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1984年结的婚，那会儿刚演完《雪城》《布谷催春》，都是厂里挑的大角儿。可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黄梅莹直接推了三部戏，金鑫也跟着少接活儿。不是不想演，是八一厂的宿舍楼就那么大，孩子半夜发烧，得有人守着。他们没签什么协议，但把“轮流在家”当规矩，轮到谁，谁就真不出门。

2000年黄梅莹病得挺重，查出来是结节，医生让静养。金鑫当场把刚谈妥的剧本退了，回老家陪床。两年里他学会熬中药、记体温、半夜起来拍背。黄梅莹后来上台领金鸡百花奖，说第一句就是：“这个奖，得给他。”台下金鑫没动，就低头摸了摸西装口袋——里面装着她当年住院时写的药单子，纸边都毛了。

2019年拍《囧妈》，黄梅莹演一个管得太多、爱操心的妈。戏还没杀青，她半夜醒了，坐在阳台抽烟，越想越不对劲：自己以前是不是也这样？儿子金铭雁小时候报摄影班，她非让改学导演；他拍毕业作品，她连构图都要过问。“对不起，我管多了。”没几天，金铭雁带着刚修好的胶片照片回来了，说想给爸妈拍一组“真实点的”。

这两年他们常一起看新剧本。黄梅莹盯老年角色，一条条划重点；金鑫不看台词，专挑父亲那段动作戏琢磨。“你这个扶椅子的动作太急”，他说，“得像怕碰碎什么似的。”她说“对，就是这种劲儿”。然后俩人去买菜，她挑青菜，他拎袋子，回来路上顺手帮邻居提了趟牛奶。

他们职业差得挺远。她爱演心里有褶皱的人，比如《渴望》里憋着不哭的刘慧芳；他偏爱踏实干活的手艺人，《飞天》里修火箭的，话不多，手不闲。可聊起戏，从来不是谁教谁，而是她说“这人心里怕啥”，他说“那他手该往哪放”。一个管里子，一个管样子，凑一块儿，人物就立住了。

黄梅莹说话直，想你就说想你，得奖就说是他的。金鑫不咋说，但你咳嗽两声，他第二天准把梨膏糖塞进你包里。她破冰，他守岸，中间没断过线。

儿子成家后，他们没变成“没事干的老两口”。金铭雁拍人像，黄梅莹给他讲眼神怎么藏事；金鑫教他怎么用老式测光表。不是父母教孩子，是仨人蹲一块儿，对着一卷胶片较真。

八一厂那时候工资不高，但管分房、管看病、管孩子上学。他们能推戏，不是不怕饿，是知道退一步，还有托底。现在年轻人接个电话都得先看日程表，他们那会儿连日程表都没有，靠的是厂门口小黑板上写着“明日拍摄：XX片场”。

老照片全是胶片拍的。洗出来一张，就得等好几天。他们攒了三大本，每张背面都写着时间、地点、谁洗的。数字照片存手机里，一滑就过去；这些纸片得用手翻，一页一页，指头沾灰了，才想起那天风挺大，金鑫的帽子被吹跑了。

他们现在每天六点起床，绕着小区走两圈。不快不慢，也不比赛。走累了就坐长椅上歇会儿，她剥橘子，他递纸巾。有时候一句话不说，有时候忽然说起三十年前某场戏，谁忘词了，谁差点摔进坑里。说完都笑，笑完继续走。

买菜时黄梅莹总多挑一把上海青。金鑫问：“又给他留？”她说：“不是，我自己想吃。”他点点头，顺手把青菜往袋子里按了按，怕叶子折了。

他们没说过“白头偕老”这种话。结婚证早磨得字都淡了，夹在旧剧本里，跟一张电影票根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