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作为直播行业的核心资源，其流动直接关系到机构的商业利益与市场竞争力，而竞业限制作为约束主播流动、保护机构商业秘密的重要法律工具，已成为主播与机构签约的必备条款。实践中，无论是机构的泛化竞业、天价违约金等乱象，还是主播的违约跳槽、规避竞业等行为，都导致竞业限制纠纷频发，且裁判口径差异较大。

本期分享中，笔者结合相关司法裁判规则与学术研究成果，分析网络主播的竞业限制义务，理清行业认知误区，为传媒机构、MCN公司及主播提供权威、可落地的法律分析参考指引，同时探讨行业规范路径，供大家交流借鉴。

一、主播与机构之间法律关系，决定了竞业限制义务的根基

主播与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是认定主播是否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义务范围及法律适用的核心前提

。这也是绝大多数竞业限制纠纷的首要争议点。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主播行业的用工形态兼具劳动从属性与民事合作性等双重特征，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关键区分在于劳动关系与民事合作关系的界定。

（一）劳动关系下：竞业限制义务的法定适用

若主播与机构签订《劳动合同书》，或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履行中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的，如机构对主播进行考勤管理、规定直播时长与内容、发放固定薪酬、为主播缴纳社保，主播需遵守机构的规章制度，则双方大概率构成劳动关系。此时，主播的竞业限制义务受《劳动合同法》第23、24条的严格约束。

劳动关系下的主播竞业限制，需明确两个核心要点：一是适用主体限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主播，而非所有主播，诸如头部主播、核心运营类主播（接触机构商业秘密、客户资源、直播策略）属于适格主体，而未接触任何商业秘密、仅提供基础直播服务的底层主播，即便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也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条款无效；二是竞业限制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机构的商业秘密，而非单纯限制主播就业，这也是法院审查协议效力的核心逻辑。

（二）合作关系下：竞业限制义务的约定适用

若主播与机构签订《达人经纪合同》《独家合作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为平等合作关系，主播自主安排直播内容与时间、收入主要来自打赏分成或佣金、不接受机构的考勤管理，则双方构成民事合作关系。此时，主播的竞业限制义务不受《劳动合同法》约束，而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意思自治原则，这也是头部主播竞业纠纷的主要法律适用场景。

需特别注意的是，合作关系下的竞业限制约定并非当然有效：若协议仅限制主播就业，未约定任何竞业补偿，或补偿标准过低、显失公平，法院可能认定条款无效（

如无锡中院（2024）苏02民终4477号案

）；但若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条款明确具体，且未违反公序良俗，法院通常会认可其效力（

如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法院（2021）黑2701民初490号案

）。这一差异也导致合作关系下的竞业纠纷，裁判难度远高于劳动关系类案件。

（三）混合关系的认定技巧

实践中，多数主播与机构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呈现混合属性。如机构为主播提供培训、推广资源，规定直播时长，但主播自主决定直播内容，收入以分成为主。此时，通常会结合账号归属、收入结构、管理强度、议价权对比等四大要素综合认定。

若账号归机构所有、机构对主播的管理强度较高（如规定直播脚本、考核指标），则倾向于认定为劳动关系；若账号归主播个人所有、主播议价权较强（如自主决定合作品牌），则倾向于认定为合作关系。这一认定思路，与上海、北京、杭州等主播集中城市的法院裁判口径高度一致。

二、主播竞业限制义务的四大构成要件

无论主播与机构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主播承担竞业限制义务，均需满足主体适格、范围明确、期限合理、补偿到位等四大构成要件。这也是判断主播是否构成违约、机构主张是否成立的核心审查标准。结合近期上海一中院发布的典型案例，逐一解析如下：

（一）主体适格：区分主播层级，拒绝一刀切

竞业限制的核心是保护机构的商业秘密，因此主体适格的关键的是“主播是否接触、掌握机构的商业秘密”。结合行业实践与裁判规则，笔者将主播分为三类，明确其竞业限制主体资格：

1、头部主播（如粉丝量100万+，具备独立商业价值）

头部主播必然接触机构的核心商业秘密（如供应链资源、客户偏好、大促安排、直播策略），属于当然适格主体，即便双方为合作关系，其竞业限制约定也通常有效（参考最高法指导案例189号，头部游戏主播李岑的竞业义务认定）。

2、腰部主播（如粉丝量10万-100万，依赖机构资源培养）

腰部主播若接触机构的部分商业秘密（如细分品类供应链、直播话术），则属于适格主体；若仅提供基础直播服务，未接触任何秘密，则不适格。

3、底层主播（如粉丝量10万以下，纯基础直播）

底层主播通常不接触商业秘密，即便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法院也可能认定条款无效。

需特别注意，上海一中院在近期案例中明确，机构不能以主播粉丝量达标为由，泛化认定主体资格。如章某案中，机构主张两个账号粉丝数相加超10万触发竞业义务，但法院认为，应结合账号归属、使用主体认定，个人专用账号才符合主播达人号的通常理解，粉丝数简单相加导致统计失真，最终认定章某主体不适格。这一裁判思路，已成为行业主流。

（二）范围明确：拒绝模糊表述，量化才具可执行性

据不完全统计，约60%的案件存在竞业范围约定模糊的问题。如不得从事与机构同类的直播业务、不得在同类平台直播，此类约定因无法明确界定同类业务、同类平台，往往导致法院无法认定主播是否构成违约，最终驳回机构的主张。结合章某案的裁判启示，竞业范围的约定需满足具体、量化、可界定三大要求，核心包含三个层面：

1、业务范围：明确限制的直播品类（如美妆、服饰、游戏）、具体服务内容（如带货、内容直播、游戏解说），避免“同类业务”的模糊表述；

2、平台范围：明确限制的直播平台（如抖音、快手、淘宝直播），若约定“所有同类直播平台”，需明确平台的认定标准（如用户规模、业务模式）；

3、行为范围：明确限制的具体行为（如自营直播、为其他机构提供直播服务、参与竞品平台的直播活动），同时排除“行业通用技能的使用”（如主播的直播话术、个人表演风格，不属于机构商业秘密，不能限制）。

笔者建议，机构在签订协议时，可参考“品类+平台+行为”的量化模式，如“主播离职后2年内，不得在抖音、快手平台从事美妆品类的直播带货业务，不得接受与机构有竞争关系的美妆品牌委托开展直播服务”，此类约定才具备可执行性。

（三）期限合理：恪守法定上限，兼顾行业特性

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下的竞业限制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合作关系下，法律未明确规定期限，但法院会结合行业特性、主播商业价值的存续周期，审查期限的合理性。若约定3年以上，或超过主播商业价值的黄金周期，法院可能认定为“过度限制就业权”，酌情缩短期限。

结合行业特性，一般而言，美妆、服饰等快消品类主播，商业价值黄金周期通常为1-2年，竞业期限约定1-2年为宜；游戏、知识类主播，商业价值存续周期较长，可约定2年（劳动关系）或不超过3年（合作关系）；底层主播，即便约定竞业期限，也不应超过1年，否则可能被认定为不合理。

需特别注意，部分机构约定终身竞业或者无限期竞业，此类条款因违反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均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四）补偿到位：义务与权利对等，无补偿则无义务

竞业限制的本质是权利义务对等。机构限制主播的就业权，必须支付相应的竞业补偿，这是主播承担竞业义务的前提。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笔者认为，补偿问题的核心要点的如下：

1、劳动关系下，补偿标准有明确规定。若双方有约定，按约定执行；若未约定，补偿标准为主播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北京、上海、杭州均按此标准裁判）；若机构未支付补偿超过3个月，主播可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无需承担任何义务。

2、合作关系下，法律未强制规定补偿标准，但双方需明确约定。若未约定补偿，或补偿标准过低（如每月几百元），法院可能认定竞业条款无效；若约定了补偿，但机构未按约定支付，主播可主张免除竞业义务。

3、补偿支付方式，应当明确约定支付时间（如每月10日前支付）、支付方式（如银行转账），避免离职后一次性支付、以分成抵扣等模糊约定，此类约定易引发纠纷。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机构约定竞业补偿包含在工资或分成中，此类约定若未明确具体金额、未单独列明，法院通常不予认可，视为未约定补偿，主播可免除竞业义务。

三、主播竞业限制纠纷的五大争议及分析建议

主播竞业限制纠纷的高频争议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为此，笔者对此逐项进行了研究分析，总结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供大家参考借鉴。

（一）争议一：主播跳槽后，使用原艺名直播，是否构成违约？

这是头部主播竞业纠纷的核心争议点之一。笔者认为，艺名的归属，以双方约定为准；若未约定，结合“艺名的创作主体、推广主体、商业价值来源”认定。若艺名由机构创作、推广，且商业价值主要来自机构的资源投入（如培训、宣传），则艺名归机构所有，主播离职后使用原艺名直播，构成违约；若艺名由主播自行创作、自带流量，且商业价值主要来自主播个人，则艺名归主播所有，使用原艺名不构成违约。

笔者建议，双方在签约时，应明确约定艺名的归属、离职后的使用限制，避免后续纠纷。

（二）争议二：主播离职后，入职竞品机构但不从事直播业务，是否构成违约？

此类争议主要集中在腰部主播群体。笔者认为，竞业限制的核心是限制主播从事与机构有竞争关系的业务。若主播入职竞品机构，但从事的业务与原岗位无关、未接触竞品机构的核心资源、未利用原机构的商业秘密，且未开展与原业务同类的直播活动，则不构成违约；若主播入职竞品机构后，虽未直接直播，但参与竞品机构的直播策划、供应链对接等工作，利用了原机构的商业秘密，则构成违约。

（三）争议三：“天价违约金”是否有效？法院如何调整？

结合最高法指导案例189号与史某案的裁判思路，笔者分析认为：

1、约定违约金是双方的权利，但需符合公平原则。若违约金金额远超机构的实际损失、远超主播的承受能力，法院会认定为显失公平，酌情调低。

2、法院通常会结合机构的实际损失（如前期投入、营收下降）、主播的主观恶意（如擅自跳槽、私域引流）、主播的收入水平、竞业期限、协议的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裁量。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89号案例中，法院酌情将约定一方主张的违约金5000万元调整为260万元。

3、若主播违约后，机构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法院通常会以主播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1-3倍为基础，结合竞业期限调整违约金（如史某案，法院将违约金调整为与补偿等额的36630元）。

（四）争议四：机构未支付补偿，主播是否可以单方解除竞业协议？

1、

劳动关系下，机构未按约定支付补偿超过3个月，主播可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无需承担任何违约义务，同时可主张机构支付已履行期间的补偿；

2、合作关系下，若双方约定了补偿，机构未按约定支付，主播可主张免除竞业义务，或要求机构支付补偿后继续履行；若未约定补偿，主播可直接拒绝履行竞业义务。

主播在单方解除协议前，应当向机构发送书面催告函，明确要求机构支付补偿，若机构在催告后仍未支付，再解除协议，避免被认定为违约解除。

（五）争议五：合作关系下，竞业限制协议未约定补偿，是否有效？

这是合作关系类竞业纠纷的高频争议点，主流观点认为：若双方为合作关系，竞业限制协议未约定补偿，且未约定补偿包含在合作分成中，则视为权利义务不对等，法院通常会认定竞业条款无效，主播无需承担竞业义务（如中山法院（2025）粤2071民初11449号案）；若双方虽未约定补偿，但主播已实际履行竞业义务，可主张机构参照行业标准支付补偿（参考《民法典》公平原则）。

四、主播竞业限制制度的完善路径

主播竞业限制制度的完善，需兼顾机构商业利益保护与主播就业权保障两个方面，破解三大核心困境，同时把握四大裁判趋势：

（一）三大核心困境

1、法律关系定性模糊。现行法律缺乏针对主播行业的专门用工规定，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的认定标准不清晰，导致裁判口径差异较大，亟需建立阶梯式认定模型，结合管理强度、账号归属等要素，明确不同用工形态的法律适用；

2、违约金裁量失衡。缺乏统一的违约金调整标准，部分法院过度支持机构的天价违约金，部分法院过度调低违约金，导致违约成本过低，无法有效约束主播跳槽，亟需建立动态违约金评估机制，结合机构投入、主播价值等要素量化裁量标准。

3、竞业范围泛化。部分机构滥用竞业限制条款，将普通主播纳入竞业范围、扩大竞业业务与平台范围，变相限制主播就业权，违背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初衷，亟需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竞业范围的界定标准，遏制“泛化竞业”乱象。

（二）四大裁判趋势

1、从严审查竞业协议效力。法院不再一刀切认可竞业协议，而是重点审查主体适格、范围明确、补偿到位、期限合理等四大要件，对显失公平、约定模糊的条款，倾向于认定无效。

2、强化利益平衡原则。不再单纯保护机构的商业利益，而是兼顾主播的就业权与个人发展，对过度限制主播就业的条款（如终身竞业、全行业竞业），坚决予以撤销或调整；

3、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明确主播的个人特质、行业通用技能、公开可获取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仅机构的核心供应链、客户资源、未公开的直播策略属于受保护的商业秘密；

4、统一地域裁判口径。北京、上海、杭州等主播集中城市，逐步形成统一的裁判思路，如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补偿标准、违约金调整规则，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

五、机构与主播如何规避竞业限制风险

针对机构与主播的不同需求，笔者提供如下风险规避建议，帮助双方减少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对传媒机构、MCN公司的建议

1、精准界定法律关系。根据主播层级与合作模式，明确与主播的法律关系（如明确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避免“混合关系”导致的法律适用混乱；对底层主播，无需签订竞业限制协议，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2、完善竞业协议条款。按“主体、范围、期限、补偿以及违约金”的五维框架，细化条款内容，量化竞业范围、明确补偿标准与支付方式，避免模糊表述；重点明确艺名、账号的归属与离职后的使用限制。

3、规范补偿支付流程。严格按协议约定支付竞业补偿，避免“拖延支付”“未支付”，若确需调整补偿，需与主播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同时留存支付凭证，以备后续纠纷举证；

4、理性约定违约金。结合主播的收入水平、机构的前期投入、行业特性，合理约定违约金，避免“天价违约金”被法院调低；同时留存主播违约的证据（如跳槽直播记录、私域引流证据），便于后续维权；

5、区分主播层级管理。对头部主播，可约定更严格的竞业限制条款（如2年竞业期限、合理违约金），同时配套更高的补偿标准；对腰部、底层主播，按需签订竞业协议，避免泛化竞业。

（二）对网络主播的建议

1、签约前审慎审查协议。重点审查“法律关系性质、竞业范围、补偿标准、违约金、艺名或者账号归属”五大核心条款，对模糊不清、显失公平的条款（如无补偿的竞业限制、天价违约金），及时要求机构修改；必要时委托专业律师审核协议；

2、离职前明确竞业义务。离职时，与机构书面确认竞业限制义务的履行期限、补偿支付方式，若机构明确表示“无需履行竞业义务”，需留存书面确认文件。

3、离职后规范自身行为。若需履行竞业义务，严格遵守协议约定，避免在竞品平台从事同类直播业务、使用原艺名直播；若机构未支付补偿，及时发送催告函，催告后仍未支付，可单方解除竞业协议。

4、遭遇违约索赔时积极维权。若机构主张“天价违约金”，可向法院申请调低；若机构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可主张“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同时留存自身未违约、机构未支付补偿的证据，维护自身权益；

5、重视商业秘密保护。在职期间，不得泄露机构的核心商业秘密（如供应链、客户资源），即便离职后，也需遵守保密义务，避免因泄露商业秘密承担赔偿责任。

六、最后的话

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主播与机构的良性互动，而竞业限制制度，作为平衡双方利益的核心法律工具，既不是机构“锁死”主播的“枷锁”，也不是主播“随意跳槽”的“避风港”。事实上，竞业限制的本质是“利益平衡”。既保护机构的商业秘密与前期投入，也保障主播的合法就业权与个人发展空间。随着直播行业的不断规范，以及司法裁判口径的逐步统一，主播竞业限制制度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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