到一些线索。

观其一生，既有“东方好莱坞”的雄心，也有家事失和的无奈。一边是“大善人”的清名，一边是四个子女的疏离，这两者并行不悖，也很难用一句话简单评价。

邵逸夫与黄美珍、方逸华，与四个儿女，与那一代香港影视从业者，交织出的是一幅带有浓重时代色彩的图景：商业的冷静、情感的纠葛、名利场上的取舍，都摆在明面上，也藏在很多人的沉默里。

故事到了这里，大致也就讲完了。剩下的，只是各人在心里如何看待“家”“业”“名”“利”的权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