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来，旧上海的明星影视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她是中国早期影坛最耀眼的明星之一，盛时丽压群芳，走到哪儿都是鲜花与赞誉簇拥，锦衣玉食、风光无限。可谁能料到，这样一位被万千人追捧的美人，结局却凄凉得让人扼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那层亮丽炫目的明星光环之下，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为国家立下不世功勋的女特工。一代名伶，一代谍花，她的一生，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险与坚守。
徐来祖籍浙江绍兴，1909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商人家庭。她父亲在南市老城厢开了家量具店，说白了就是卖秤的，日子不算大富大贵，却也安稳踏实。徐来小名叫小妹，听着就透着股江南姑娘的温婉，上学后才改名叫徐洁凤。打小学起，她就和别的小姑娘不一样，不喜欢安安静静待在教室里背书，反倒最爱唱歌跳舞，跟着学堂里的先生学几句唱腔，就能有模有样地唱上半天，跳起舞来身段轻盈，活脱脱一只灵动的小蝴蝶。
十八岁那年，徐来揣着一腔对歌舞的热爱，报考了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那会儿黎锦晖在歌舞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能考上他的学校，就相当于半只脚迈进了文艺圈。也是在这儿，她改了艺名“徐来”，取自“清风徐来”的名句。第二年，徐来就顺利加入了中华歌舞团，跟着团队远赴南洋巡回演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万隆，一路走一路演，歌咏、舞蹈、歌舞剧，当地的华人华侨都被这个灵动美丽的中国姑娘圈了粉，徐来也借着这股势头，慢慢在业内有了名气。
1929年底，歌舞团回了上海。黎锦晖重新组建了明月歌舞团，徐来自然是团里的核心骨干。1930年，她跟着团里北上，去了天津、北平、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北方城市演出。
到了1931年9月，“明月”正式更名为联华歌舞班，归到了联华影业公司旗下，开始拍摄一些歌舞短片。那时候刚好是有声电影兴起的风口，好多歌舞演员都借着这股风，顺利登上了银幕，其中就有当时红极一时的“四大天王”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茄，徐来也在其中。说起来，她能走上电影这条路，还真得感谢这股有声电影的热潮，不然，我们可能永远都见不到那个银幕上风情万种，背地里却一身傲骨、暗藏锋芒的徐来了。
王人美后来跟人聊起徐来，总忍不住感慨：“徐来长得瑞丽、秀美，更难得的是心地善良，性格温存。我记得她虽然唱歌声音低哑，不算出众，但跳起舞来姿势特别优美。她好像在歌舞剧里扮演过雨和露珠，身上挂着亮晶晶的珠子，一出场就仙气飘飘，真有点飘飘欲仙的味道。”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徐来的美貌，是那种标准的东方美，柳眉杏眼，秀鼻樱口，体态婀娜，不管是五官还是身段，都长在了中国人的审美点上。也正因为这样，媒体才给了她“东方标准美人”的雅号，但凡看过她照片的人，不管是当年的还是现在的，恐怕没人不承认她的颜值。
“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早就盯上了徐来的美貌和人气，特意派人登门邀请她加盟，还把她列为公司的第二台柱。那会儿明星公司的第一台柱是胡蝶，能跟胡蝶并肩，可见徐来当时的地位有多高。徐来这人也没什么明星架子，为人特别随和，不管是对剧组的工作人员，还是对前来探望的影迷，都客客气气、温温柔柔的。影迷们也特别买账，觉得她亲切又好接近，慢慢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大众情人”。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她是中国影星里第一个聘用女秘书的人。后来名气越来越大，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她又买了一辆小汽车，成了继杨耐梅之后，第二个拥有私人小汽车的女明星。搁现在，这待遇妥妥的顶流级别，可徐来从来没被这些荣华富贵冲昏头脑，心里始终藏着一股旁人不懂的清醒和坚定。
从1932年到1935年，这三年时间里，徐来在“明星”公司一共拍了八部影片，每一部都有不一样的看点，也一点点见证了她演技的成长。她的电影处女作是《残春》，在里面演一位聪明美丽的大学“校花”金梅丽，周旋在四个追求她的男人之间，剧情不算复杂，但架不住徐来长得好看、演得灵动。影片一上映，就因为她的美貌吸引了大批观众，上座率高得吓人，徐来也凭着这部片子一炮走红，成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拍《残春》的时候，还有一段小插曲，说起来也挺有意思。这部片子的剧本是姚苏凤写的，这人格调不算高，写出来的东西，在当时就被称作“浪漫风流香艳爱情巨片”，里面还特意加了一个金梅丽“出浴”的镜头，想着靠这个博眼球。徐来一看剧本，当场就摇了头，说什么都不肯拍这种镜头。她性子看着温柔，骨子里却特别倔强，认定的事情，任谁劝都没用。还是导演张石川有办法，琢磨来琢磨去，想到了一个折中方案，把这段戏安排了好多肥皂泡，把关键部位都盖得严严实实，似真似假，若隐若现。你说她裸吧，身上全是肥皂泡挡着；你说她没裸吧，谁洗澡会穿着外套呢？
实拍的时候，演员其实根本不用真裸，徐来这才松了口，不过她也提了个要求，说拍完之后一定要让她先看，她点头同意了，才能放到银幕上。这部片子的摄影是董克毅，这人特别会用光、找角度，拍出来的徐来美得不可方物，连她自己看了都特别满意。可没想到，影片公映的时候，“明星”公司为了炒作，居然把这段镜头做成了广告，在街头巷尾大肆宣传，借着这个噱头，吸引了好多庸俗的小市民来看。也正因为这样，《残春》在当时的票房榜上，居然连续好长时间都高居榜首，成了当年的票房黑马。
当然，也因为这个香艳的镜头场景，受了不少委屈。她一下子成了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主角，圈子里的人看她的眼神也变了味，好多人背后议论她，说她靠“艳俗”博眼球、捞名气。据说，徐来后来想起这部片子，心里颇有些后悔，可木已成舟，再怎么后悔也没用，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些非议，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她的第二部影片是《泰山鸿毛》，讲的是宦海浮沉的故事，她在里面的戏份不算多，演得中规中矩，没能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第三部《华山艳史》是程步高编导的，是一部实打实的抗日题材影片，徐来在这部片子里的戏太少了，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铺垫。
《到西北去》也是程步高导演的作品，这部片子就有分量多了。讲的是青年工程师顾策，一腔热血响应“开发西北”的号召，主动去西北水利局工作，可等到了那儿才发现，所谓的“开发”“建设”全是骗人的谎言，眼前只有井枯渠干、民不聊生的荒旱景象，老百姓们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徐来在里面扮演青年农民柏福寿的妹妹，柏福寿是赵丹演的，两人配合得特别默契。她把这个农村姑娘的淳朴、善良和倔强，演得淋漓尽致，这部片子也大胆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和无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也让观众第一次看到，徐来不只是个靠美貌出圈的“花瓶”。
第五部影片《路柳墙花》，徐来在里面演阿毛娘的女儿三宝，一个单纯善良、又有点倔强的农村姑娘，她把三宝初到上海的懵懂、被欺负时的委屈，演得特别真实，看哭了不少观众。
《女儿经》是一部“集锦片”，构思特别巧妙，用校友相聚这一条简单的线索，串起了八个小故事，每个故事都对应着一位女性的人生，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妇女生活。徐来在里面演一名交际花，穿着华丽的衣服，周旋在各种场合，表面风光无限，内心却充满了无奈和孤独，她把这种反差感演得特别到位。
徐来主演的第七部影片是《落花时节》，由吴村编导，她和龚稼农、赵丹联合主演。片子讲的是一小队义勇军败退到一个山村，两个年轻的战士同时爱上了山村姑娘阿萱，也就是徐来演的角色。这部片子充满了悲壮感，徐来把阿萱的温柔、坚韧和绝望，演得深入人心，看哭了不少身处乱世的中国人。
说完了她的电影生涯，再说说她的婚姻，她这一辈子，有两段婚姻，每一段都充满了波折和故事。1929年，徐来二十岁，正是青春正好的年纪，她嫁给了黎锦晖，也就是她歌舞学校的老师，说起来，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师生恋”。那会儿她还没大红大紫，黎锦晖已经是业内有名的人物，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过一段甜蜜温馨的日子，黎锦晖教她唱歌跳舞，她陪着黎锦晖打理歌舞团，互相扶持，十分恩爱。但是黎家班遭遇了寒霜，歌舞团却面临着倒闭的危机。
当时，徐来是影视圈第二个买汽车的女明星。为了拯救歌舞团，黎锦晖却卖掉了妻子的爱车，两个人因此产生了隔膜。一切都变了，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有人说她是靠着黎锦晖上位，有人说她忘恩负义、出名就变心，各种各样的闲话包围着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六年时间，这段曾经甜蜜的师生恋，终究没能熬过流言蜚语的考验，
1935年，两人正式离婚，从此再无交集。
1936年，经杜月笙介绍，徐来嫁给了唐生智将军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出身将门，黄埔四期毕业，早年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的师长，还是实授少将军衔，为人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在官场和军界都吃得开，就连军统局长戴笠，都跟他称兄道弟。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徐来这是找到了好归宿，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当她的“官太太”，享受荣华富贵。可没人能想到，这段看似门当户对、风光无限的婚姻，居然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也让她走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谍战生涯，一条只能默默付出，却不能被任何人知晓的道路。
《船家女》是徐来在“明星”公司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她的代表作，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老影迷记得这部片子。片子讲的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是编导沈西苓根据自己在西子湖畔的所见所闻演绎而成，结构严密，画面含蓄，节奏缓慢，基调沉重，字字句句都藏着对穷苦人民的同情，还有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在当时的乱世里，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徐来在里面扮演女主角阿玲，一个善良勤劳、命运多舛的船家女。这一次，她的表演有了很深的内心体验，不再是单纯靠颜值撑场面，表情和动作都特别真实自然，把阿玲的温柔、坚韧和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演技，彻底超越了以往的所有作品，受到了舆论和观众的一致赞赏，名声也一路飙升，真真正正和胡蝶齐名。当年上海有一家“蝶来照相馆”，就是取了胡蝶的“蝶”和徐来的“来”两个字，生意火爆得不行，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都愿意来这儿拍一张照片，借着两位明星的名气，讨一个好彩头，可见两人当时的人气有多旺。
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特意让戴笠把唐生明秘密召到重庆，亲自跟他交代了一项绝密任务，潜入南京汪伪政府当“卧底”，见机行事，重点收集汪伪和日军的高级情报。这样危险的差事，唐生明没半点犹豫就接下了。而他手里，还有一张别人没有的“王牌”，那就是他的妻子徐来，一位当年红遍上海滩的影星，有她在身边，无疑能给这场隐蔽任务加上一层最好的掩护。
时间一晃到了1940年，相貌堂堂的唐生明，带着衣着时髦、姿色出众的徐来，从上海动身去了南京。他们一出南京下关火车站，场面可不小，汪伪政权的实权人物叶蓬、高冠吾、苏成德等人，早就候在那里等着迎接。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日军宪兵司令大冢清也来了，这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着唐生明一顿吹捧，夸他“脱离重庆、投身和平事业”，还假惺惺地说支持所谓的“东亚共荣”，那副虚伪的嘴脸，徐来看在眼里，心里早把他骂了千百遍，脸上却得挂着得体的微笑，随口应付着那些违心的恭维，半点不敢露怯。她知道，从踏出火车站的这一刻起，她的伪装大戏，就再也不能有丝毫差错。
到了南京之后，汪精卫更是亲自出面拉拢，任命唐生明为汪伪军委会委员、中将高参，还特意把他们夫妇安置在城西牯岭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里，装修精致、气派十足，明着是示好恩宠，暗地里其实也在时时刻刻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唐生明和徐来心里跟明镜似的，却只能假装受宠若惊，安心住了下来，把这所洋房，变成了他们隐蔽战线的“临时据点”。
唐生明本身就出身高贵，出手向来阔绰，平日里也爱热闹、会玩乐，打麻将、跳舞样样精通，酒量更是好得没话说。所以他们家很快就成了汪伪高层的“聚集地”，天天高朋满座，吆喝声、麻将声不绝于耳。而徐来，别看是当过影星的人，牌技却出奇的好，每次上牌桌，总是输少赢多，既不会赢太多招人嫉妒，也不会输太惨失了面子，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她天生就善于交际，嘴甜又懂分寸，没多长时间，就凭着这份本事，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陈公博的情妇莫国康、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等人混得熟络无比，俨然成了她们圈子里的“自己人”。没人会怀疑，这个曾经的影星、如今的唐太太，心里装着别的心思。可只有徐来自己知道，那些看似轻松的牌局、热闹的饭局，都是她收集情报的好机会。她们聊家常时泄露的官员动向，抱怨时随口提起的机密安排，甚至是酒后失言说出的重要消息，徐来都一一记在心里，回到房间，就趁着夜深人静，悄悄告诉唐生明。
唐生明每次听完，都又兴奋又佩服，说实话，论收集情报的本事，他可比不上自己的妻子。那些汪伪高层的女眷们，对着徐来毫无防备，把心里的话、知道的事都掏了出来，殊不知，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言，可能就会成为打击敌人的关键线索。徐来就凭着这份隐忍和聪慧，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悄悄编织起一张情报网，为后方传递了无数有价值的消息。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1941年底的“中华旅馆绑架案”。那天晚上，负责领导江苏沦陷区抗日工作的马元放，还有嘉定县长张北生等六位干部，正在中华旅馆里一边打麻将，一边秘密商议工作，没想到突然闯进来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把他们全都逮捕了，直接押往了汪伪76号总部。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没人知道背后的真相，就连戴笠得知消息后，立刻电令军统上海工作站尽快侦查，可查了很久，都没有任何头绪，急得团团转。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徐来却在一次牌局上，意外摸清了真相。那天她在杨淑慧的私宅里打牌，陪着杨淑慧、莫国康等人消遣，聊着聊着，杨淑慧就忍不住炫耀起来，随口透露，这次绑架案能成功，全靠张北生。原来张北生早在案发前一个月，就被汪伪特工秘密逮捕了，熬不住严刑拷打，最终选择了叛变自首，还主动请缨，帮着李士群设计抓捕了马元放等人。
徐来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依旧陪着她们打牌说笑，心里却早已把这件事刻在了脑子里。等到散场回家，她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唐生明。唐生明不敢耽搁，立刻想办法联系上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把张北生叛变的消息传了过去，让他们赶紧切断和张北生的所有联系，避免更多人落入敌人的圈套。后来，军统根据这个消息，趁机除掉了张北生这个叛徒，也减少了更多不必要的损失。谁能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牌局闲聊，竟然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时间到了1943年4月，日军眼看战事不利，就想通过宣传粉饰自己的侵略行径，授意苏成德、马啸天操控的“东亚同盟中国总会”，在上海、南京物色知名演员，拍摄一部吹捧日军间谍南造云子的影片，想借着影片美化侵略，迷惑民众。
要拍这部片子，女主角的人选是重中之重。日军下了命令，那些汉奸们就赶紧忙碌起来，让文化汉奸胡兰成和张善琨出面，负责筹组摄制。可他们找了一圈，却处处碰壁——上海的很多进步演员，早就辗转去了大后方或者南洋，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根本不可能回来拍这种卖国影片；而留在上海的周璇等人，要么不愿意，要么气质形象也不适合饰演这个日军女间谍。
就在胡兰成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到了徐来。在他看来，徐来曾经是红遍上海滩的影星，颜值高、演技好，而且如今是唐生明的妻子，身份特殊，让她来演，既能撑得起场面，也能给日军一个交代。于是胡兰成就亲自跑到唐生明家里，软磨硬泡地劝说他们夫妇，让徐来复出拍戏。
徐来心里清楚，这可不是简单的拍戏，一旦答应，就等于沦为日军的“宣传工具”，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名声，更会影响他们的卧底任务。所以她当即就婉言拒绝，说自己已经息影七年，早就不熟悉拍戏的门道了，而且身体一直不太好，实在胜任不了这个角色。
可胡兰成不死心，天天跑过来纠缠，说尽了好话，实在不行就软磨硬泡，把唐生明夫妇烦得不行。唐生明知道，硬拒肯定不行，只会引起胡兰成的怀疑，坏了大事。思来想去，他索性向汪伪政府请了半个月的假，借口带徐来回上海养病，护送着妻子离开了南京，借住在上海一位好友家里，彻底避开了胡兰成的纠缠。
胡兰成得知消息后，气得直咬牙，却又无可奈何——他总不能跑到上海去堵人，更何况唐生明也是汪伪的中将高参，他也得罪不起。就这样，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女主角，日军精心策划的这部宣传影片，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徐来也凭着自己的机智，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沦陷时期的南京、上海，唐生明身为汪伪的高官，名声一直不好，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骂他是“汉奸”。而徐来，作为唐生明的妻子，自然也逃不过这些非议，走到哪里都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背负着和丈夫一样的骂名。
可她不能解释，也不能辩解，只能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依旧笑着周旋在敌人中间，继续收集情报。没人知道，这个笑靥如花的女人，背后藏着多少隐忍和坚定，藏着多少对祖国的热爱。更没人知道，她在那些交际场合里，偶然听到的一些琐事，竟然会在三十多年后，给她带来灭顶之灾——这事儿，咱们后面再慢慢说。
抗战胜利之后，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唐生明的真实身份被正式披露，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被骂了多年“汉奸”的中将，竟然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卧底英雄，是为抗战立下大功的人。可让人遗憾的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同样忍辱负重的徐来，她的功劳却没有被一同提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徐来在隐蔽战线的这段经历，一直被尘封着，鲜为人知。很多人只知道她是曾经的影星，是唐生明的妻子，却不知道，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曾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1948年，时局渐渐稳定下来，唐生明和徐来夫妇，从上海迁居到了香港，暂时远离了纷争，过了一段安稳日子。直到1956年底，经中共统战部安排，他们夫妇带着子女，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唐生明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继续为国家效力，而徐来，则安心在北京定居下来，褪去了所有光环，过起了平淡的生活。
本以为这样平淡安稳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可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徐来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原来，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徐来和蓝苹曾经有过不少交集，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对于蓝苹当年的一些生活琐事，徐来也偶然听人提起过几句，只是没有任何证据，也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
可此时已经成为“第一夫人”的蓝苹（江青），却容不得任何人知道自己当年的过往，哪怕只是偶然听闻，也不行。在她眼里，自己认定的事，从来不需要什么证据，徐来知道得太多，就是最大的“威胁”。就这样，无辜的徐来被卷入了风波之中，遭受了无尽的迫害。
1973年4月，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东方标准美人”，这位在隐蔽战线忍辱负重、抗击侵略、报效祖国的巾帼英雄，最终却死在了自己同胞的监狱里，享年64岁。一代名伶，一代谍花，她的一生，有过星光璀璨，有过隐忍坚守，最终却落得个含冤而死的结局，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悲痛万分。
徐来的丈夫唐生明，一直没有放弃为妻子洗刷冤屈，他苦苦坚持着，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终于等到了新时期。后来，唐生明得到了平反，他的功绩被重新认可，而徐来那段被尘封的英雄事迹，却很少在当时被知晓。
1989年，唐生明因病在北京去世，终于在天国与心爱的妻子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