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祖光认识的时候，他很忙，那时刚刚成立文化部电影局，祖光很少和我见面。我当时在北京市首都实验评剧团，是集体所有制，我是团长，又是主要演员，团里的一切事要我处理，每天的戏都是我主演。我担负着一个私营公助的剧团上百人的担子，哪有工夫去谈情说爱呀？祖光说我应当在事业上先打好基础，结婚的事可往后推推。但想不到反对的人在明里暗里说坏话：祖光娶新凤霞是要挑重担子，新凤霞有一大人家，父母、弟弟、妹妹七八口人，都要靠新凤霞养活；新凤霞不识字，父母也都是文盲，吴祖光闯进这个家，可是自找麻烦，没有共同语言，唱戏的家庭，俗气。吴祖光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跟这样的艺人在一起生活？……另一种说法是说：凤霞你要长只眼，不要上了当，吴祖光能跟你长久吗？叫吴祖光耍了，你哭都来不及。还有热心的领导也是不同意我俩的婚姻的，说是"不可靠"。我还被剧团的人左右监视，用尽心思破坏我和祖光来往。
老舍先生问我："你是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得再交交，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也风言风雨听说了，连市里领导都说我不应该给你介绍祖光这样的人。不过，我认为是对的，我坚持……"我和祖光本晚些结婚，但因社会上引起的舆论使我十分生气。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李伯钊大姐，她像我的家长，处处关心事事过问我的事。她也真疼我，常常带我到她家去，杨尚昆同志经常鼓励我。因为我和祖光的婚事，要请示李伯钊大姐。小道消息，听说她不同意我跟祖光的事，这也是我想象到的。因为大姐为我尽心介绍了几个人，我都没有同意。而祖光是从香港回来的人。为我结婚的事，伯钊大姐很挂心。她一次带我到她家，杨尚昆同志说："新凤霞要结婚了，很好！……"伯钊大姐不高兴地说："你不晓得，你不要乱说。"我心里很不安，害怕领导不同意。丁聪是一位天真热情的人，他一次碰到伯钊大姐，没头没脑边笑边向大姐说："伯钊大姐，新凤霞跟吴祖光结婚，我举双手同意，投他们一票，哈……"大姐似笑非笑，没有回答。
我结婚不结婚，父母不管我，领导也管不着。台上唱"刘巧儿"婚姻自由，台下还在婚事上这么不勇敢？北京市文艺处一位领导把我叫去训话："你是要嫁给从香港来的电影界的吴祖光吗？你不了解他，事后要后悔……你要明白领导的心，我们是不同意的呀！"我回家后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祖光，可巧这个电话是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接的，祖光就住在陈的家里。老先生的家，祖光带我去过多次了，他和他夫人邓季惺大姐总是关心我和祖光的婚事，老先生听到了我的声音，头一句话就问；"凤霞，你和祖光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我说："就在最近，您等着我送喜糖，给您磕头报喜吧！"祖光来接电话，我请他立即来我家，祖光骑车从东单很快和我见了面，我没头没脑第一句话："快，我们结婚吧！"祖光傻乎乎地听，一面回答："那要做好准备呀！"我说："是，本来领了结婚证就行了，可是现在反对的太多了，我非要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祖光没有回答。我又追着说："领导不同意，开介绍信很难，我不管！连刘巧儿都要争婚姻自主，我跟他们讲理。可是也有同意我们的，夏衍、阳翰老、洪深、欧阳予倩、老舍、赵树理等先生都同意呀！"
我自己去大栅栏定结婚礼服，要最好、最贵的，我要叫那些反对的人看看我新凤霞。大栅栏新生礼服店的橱窗里有一套最好的白纱礼服，鲜鱼口的一家照像馆再三要为我免费拍结婚照，还有洋鼓洋号的鼓乐队要义务为我服务。可是祖光知道后便大笑起来，他摇头说："不必要。"我说："都支持我。前门大街一条街点着名愿意为我服务，知道我结婚，抢着愿为我出力。结婚礼服让我挑选最好最贵的一套。新娘和新郎两身白，好看极了，白纱的呀！"祖光说："别出洋相了，你听我的，让郁风替你设计一件旗袍，大大方方的。你别让我一块跟你出洋相，不行，不行！……"
这事情我只能听他的了。结婚那天，我穿上郁风为我设计的一件紫色旗袍，一件灰色绒小背心，黑色半高跟鞋，祖光穿一身从香港带回来的蓝色西装、白衬衫、红花领带。结婚地址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场面很大，在大厅举行鸡尾酒会，自餐，没有举行鞠躬礼。男方主婚人阳翰笙，女方主婚人和介绍人老舍。祖光的父母都在上海没有参加。文艺界、电影界的专家学者来了很多，上海专程来祝贺的赵丹夫妇和唐大郎、郭沫若夫妇带了孩子参加，茅盾、洪深先生等等，老一辈不少人也都来了。戏曲界来的人更多，从城南天桥到各大剧院都有人参加，尤其是天桥的老伙伴，说书的、说相声的、杂耍、摔跤、变戏法的、卖耗子药的、攀拉子的飞飞飞、猴子王、卖膏药的大狗熊都来了。送祝贺礼物大多是小玩具、艺术品，字画也不少，堆成了小山似的。最热闹的，是在大厅跳舞，可是我不会。在这之前，我只在电影里看过跳舞，真人跳，还是头一次，很多人都笑话我。这天，欧阳予倩先生非常高兴，要唱一段昆曲《思凡》，临时请了能拉会吹的音乐爱好者、画家丁聪为欧阳予倩先生伴奏。大家要求我唱，我在这场合唱不出来。要求祖光唱。京剧名琴师杨宝忠操琴。祖光唱了一段《打鱼杀家》-﹣萧恩："父女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笑咱。桂英儿掌稳舵父把网撒。怎耐我年高迈，气力不佳。"祖光唱完，唐大郎站出来说："刚刚结婚，就气力不佳？真是拆烂污呀！"满场大笑。
几次接电话，周恩来总理要来，但当时来的人太多，天桥的艺人、卖小吃的摊贩等等有近两百人，不好保卫，建议总理不要来，总理说："以后请祖光、凤霞到家里来。"
婚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果真邀了我和祖光及曹禺、方瑞，老舍、胡絜青三对夫妇，邓大姐亲切地以主妇的口气说："今天恩来请了你们三对夫妇来，主要是祝贺祖光、凤霞新婚！难得呀，准备了一点便饭。"
周总理在饭后对我们说了几句话："祖光和凤霞结合，是很理想的一对，祖光可了解凤霞是贫民窟里艰苦成长的艺人，凤霞可以得到祖光的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帮助。希望凤霞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有理想、新社会的戏曲演员，最后祝大家幸福快乐！"
总理一直关心我，在1957年知道我被戴上"右派"帽子，指示摘掉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又说："新凤霞是贫民出身，我很了解她……"，又一次保护了我。但"四人帮"存心要迫害我，把我害成残疾不能演戏，我没有认输，也不讨饶，我认为台上做戏台下做人，我对得起人民，活在世上没有愧色。
我和祖光初见面，他好像不大爱讲话，也不爱闲逛贪玩。他不抽烟，不喝酒，对于麻将、打扑克牌他也不大喜欢。这和我一样，爱好相同，我对这些也可说没有趣味。但祖光和我有一个共同点，作为中国人爱国，为国家兴衰想；作儿女对父母尽孝道，作丈夫、妻子对一生负责，对朋友相互尽力帮助。吴家是书香门第，我的老婆婆生了十五胎，成活了十一人，因为教育有方，都是在各个岗位上作出成绩的国家干部。只有大姐是学化学的，在四十、年代因工作调动，去了台湾。
我和祖光建立了家庭，工作十分紧张。当时建国初期，我的公公、婆婆从上海搬回北京，带来老公公一生积累的字画、文物等等价值连城的属于国宝之物。祖光建议这些东西私人不好保管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刚刚建国，国家也非常需要支持。公婆一向听大儿子祖光的话，兄弟姊妹们也都没有意见。
当时老婆婆在事后问我有什么想法。因祖光买东城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九号这所四合院，找张光宇等借了钱，我们手头也不府园马家庙九号这所四合院，找张光宇等借了钱，我们手头也不富裕。如拿出一件古画或古董变卖也可还上借债。另一是国家建立评剧院，祖光建议把我的戏衣全部捐献给剧院。最初对于这件事，我是不同意的。我想：因为戏衣头面是我多年积累下的，我们唱戏的，戏衣头面是我们的财产。我捐献必须要跟我父母商量，这是我全家省吃俭用从牙缝上积累下来的。但我认为祖光的意见是对的，我都依了祖光。因为他不自私，为人宽厚不小气，我相信他。那天，故宫博物院来我们家点收，好热闹呀！四合院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古董、名人字画、扇子就两大长箱，二百八十多件。"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政协报》登出建国以来文人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古董、字画，第一名就是吴景洲先生。捐献的一级文物二百八十余件，分文没有收。我为了捐献戏衣头面，受到母亲指责。她说："你什么都听祖光的话，他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他捐了他爹的财产全部文物，又要捐你的唱戏的全部财产，人家京评派各角哪个这样干了？人家都卖了钱存起来，也有买了房子置了产业的，可好，这一下子捐了我两所房子。"母亲对祖光不满，我也不跟祖光说，反正我是照祖光的主意办。中国评剧院来人点收戏衣头面，当时我看看堆在院子的那些圆龙、箱子、盒子，也确实心里有些难受！祖光看出我的心思，我已进了北屋，不愿出来看院里堆放的戏衣头面等等。他蹲在我坐的沙发前说："你应当想得开，你参加了国家剧院工作，你的戏衣头面，随你进了国家剧院，这应当是好事，难道你也要学把你的行头卖钱吗？钱可有花掉时，交给国家你可以演戏照样穿戴。再说，你把行头卖了钱，我的名声也不好。老婆的行头是带来的财产，卖了。买房子是我从香港回来置买，不能用家里任何人的钱。"祖光说服了我。
我看着这一大堆戏衣头面，回忆着当年买头面托子，自己一个个镶上石头的情景。一件凤，要一粒粒石头镶上，因为我的头面都是最好的德国变色十二色水钻石。这种石头非常贵重。那是我姐姐京剧著名刀马花旦杨金香，她用的，轮到我手里托子都不光亮了，得换托子。那年月配新托子，怕把石头被他们给替换下来，都是母亲和我一粒粒自己镶上去，一头钻石头面要镶上千千万万粒石头，这功夫可够辛苦哇！那时由于太穷买不起头面，这些好德国十二色水钻头面，是我姐姐结婚了，离开了家留给我，头面托子多年后旧了，可是石头永远是光亮的。要捐献给剧院了，我非常不安，想着这些头面是姐姐和我每天戴着演戏用的，这感情一下子牵着我的心！这么多戏衣头面，真是连着我一颗心！纪念着我和杨金香的姐妹情义！我在院里来来回回默默地边走边看那些头面盒子。看到戏衣箱我又轰的一下子想起那些我和母亲夜间熬到天亮了才住手亲手绣的戏衣。虽然都小了，多年也不穿了，但这是对多年的回忆实物，一针一线，一个花朵，一个叶子，都是我和母亲自己画出样子，自己绣的。因为家里太穷，买不起戏衣，遇见新戏就要新式戏衣，记得四十年代初时排《人面桃花》，要作改良古装，那一身改良古装，是我自己选料、自己画，我和母亲绣的十色月季。白色的，绣出三红花油绿叶片，四边盘金银丝线，穿出来借灯光闪亮，人人都说比戏衣店的绣活都好！
我把跟我走南闯北、风里雨里、背着、拿着、日本侵略中国时在日本兵枪下逃过来、日本轰炸时在浓烟下抢过来的戏衣头面都用手摸了一遍。一顶凤冠虽然很旧了，那是在租界地唱戏时，白色的，黑色的大老外小日本闯进后台戴着玩，母亲为了从他们手里要过来，被踢了两脚的纪念物。想着母亲在火车站为了保护这些戏衣头面，跪在日本宪兵队头子任小州面前的形象！母亲的苦苦哀求的那些话："求求爷们高抬贵手吧！这头面戏衣是我们吃饭的家伙哇！坏了一件我们一家就要饿死了！"母亲说着不住的磕头，苦苦的哀求。这些头面，母亲带领我在跑码头演戏时，都是一件件用棉花垫好。戏衣因夏天被汗水踏湿了，母亲含一口口白酒喷。因母亲不抽烟，不喝酒，她从小在理，信奉观音菩萨，每次含酒喷戏衣，都要先在菩萨面前磕头。我把每一件戏衣头面都好好的看看、再看看，来人点了数后问我："留下那些件……"我说："全部捐献，但我只留下一双'木跷'就寸子，也叫小脚。"那时唱花旦演员要绑上木跷。我小时开始练功，要打三箍。连睡觉都要打三箍。头上吊上眉毛打上头箍，扎上吊眉带子；腰上要扎上板带，打上腰箍；脚要绑上木跷，这是脚箍。这双木跷从小就跟着我，现在也不讲绑木跷了，但我对它有感情，我要留下它作纪念。这么多戏衣头面我一样不留，连一付水袖都不留，单单留下这对木跷，它是没有人再用的，会被人扔掉丢进垃圾箱，我可不能忘记它和我同甘共苦的时刻！多少年来，孩子看见要玩我不许，青年演员来要看我不让，不想"文化大革命"来了，抄家翻腾出来了。这对木跷，可是犯了要想复辟罪了！没有办法解释。为此我被狠狠痛打。事后祖光对我说："万幸啊！如果你的那些戏衣、头面道具等等，不捐献给国家，这场'文化大革命'，也被抄走糟踏了！你捐献给国家，把这些东西就保护起来了。而且还能在舞台上起着它应有的作用。你虽不唱戏了，可是你的戏衣头面，还在舞台上使用，为观众服务。这也是你的最大安慰！"祖光的话对我起了作用，连当初我母亲为了捐献这些戏衣、头面而生祖光的气，听他这样说，都心服了。
我的老婆婆是家闺秀出身，贤慧善良，她对祖光动员父亲把这些多少年经心置买的名人字画、文物古董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她心里也真是舍不得。但是她明理贤顺，不跟丈夫儿子说一句，只是跟我闲谈说："这些文物字画，多少年来跟着我们逃难，坐火车、上船，颠沛流离，躲避轰炸才运到北京。祖光把这些国宝捐给国家故宫博物院是正理，在我们自己私人保管是不行的。再说祖光兄弟姐妹十一人也都同意大哥的这一行动。"
我劝说母亲和婆婆："这些古物、戏衣头面都交给国家是对的。因今天是社会主义了，在旧社会是挣私人的钱吃饭，现在是挣国家的钱吃饭，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留在手里，跟国家三心二意呢？"母亲是穷苦出身，知恩报德；婆婆是断文识字、深明大义，对祖光是理解的，也从内心同意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造反小将把私人的房子全造了反，赶出自己的住宅。我家也不例外，搬出祖光从香港回到北京自己置买的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九号四合院。1978年落实房产政策，主管人来动员祖光最好不回马家庙了，住楼房。因为马家庙四合院已被拆的七零八散了，房子全都隔成小屋，院里花木全都被拔掉了，搭了无数的小棚小房说是烧煤气罐用。如我们回去，这所四合院必须还要原样建造。国家实在困难，这笔钱要几十万，祖光是忠厚替人想的好人。我本不同意，因我的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伤，住楼房上下不方便。当时有的干部作家和我同时买的房子，他们都要求重新建造，恢复原样，搬回四合院。祖光劝我要替国家着想，不要跟别人攀比。只要正确，我什么事都随着祖光，也就没有意见了。来人请祖光写了一份自愿捐献的说明，结果，马家庙九号四合院这处房子，国家只给了象征性的十分之一的钱。我们搬进了楼房。
为了这所四合院，我对祖光发脾气："我走路不方便，你就不先替我想想。四合院方便，养花种树环境也好，你就不听我的话……"祖光不生气，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听你的就变成了自私小气鬼了，我是男人，别忘了你也是国家干部！吴祖光就是吴祖光，就是要有点气派！……"尤其是这几年房子紧张！人家问："祖光，你们宿舍房不是可以换吗？应当照顾你们，凤霞不要住四层楼，上下真不方便啊！"祖光说："我从1949年回到北京，从来没有住过公家的宿舍，这楼房是我把四合院交给国家了，国家给我分的这个单元楼房。""那你就不付房钱了？""照付。四合院捐献给国家是我写了自愿书，这楼房是居民楼，两回事，我们和一般居民一样照付房租钱。"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因被迫害致残，不能上台唱戏了，教学生是我的日常工作，各剧种来跟我学戏的演员，都是有基础的剧团主要演员，这些学生也好教，都是开了戏窍的演员，现在全国我有四十八名学生。我教戏是新社会的师徒关系。我是国家干部，学生是各团演员来学戏，我是分文不收。我想我挣的是国家的工资，学生是青年，工资都不高，如果我收他们钱那就给他们加重了负担，要是收国家给的钱更不应该了！轻财重义是我从小唱戏就记住的道理。夫妻之间相互影响是最重要的。比如祖光他对朋友对青年关心、帮助，也影响了我。有位青年大学毕业的贺某，家在四川困难很多，她一人在北京，祖光看她写一手好字，好学朴素、安静、稳重，祖光鼓励她自强、自信，她在分配时被会开后门的硬挤掉，祖光为她不平，替她想尽办法推荐给合适单位。这青年在经济方面有困难，祖光都是主动支持帮助解决。刘某某是裱画师，他家孩子多，祖光帮他经常解决生活困难。他买自行车、手表，都是祖光帮助的。掏大粪的袁某某因家里负担重，祖光连家具都送他。其他还有不少人经济困难，得到他的帮助更是常事。祖光的善良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心直忠厚，就不知世界有坏人，太不世故了！
我在这里谈祖光，不是妻子夸丈夫，而是说明夫妻间要相互影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优点，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习惯，共同的事业。我是从小受苦，在贫民区长大，父亲卖糖葫芦，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们姐妹七个，我最大，是长姐。我从小就知道省吃俭用，一个钱要掂量掂量，一个钱要掰成八瓣花，不敢大手大脚，朋友和同事们都说我是个会过日子的演员。还有人背后说："新凤霞是主演了，可是那么小气，不像个大演员，抠门儿……"我听到有人告诉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步两个脚印对人对己都是用："正经有德"。人家有困难，我从来是尽量帮助。比如我的学生代某某，她是我们剧院的自费学员，在剧院不被重视。我劝她刻苦学习，自信、自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抽出一切时间给她上课教戏。她因家庭困难，连一个录音机都买不起。那是1980年，录音机还很贵。这时我的女儿出国读书，我把女儿用的一架四喇叭的高级录音机送给代某某，让她在家里听我的唱腔录音，上课时我给她录下来回家再听，这样她进步很快，成了主要角色，如《刘巧儿》、《花为媒》、《无双传》等等的演出，都受到了好评，现在她是我们剧院的主要演员了。外地学生来北京，我为她们买盒式录音带，复印曲谱、剧本。我们家附近有一家私人干复印的，说："新凤霞是我们的印主大户！"外地的学生常是吃住在我家，为她们剧团省下食宿费，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人是感情动物，学生们看到我带着不方便的身子给他们上课，都很努力、刻苦。
我总想：现在我老了，又加"文革"中受迫害，身体不方便，国家对我照发工资，待遇也没有少了一点。我如在旧社会，早就流落街头冻饿而死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我就尽力做好我所能做的工作。还是从小就立下的志愿："不能吃白饭！"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