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当红女星盛装出行，迎头扣下来的却是一蒲包臭气熏天的大粪；英俊小生陪同名角坐黄包车，不知哪泼来的镪水（硫酸），瞬间把脸烧烂、眼睛烧瞎，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惨死。

这不是惊悚电影的桥段，这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记忆中，那个被称为“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在那个年代，无论你在台上多么风光无限，下了台，不过是权贵手中的玩物，稍有不慎便是家破人亡。

在旧社会，白玉霜这三个字，不仅是评剧界的金字招牌，更是上海滩的流量密码。

当年的白玉霜有多红？精明的商人甚至推出了“白玉霜香皂”，包装上印着酷似她的美女，还没开戏，名声就已经传遍了上海滩。她被誉为“评剧皇后”，住着洋房，穿着灰鼠皮大衣，戴着红绿宝石，出门前呼后拥，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这繁华背后是爬满虱子的袍子。大年初一，白玉霜打扮得雍容华贵出门拜年，刚要上车，一个蒙面人突然冲出，将一包冰凉腥臭的大粪狠狠扣在她头上。

这不是恶作剧，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与警告。原因？或许是同行嫉妒，或许是得罪了哪个帮派流氓。虽然白玉霜骨头硬，洗完澡晚上照常登台，但这“大粪浇头”的屈辱，却像一块洗不掉的胎记，烙印在那个时代的艺人身上。

更令人唏嘘的是，白玉霜想逃离这种生活，曾与鼓师李永起私奔回农村。可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她受不了黄土庄稼的苦，最终还是被母亲——那位视财如命的“胖李奶奶”联合上海大亨大老魏接了回去，继续做那棵“摇钱树”。

如果说白玉霜的遭遇是羞辱，那小生安冠英的结局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安冠英长相俊秀，嗓子好，有文化，是白玉霜的御用小生。但他深知白玉霜喜怒无常，每次陪她出门都提心吊胆，戏称“伴君如伴虎”。

怕什么来什么。一次两人分乘黄包车外出，又有人搞暗算。这次泼下来的不是水，而是腐蚀性极强的镪水。白玉霜反应快，用大衣蒙住头躲过一劫，跟在后面的安冠英却遭了殃。

那一瓢镪水，把安冠英的头脸全部烧坏，头发烧光，双眼当场瞎掉。

在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安冠英毁容后立刻成了弃子。没人替他伸冤，没人出钱医治。不仅如此，同行还要踩上一脚，骂他不学好、招惹是非。最终，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小生，在逼债声中，卖光了戏衣，妻离子散，含恨而终。

正如新凤霞的母亲所说：“上海滩哪，阎王关啊！那是人贩子的地方，拿人当货卖。”

时间来到1952年，新凤霞带着《刘巧儿》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这一次，她看到的不再是“阎王殿”。

有一天，新凤霞在街头迷了路，急得团团转。一位路过的黄包车夫主动招呼她上车。新凤霞以为遇到了拉客的，没想到车夫拉着她转了个圈，指着前方说：“喏，那就是天蟾舞台。”原来剧场近在咫尺。

新凤霞掏钱要给，车夫却笑着拒绝：“你是新凤霞同志吧？我是站着看你戏的工人，这点路不能收钱。”

那一刻，新凤霞愣住了。旧上海那个欺软怕硬、流氓横行的世界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尊重、充满温情的新风气。那个晚上，新凤霞特意给这位车夫留了张票，看着他在台下鼓掌，她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作为一市之长，陈毅不仅亲自买票看戏，还带着夫人张茜到后台探望。他没有官架子，却有着极高的艺术审美。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志愿军的未婚妻》是好戏，但布景太笨重，戏衣太写实，贫下中农非得穿破衣服吗？这是演员为布景服务，不对嘛！”

这番话把大家逗乐了，也说得心服口服。后来，陈毅市长还专门让人送来了一筐西瓜慰问剧团。这种从上到下的尊重与关怀，让新凤霞彻底明白了“新旧两个上海”的天壤之别。

从安冠英惨死街头无人问津，到普通车夫拒收车费、市长送瓜提意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那个把艺人当玩物的旧世界，换来了一个把演员当同志、当亲人的新时代。

对于新凤霞来说，旧上海是噩梦，是地狱；而新上海，才是真正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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