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姚玉兰是比较随和的人，在台湾一向很低调、不张扬，在网上几乎查不出来什么信息，只有非常简单的资料。

去世时，报纸才刊登了她的一些事情。

我母亲出生在梨园世家，我的外祖母姚佩兰，我们在家里都叫奶奶，艺名筱兰英，专攻河北梆子戏，在北方很有名。

我的外祖父姚长海，我们叫爷爷，艺名一斗金。母亲只有姊妹俩，妹妹姚玉英，我的阿姨，随着我爷爷奶奶一起唱戏，所以，我母亲是出生、成长在典型的梨园世家。

母亲跟我们说，她六岁入天津宁家班学艺，又叫坤班，主工老生，但是小生、武生甚至花脸，她都擅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登台演出。

十二岁的时候，她们姐俩陪着奶奶一起去上海演出，那时社会风气很保守，女子演戏，除非有特别的才华和演技，否则很难与男角儿抗衡。

姚玉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母亲本工老生，从小受奶奶的教诲和熏陶，和阿姨演出的时候，分别反串青衣、小生、花旦各种角色，还仔细研究了坤伶，就是女角儿很少演出的关戏红净一角。

所以，我母亲还演关公戏，那个时候，女角儿很少演。

我母亲最拿手的是唱老生没有“雌音”，唱花脸能有“炸音”。

母亲继承家传，在唱《文昭关》中一句“一轮明月”中的第一个“一”字，可以唱出十三个“一”的唱法来，也就是说能有十三种音节的变化。

这一唱法是由须生泰斗余叔岩的父亲余三胜传给我的奶奶筱兰英，再传给我母亲。

这件事，连孟小冬都不知道有此渊源，后来是著名的京剧评论家孙养农证明确有此事。

孙养农曾经为许多人举香拜师，与晚年在香港的孟小冬常有往来。

抗战时，我母亲跟随我父亲组织参加各种赈灾、抗日募捐义演，最著名的就是“平剧义演”。

到了台湾以后，我母亲还是常常参加各种募捐慈善的义务戏演出，比方讲，中华国剧学会庆祝国剧师祖诞辰的募捐义演，最后一天压轴大戏是我母亲的《徐母骂曹》，这是一出非常传统的老旦正工戏，但又很少演出的老戏，唱工、白口俱佳，也就是唱工道白并重的大戏。

唱戏的人都知道，在京戏中，“白口”比唱工更难，没有乐器伴奏衬托，要求咬字清楚、四声纯正、气口均匀、尺寸合适，《徐母骂曹》全在“骂曹”那一段念白上，是全出戏的精华，要“骂”得义正辞严、凌然正气、掷地如金、一气呵成。

演出当天晚上，全场爆满，在前排临时还加了座，俞大维、陈立夫、张大千、钱穆坐在前排。

演出非常成功，掌声不断，我母亲和十几位演员，连续谢了好几次幕。

1979年，我母亲将她义演《朱砂痣》国剧的全部票款收入新台币175 880元，捐给了台湾自强爱国基金会。

王叔铭是台湾的“空军司令”，当时台湾的海陆空三军都有自己的京剧团，他自己也喜爱京戏，跟我母亲很熟，也很尊重我母亲。

我母亲去世前，我专程从香港赶回台湾代替我母亲上台领奖。那时，我母亲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奖项是由“中华戏曲研究推行委员会”和“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对我母亲、顾正秋和侯佑宗三位资深国剧艺人颁发的，褒奖他们对国剧艺术的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复兴会”副会长陈立夫亲自到场颁发，我代表我母亲，与顾正秋的儿媳妇和侯佑宗本人一起上台领奖，陆京士和王叔铭都在场，见证了这个过程。

杜维善领奖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颁奖时对我母亲的介绍说：

杜夫人长期演出，发扬中华国剧，擅长演唱老生戏，兼善老旦、花旦、青衣和小生，特别是对各项公益义务演出、劳军演出非常热心。

对顾正秋的介绍是，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顾正秋率领剧团来台湾演出，一连就是演出五年，是中华国剧在台湾生根发芽的大功臣。

侯佑宗是著名的鼓师，十九岁时就参加了专场演出，是著名的名角司鼓。

巧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是老朋友了，还常常在一道演出。

1978年的国剧公演，我母亲就是同顾正秋、侯佑宗同台参加国剧联合公演，演出的剧目是《四郎探母》。

演出非常成功，戏曲专家丁秉鐩专门写了文章介绍这次演出，丁先生说:

姚玉兰、顾正秋、侯佑宗，还有程派青衣章遏云，章遏云曾经拜我父亲为干爹，同台合作演出。

《四郎探母》是一出传统的剧目，这出戏在梨园有“戏保人”的称呼，就是说，这出戏有大段的唱，都有出彩的地方，总是非常卖座，我的庶母孟小冬也曾经多次演过。

这出戏也是许多名角儿的拿手好戏，最佳搭配是梅兰芳和余叔岩，不过一般只是在堂会时才演出，在营业戏里，也就是商业性演出里很少见。

在赈灾义演，尚小云和孟小冬常常合作，有一次在天津义演，特别邀请孟小冬、尚小云联袂《四郎探母》，非常轰动，孟小冬在“坐宫”一段慢板，唱腔不但悠扬，还唱出了忧思烦闷的心情，与公主、六郎对口的快板，及哭堂的散板，都是全力以赴，前者爽脆，后者跌宕，与慢板、二六等唱，全使人击节赞赏。

在营业戏里，孟小冬曾经与饰演公主的李慧琴，同台演出，李慧琴是卢燕的舅母，卢燕母亲李桂芬的弟媳妇。

在我母亲他们演的《四郎探母》中，顾正秋饰演铁镜公主、反串杨宗保。

这个反串的首创是言慧珠，她在剧中饰演公主，反串四郎，以后就沿袭下来。

顾正秋最先出场饰演铁镜公主，雍容华贵、仪态万方；随后反串杨宗保，娃娃腔，嗓音圆润、神清气爽，一句一彩，在一场戏里，观众可以同时欣赏到顾正秋的青衣和小生，是难得的眼福耳福！

章遏云饰演的萧太后，气度非凡、仪态大方，完全是程派唱腔，韵味十足；

我母亲饰演佘太君，出场后给观众的感觉是富贵老夫人，唱得嘈嘈切切、满宫满调、情词并茂。

全出戏由著名的王克图司琴和侯佑宗司鼓，整场《探母》异彩纷呈、高潮不断，被报纸誉为“鲁殿灵光、菊坛典范”，演出获得极大的好评，观众呼吁要求加演一场。

由于我母亲已经七十四岁，章遏云也六十七岁了，毕竟上了年岁，之前，我母亲还演出了《三进士》，饰演孙淑琳。

于是，演出指导委员会决定加演顾正秋领衔的《玉堂春》的“起解”、“会堂”，以回应观众的热情。

顾正秋最后的一台戏是《青霜剑》，剧情是为夫报仇。可能是顾正秋暗示蒋经国迫害她的丈夫任显群，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愤。

杜维善与姚玉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婚姻，不像现在要去政府部门领取结婚证书。那时，如果喜欢一个女人，就说你做我女人吧！领回家就成夫妻了。

我父亲的前楼太太、二楼太太、三楼太太就是这种情况。

我父亲在香港和孟小冬的婚事，则是补办了一个仪式，正式邀请亲朋好友，摆了酒席、拍了结婚照片，举行了个家宴酒席的仪式。

只有我母亲是经过媒妁之言、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抬进杜家的。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我母亲和我阿姨姚玉英，陪着奶奶一起去上海搭台唱戏，在黄金荣开办的黄金大戏院演出。当时演出很成功，黄金大戏院场场客满。

那一年，我父亲四十二岁，在上海滩的声誉越来越高，生意也越做越好。

我父亲非常喜欢皮黄，他自己票的是须生和武生。我奶奶和母亲的演出，我父亲场场必到，不久就爱慕上了我母亲。

但是，我母亲的家庭是礼法规矩非常严格的梨园世家，我奶奶管教子女非常严格，一切应酬交往都是由我奶奶负责。

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拜托黄金荣的大儿媳妇黄李志清作媒人从中撮合，黄李志清把我父亲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奶奶和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只有二十四岁，我父亲已经有了三个妻室，如果嫁给我父亲去做小，总是有些心不甘。

黄李志清把我奶奶和母亲的想法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明白奶奶的顾虑，就通过黄李志清再传话给我奶奶和母亲说，如果她肯嫁给我，我一定跟她白头偕老，也绝不会把他当偏房，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我父亲当年的承诺。

当时，奶奶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公开宴请宾客，当众宣布成亲；

二是入门以后不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不和其他三位夫人住在一起，要分开来住。

父亲痛快地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在重礼酬谢了黄李志清之后，大办宴席，用八抬大轿迎我母亲进杜家，买了辣斐德路辣斐坊的房子单独与母亲住在一起，后来又租了迈尔西爱路的十八层楼西式公寓，一直住到离开大陆。

我母亲心性豁达，把孟小冬当作亲姊妹，她们很早就结交为“金兰姐妹”，孟小冬来到上海，就一直和我母亲、我父亲住在十八层楼。

孟小冬刚来上海的时候，经历了拜师余叔岩辛苦地学艺，服侍恩师病榻和痛苦地守丧，身体虚弱，又经历了和梅兰芳的婚变，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母亲时时关心关爱着孟小冬，让她感受到姐妹和家庭的温暖。

有的书里讲，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以后，我父亲与母亲商量，有意让孟小冬进到杜家，我母亲同意把孟小冬娶进来，说我们姐妹之间没有问题，甚至我都可以把我的结婚证给到她。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没有这回事，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根本就没有结婚证。

还有的文章说，我母亲的妹妹姚玉英一起进的杜家，说我父亲把她灌醉了，这是胡说八道，因为奶奶管教母亲和阿姨非常严，她们烟酒不沾！

我刚刚六个月的时候，阿姨姚玉英就过世了，把我阿姨姚玉英牵扯进里面，就是无稽之谈。

我们兄弟姐妹都称呼我母亲为“娘娘”，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对母亲的昵称。

有意思的是，凡是杜家的人和戏曲梨园的朋友们，都这么称呼我母亲。

其实，娘娘是上海方言里的一种称呼，那个年代，上海滩有地位、有影响、受人敬重的人常常被尊称为娘娘。

当年的上海滩，还有一位被称为“老正娘娘”的，那就是提拔我父亲的黄金荣太太林桂生，我父亲一直叫桂生姐。

桂生姐一生传奇，在上海滩是响当当的女子，女中豪杰！当年的上海滩都把桂生姐尊称为“老正娘娘”。

我母亲就是子女们口中的娘娘，儿孙辈们口中的爷爷，梨园子弟口中的婆婆，这些都是对她敬重的尊称。

我母亲与我的奶奶感情很深。我的爷爷在解放前上海去世，当时的出殡也是按照老法办的。

后来，我们一家去了香港，奶奶就留在了大陆，后来去了北京，奶奶信佛，在拈花寺出家，在解放初的时候，听说还参加义演，后来过世，具体是什么时间，我们都不清楚。

我母亲对奶奶非常怀念，特别是在我母亲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奶奶的过去。

记得有一次母亲节，母亲祈祷，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我奶奶，享受母女同在的美好时光。

我听我母亲讲，我奶奶的脾气非常暴躁，每天很早就起床，起床以后，常常会对家里人发脾气，这叫“下床气”。

母亲只有姐妹俩，而我奶奶非常喜欢我母亲，每次发脾气的时候，见到我母亲，奶奶的脾气就小了很多，就没事了。

奶奶是唱梆子戏出名的，生旦净丑都能唱，奶奶认为谁戏唱得好、谁就是好，母亲可能比阿姨灵活些、戏唱得好，很讨奶奶欢喜。

但是，我母亲说，她也曾经挨过奶奶的两个耳光，这也是母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挨揍，所以她一直记得这件事。

那是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刚刚学《托兆碰碑》和《空城计》两出戏，奶奶看了可能很不满意，两出戏，都不满意，就打了两个耳光。

日后，我母亲理解了奶奶的严格，这是为了让母亲学戏学得更好，也正是奶奶这样的严格教诲，使我母亲能够以后在戏曲界有所成就吧！

所以，我母亲在母亲节祷告，让奶奶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奶奶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对戏绝不私藏，只要有人跟她讨教，就会滔滔不绝地说戏、指点。

我母亲继承了奶奶这个优点，保持着在戏曲方面从不私藏的美德，还兼具我爷爷柔顺通达的个性，只要有人来向我母亲请教戏，我母亲会热心地、毫无保留地说戏指点。

奶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恪守着传统女性的美德！她自己常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她严格教诲子女，一直鼓励我们能够走出去，走到外面的世界。

母亲进入杜家以后，成为我父亲的贤内助。当时前楼太太，身体多病，又抽鸦片烟成瘾，二楼太太性格贤淑，但不善交际应酬，三楼太太个性豁达，但很早就陪两个哥哥去英国读书了。

我父亲外面的应酬很多，常常苦于身边没有陪伴。由于我母亲四处演出，闯荡江湖，见过世面，所以，母亲就常常陪父亲对外交际应酬，对内负责打理家中的事情。

我母亲一生喜欢钻研学习，结婚不久，我父亲曾经还有意要送母亲去伦敦念两年书的想法，当然后来没有成行。

于是，我父亲让他的英文秘书佘少培，做我母亲的英文家教，每天上午来家里教我母亲学习英文。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狗，但是因为我父亲有哮喘病，对动物敏感，进入杜家以后我母亲不再养狗。

我父亲过世后，我们搬到台湾，母亲在家里先后养了大大小小十几只狗，有的时候还收留一些流浪狗、病狗，带回家来照顾喂养，并给这些狗起了英文名字。

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们说，进入杜家以后生了大姐美如，这也是杜家的第一个女儿、长女，我父亲非常高兴，他是个很传统的人，非常重视长子、长女。

在我大姐满月那天，父亲大摆宴席，喝满月酒，邀请了梅兰芳、马连良来演堂会。

在我母亲二十九岁的时候，怀了第三胎，前两胎都是两个女儿，大姐、二姐，所以父亲希望第三胎能是个男孩儿。

果然，在母亲三十岁生日的那年，生了个男孩儿，就是我。

我父亲喜出望外，大摆宴席，庆贺喜得一个儿子，并为我母亲祝贺三十岁生日。

据母亲讲，我父亲作为票友一共演过六出戏，几乎每部戏，都是经过我母亲或者名家名角指点切磋，我父亲的《刀劈三关》，正是由我母亲亲自指点而成。

进到杜家，我母亲就停止了营业戏的演出，但常常演义务戏和赈灾募捐戏，在抗战时期，母亲是夫唱妇随，陪着我父亲组织参加义演募捐筹款。

最著名的是举办“平剧义演”，在上海新世界剧场举行“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邀请戏曲界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演员，义务演出，筹集救济款。母亲还亲自登台演出了《刀劈三关》和《辕门斩子》，这是她最拿手的两出戏。

我母亲到了台湾以后，除了与我父亲原来的那些老朋友有些来往，比方讲，顾嘉棠、万墨林、陆京士等，出入最多的应该是士林官邸，我母亲每周都与蒋夫人一起在官邸里的教堂作礼拜。

在台湾，京戏很流行，是国粹，在大陆叫京剧，解放前叫平剧，台湾也是称呼平剧。

我母亲在上海唱戏开始出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东西方文化汇合的城市，号称有“东方的巴黎”和“不夜城”，各个夜总会通常流行的是百老汇舞台剧，而上流社会和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听京戏。

到了台湾以后，京剧依然是国剧，受到老一辈人的喜爱。

姚玉兰在士林官邸清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通常在重大节日，就请京剧团到官邸演出。通常这个时候，官邸就会请我母亲去清唱，也会请其他人的夫人，比如关颂声、徐柏园的夫人一起来唱戏，这两位夫人可以称得上是票友，因为她们能够唱，在必要的时候还能上台唱。

还有其他政要夫人一起来听戏，如陈诚夫人、洪兰友夫人、辜振甫夫人和盛夫人。

能够进入官邸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盛太太是盛宣怀的儿媳妇，是哪一房的不晓得，是我的干妈，她不唱，喜欢听，陪着蒋夫人听戏。

除非官邸特别邀请，否则很少人能参加。比方讲，孟小冬戏唱得好，但是她不参加，从来不去。

孟小冬比较特别，她不喜欢政治这套东西，也从不与当政人员来往。所以，这些活动，她从不参加。

他们也知道孟小冬的脾气，也不邀请，以免尴尬。

我母亲信仰基督教，蒋夫人也信仰基督教，因为教会的关系，彼此往来比较多。

士林官邸有一个专设的教堂，每周我母亲都去那儿与蒋氏夫妇一起做礼拜。

蒋比较传统，信佛教信得很厉害，是个佛教徒，到了晚年也信基督，我觉得主要是蒋夫人的原因，蒋夫人是真信基督教，后来蒋先生也信了基督教，估计是为了避免麻烦。

通常唱戏时，我母亲和其他夫人只是清唱，不上妆、不着服，唱几段经典段落，不太唱全出。

除了我母亲还有其他夫人之外，每次听戏，蒋夫人也陪同一起听，但是蒋夫人并不真喜欢京戏，只是陪着而已，她也听不懂。

蒋夫人喜欢西方音乐，蒋先生不喜欢，他还是喜欢传统的中国京戏。所以，官邸的这些私人活动，从来没有举办过西方的音乐会、西方演唱会。

蒋夫人与我母亲关系很好，不仅仅是因为我母亲常常在官邸唱戏助兴，还有更深的一层，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母亲也信基督，她们是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

我母亲信基督教，其实是我父亲要她信的，是为了与蒋夫人接近，在上海没有接触到，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在南京。抗战时期，我父亲母亲在重庆的那些年，才开始接触。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决定去台湾，到了台湾，我母亲才正式进教堂礼拜，也就是在官邸的教堂，常常陪着蒋夫人一起查经礼拜。

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蒋夫人身在海外，对我母亲仍然很关心。蒋夫人听说我母亲因为身体发福，可能会带来一些病症困扰，就托人从美国带来了减肥药品，并嘱咐怎么使用服用。

我母亲的教友徐柏园的太太徐陆寒波，经常和我母亲一起在唱诗班唱圣歌，徐伯母说，我母亲是唱诗班里的台柱子，中气十足，嗓音洪亮，就是在所唱的圣歌之中，总是带着京腔京调的味道。

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母亲还专门请来赵世光牧师为我父亲祈祷祷告。

我们家里人，从我奶奶那一辈开始都信佛。我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不但自己信佛，还要我们也信，和大多数一般中国人一样，我们家里人也都信佛教。

抗战时候在北京，我奶奶、孟小冬、我二姐就到北京当时影响很大的拈花寺避难、躲日本人，后来我奶奶就在拈花寺出家，直到终了，可能就葬在拈花寺的佛家墓地，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找拈花寺的原因。

我母亲是因为政治原因信基督教，为了这个奶奶经常与我母亲很不开心。

但是，我母亲是在信佛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就像蒋夫人对西方人介绍的那样，佛教对我母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母亲就曾经亲手给我缝制了一个装佛珠的口袋，我现在还在使用。这个小口袋是黄色的，是专门给佛家人用装佛珠的。

佛珠如果给喇嘛抓过以后，这个佛珠就不一样了，这在喇嘛教里面是很讲究的，佛珠就开光了。

这个口袋里的这几串佛珠，全部开过光。佛珠一般是108颗，只有密宗是110颗的，我的这个是110颗。

因为我修密宗，都是菩提子做成的，念经、念咒的时候，手数着这个珠子，没有顺序，就是不能够跳过这个总珠子，念到这里，再倒回去念。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母亲在生我的前一晚，梦到去了一座庙中数罗汉，但是只有十七个，少一个，生了我以后，她觉得我是罗汉转世，所以，我有一枚印章就是“六舟前身”，那个时候她还没信基督教。

我母亲骨子里还是倾向佛教，不过，她不会去庙里，更不会去庙里上香，也不在意佛教的那些节日。

关于信基督教的事情，我常常笑我母亲，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问，耶稣的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样？

我母亲说不清楚，我说你天天在看圣经，这里面的关系和人物你搞得清楚搞不清楚，你讲一些东西给我听，我母亲说“我略知一二”。

我觉得母亲信基督教，最初纯粹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现在，我大姐信基督教，是真的信，这是受我母亲的影响。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蒋夫人宋美龄的麻花手镯，据文章里讲这副手镯在1935年就值当时的货币五千万。

这副玻璃翠麻花手镯款式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雕刻成一圈一圈的弯儿，就像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所以叫翡翠麻花手镯。

这副玻璃翠的手镯，原本是我父亲买的送给我母亲的礼物，后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蒋夫人看到我母亲戴着这副手镯，就说“这个好好看呀！”拿在手里看，喜欢得不得了。

我母亲讲:

“蒋夫人啊，你喜欢就送给你吧！”

于是，我母亲就送给了蒋夫人。这镯子我看见过，母亲戴了好多年的，经常戴，那是很早的事情。

我太太没看见过，但是我太太听我母亲讲过。我母亲有一样，只要蒋夫人喜欢，她马上就会让出，我母亲有好几个手镯都是玻璃翠种的，都送给了蒋夫人，因为她特别喜欢翡翠饰品。

不过，蒋夫人也没有回赠什么东西给我母亲。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是高高在上！

这不是钱的问题，别人给他们送东西，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无所谓的，他们认为合适就合适。

只是送给了我母亲几张他们的签名照片，这也算是很高的回赠了吧！

我母亲信基督，与蒋夫人有这层信仰上的关系，一起去做礼拜，在官邸唱京戏，似乎看起来很风光，但没有什么好处的。

有空闲要听戏了，就把我母亲等人叫去唱戏，就是这么一回事，其他没什么，反而花钱花得更多，唱戏置办行头，我母亲的一套旗袍衣服是很贵的，是一个很有名的老裁缝做的，蒋夫人的衣服也是这个裁缝做的。

而且，到了圣诞节，或过年过节的，官邸的上上下下，还都得送礼。

认识蒋氏夫妇，实际上对我母亲、对我的兄弟姐妹们，并没有带来什么额外的好处。

就像前面在我父亲那部分讲到的，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刚刚到台湾的时候，生活上很艰苦，我母亲带着我弟弟维嵩去找王新衡，希望他帮助老八安排个差事。

其实，对王新衡当时的地位，随便安排个差事很容易，但是，王新衡连我母亲他们面都不见一面，更不用说安排工作了。

当然，这跟王新衡的个人品行有关系，但也表明，我母亲跟蒋氏夫妇的亲密往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帮助。

我对政治看得很清楚，我在台湾做事情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不是蒋夫人介绍的。

所以，我的分析与一般人不一样，你要认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你也想有钱有势，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你是有所目的的。

司马迁早就讲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是情愿我一个人，什么人我都不支持，什么人我都不反对，这是最好的。

我宁愿自己安安静静地在书房里看书、做研究，我最不愿意应酬、最不喜欢别人打扰。

我父亲在的时候，北方的很多事情，让吴家元去办，都是去北平找的张家、吴家还有朱家，当时他们都是北方不可一世的大家族，有钱有权、有势力。

他们三个人，张、吴、朱在一起，就好像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样，亲如兄弟，我父亲与北方的这三大家关系非常好。

这三家的情况，特别是吴家和朱家，与我父亲一样，很多都是传说，流传在民间、口头，讲得津津乐道也神乎其神的，但就是看不到专门研究他们的书籍。

张家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家族，这个大家都知道。吴家是吴俊升、吴泰勋（吴幼权）父子及家族，是张作霖重要的嫡系，吴家起家于东北，后来就到了北平。

东北冬天很冷，家家有热炕，传说吴家炕下是用金砖铺的，可见吴家很有钱的。

朱家就是朱启钤及他的公子、女儿们，朱家是官宦世家，朱家的几个小姐很有名，朱家的四位小姐都与张家有关联。

四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副官飞行员吴敬安，五小姐朱湄筠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六小姐朱洛筠嫁给了张学铭。

张学铭是张学良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六小姐朱洛筠曾经与赵四小姐是天津华西女中的同班好友，六小姐嫁给了张学铭之后，从同学变成了“妯娌”关系。

朱家九小姐嫁给了吴幼权，吴幼权与张学良当年是拜把子兄弟。

解放前，九小姐在一次飞机事故中身亡，吴幼权不到四十岁也病死。所以，关于九小姐和吴幼权的事情，人们知道的很少。

北平的张家、吴家和朱家，特别是朱家，非常喜欢京戏，那个时候，北平与上海都是一样，上流社会都欢喜听戏，不喜欢京戏，门都进不来，可见京戏那个时候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喜欢听戏也就把这些大家族联络了起来。当时的北平和上海之间总有很多来往，北平的三大家族和上海的三大亨，主要是与我父亲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朱家老小都欢喜听戏，来上海一定要来我们杜家。所以，我们从小就和朱家兄妹很熟。

朱家还有一位公子叫朱海北，我们叫他老铁，我和我太太在七八十年代到北京的时候，还去拜访过他。

“文革”时期，朱海北受到过冲击，他虽然年纪大了，但当年的风采依然不减，老铁当年曾经追求过孟小冬，这在后面再说，还是先说说这三家的陈年往事吧！

朱家五小姐朱湄筠的女儿现在住在温哥华，她还常常与我们来往，说起当年的那些事。

五小姐的先生是朱光沐，我们叫五小姐是朱伯母，比我们高一个辈分，五小姐的女儿叫朱萱跟我们平辈。

朱萱，艺名秦羽，现住在温哥华。五小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事电影业后改名为秦羽，是香港著名的编剧和学历最高的演员。

朱萱曾经找到我们，请我太太帮忙。因为我太太的干妈，以前是五小姐家里的管家，她应该知道很多五小姐家的事情，朱家的事情，朱萱搞不清楚，朱萱找我太太来介绍认识我太太的干妈，希望把她们家的事情搞清楚。

但是，我太太的干妈突然生病去世了，朱萱也没有见成，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朱家五小姐恐怕最出名的就是说张学良那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是当时的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说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九一八”事变当晚，少帅张学良不在军营却在舞场。

这首按照当时流行的郑孝胥体的诗，很快在关内关外、大江南北流传起来，张学良成了全国万众指责、唾骂的卖国贼。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各有各的说法，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考证的结论：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和朋友一起吃晚饭，当时张学良听完一个电话之后，饭未吃完就离席，原来电话是报告日军突袭沈阳，就是“九一八”事变。所以说，当晚少帅并不是与女士跳舞聚会。

张学良生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说过：

“

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里，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

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没有任何关系。”

后来，诗中的主人公朱五小姐朱湄筠，有一次在席间遇到马君武，朱五小姐走上去问，你认识我吗？

马君武说，不认识。朱五说，我是朱湄筠，就是你当年写下“赵四风流朱五狂”的朱五！

据说，马君武表情非常尴尬，不欢而散。

马君武的乱点鸳鸯谱，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暂且不论，他这么乱点，倒是把五小姐跟少帅的关系干脆拉得更近了。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经试图联络老朋友张学良，五小姐朱湄筠就成为鸿雁传书的最佳人选，多次为两岸传递书信，沟通大陆与张学良的信息交流。

朱家六小姐朱洛筠是张学铭太太，就是那位赵四小姐的妯娌，张学铭夫妇俩跟我的岳父谭老是世交，关系很好，他的儿子是认我岳父为干爹，有意思的是张学铭特别喜欢吃肥猪肉。

我们每次到北京的时候，一定要去张学铭夫妇那里的。现在，张学铭和朱六小姐都已经不在了。

唱戏、听戏，把张学良、朱家、吴家跟杜家的关系拉得很近，他们到了上海，总归是和我们见面，一起吃饭。

我母亲生病住在空军医院，他还来看我母亲。我见到过张学良，我们都还是叫他少帅。

我母亲过世前一天的下午，有一件事情很巧合。10月7日下午当天做礼拜的妇女会做周三祈祷会，我母亲的一个教友徐陆寒波，知道我母亲病重难以挽回，就带领所有教友为我母亲做祈祷。

就在此之后不久，我母亲病情突然加剧，很安详地、没有什么痛苦地过去了。

这个事情，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就在我母亲身边，它已经昏迷、不行了，医生看到我母亲的病情已经没有回天之力，就与我们商量，如果这个时候我母亲走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感觉、没有痛苦。

在征得我们子女同意后，医生就在我母亲肩膀下面的胳膊上，轻轻地划了一个小口子。

可能是因为我母亲得的是淋巴癌，癌细胞已经在全身蔓延，这么划了一刀，加速了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几分钟以后，连五分钟都没有，我就看见母亲的脸色全变了。她什么感觉都没有，也没有什么痛苦就过去了。

如果不是这样子做，她还会是很痛苦的。和父亲相比，我母亲要高寿得多了，我父亲走得是早了点，不过，他走了也好，要不然，他自己受罪，我母亲、孟小冬和家里人都会拖累得很。

所以，母亲去世后，我代表家里人，对外面的媒体宣布说，我母亲非常安详地过去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在位于台北南京东路五段的家中摆了灵堂祭奠，在供桌上放着一本上海大戏院庆祝我父亲六十大寿演出时的一本戏码单。

当时以梅兰芳为首的四大名旦，以张君秋为首的四小名旦，须生三杰马连良、杨宝森、谭富英，花旦祭酒小翠花，程派青衣芙蓉草、章遏云，都来庆贺演出。

我想，母亲和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得到了安慰！

李桂芬（冬真，卢燕母亲）与卢燕一家合影，送给姚玉兰留念

卢燕，又叫卢燕香、卢燕卿，小的时候来上海就住在我们家，她的母亲是当时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叫李桂芬。

卢燕见到我母亲，叫“四叔儿”，为什么叫叔呢？最早，卢燕也不知道，只是说从小就这么叫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她开始也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原因，就是我母亲、奶奶与卢燕母亲、卢燕家族的特别关系。

卢燕把这个称呼的事告诉了台湾的京戏专家丁秉鐩，丁先生有心后来向我母亲请教，才解开这个“四叔儿”之谜。

这里面原来还有一段老艺术家的美德故事，丁先生专门写下了这个故事，发表在台湾的《传记文学》1980年元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题为“回溯昔年李桂芬的时代”，后来又收入卢燕的母亲李桂芬《卢母李太夫人八十寿册》中。

大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卢燕第一次到台湾，在香港找到秦羽，就是五小姐的女儿，秦羽推荐到台湾找丁秉鐩，就可以找到我母亲。

卢燕见到丁秉鐩后，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丁先生问：

“在台有无故旧，打算看谁？”

卢燕说:

“我要先找我四叔儿？”

丁先生疑惑地问:

“四叔儿是谁呀？”

卢燕答:

“杜夫人姚谷香啊！”

丁先生又问:

“怎么管杜夫人称四叔儿呢？”

丁先生请教了我母亲后，才知道这里面的故事。

最初的戏曲舞台，都是男演员，女人不可以登台演出，到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下令女演员可以演戏，但是要成立坤班，完全是女演员的戏班子可以有女演员登台演出，这个政策在当时已经很进步了。

于是，有一批坤伶女老生出现在舞台上，但是能够称得上大角儿名角儿的只有恩晓峰、筱兰英、李桂芬和孟小冬四人。

再说，我奶奶筱兰英在北平演戏，刚到新地方，有个别同行欺生，有一天在文明园准备演出《战蒲关》，我奶奶演刘忠，班子里的一个坤伶老生演王霸。

但是，就在马上要演出之前，这个演王霸的老生临时罢工，不上台演出，要给我奶奶一个难看。

台下观众已经等候，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开场锣了，可是，扮演老生的演员不上台，戏就没办法唱了，这下可是急死人了，台下的观众在等着看戏呢！

我奶奶当然非常生气、着急。恰好，大姨，就是卢燕的母亲李桂芬在场，对那个老生刁难的做法愤愤不平，当即表示愿意代替演王霸，才使这出戏圆满演出成功。

梨园有“救场如救火”的规矩，我奶奶对大姨的见义勇为很感激，从此俩人来往越来越密切，认了大姨为义女，并且让我母亲和阿姨姚玉英，与李慧琴，就是卢燕的舅母、李桂芬的弟媳，以及坤班里其他的友好演员，结了一盟。

那个时候的梨园，坤伶都欢喜穿男装，唱老生的演员尤其豪爽，不让须眉，在称呼上都是兄弟相称，所以她们结拜的是盟兄弟，而不是干姊妹。

在这结拜的九个兄弟中，三爷是李慧琴，四爷是我母亲，七爷是我阿姨姚玉英。所以，卢燕从小就叫我母亲是“四叔儿”。

我奶奶、母亲和卢燕的母亲大姨，那一辈的戏曲演员，在几乎男人独霸舞台的时代，坤伶想抢得一席之地，非常不容易。

那时候的戏曲演员，都有很多技能，各种角色都能演，临时客串的情况常常发生，我母亲、阿姨和大姨她们都有这个本事。

老一辈艺人，都互相帮助、互相补台，因为大家都明白，谁都有难处的时候，所以，老艺人之间这种互相提携帮助补台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真是一种美德啊！

我母亲她们这一辈，又把这种友情继承下了，而且更加牢固，她们之间结下更深的姐妹情谊。

另外，我的庶母孟小冬与李慧琴，也有很多交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东安市场吉祥园演出，演出的班底阵容就有青衣李慧琴。

可见，我们两家是世交，上上辈子的长辈之间就有很深的来往，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再说那次，卢燕通过丁先生找到了我母亲之后，大姨李桂芬就到了台湾与我母亲还有其他老朋友相聚。

大姨平时住在香港，也常常去台湾，跟我的母亲，跟顾正秋都很要好，都是唱京戏这个圈子里的，她们常常在一道，三人中顾正秋小一点，母亲就叫她小秋。我有一张照片，就是李桂芬、我母亲跟顾正秋的合影，现在，这三位都过去了。

洪波是港台著名的性格演员，而且京剧唱得很不错。在台湾的时候，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我母亲说：

“

你想什么时候喝酒，就什么时候来，家里总有酒给你喝。”

可是，他不幸染上了吸毒，那个时候台北有个青城餐馆，是个川菜馆，老板喜欢看他的电影，他每天坐在那里吃饭，老板也不收他钱，吃完饭，喝醉酒就睡在那儿，老板也不管，结果他就在那个地方跳楼自杀了。

他死得很早，很可惜！据说，洪波自杀时，口袋里还留有一张纸条：

“对不起金滔！”

当时，洪波导演的《地下司令》没有最后完成，后来在香港上映时改名《十万青年十万兵》，洪波在这部片子里担任导演，金滔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他是洪波的学生弟子。

演艺圈里常发生些奇怪的事情，有些人很年轻，演技好，人也长得漂亮，就是那时似乎有自杀的风气，估计是承受不了当时的各种压力吧！

比方讲林黛、杜娟是自杀的。像乐蒂吧，陈厚的太太，跟凌波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这么出名，结果也自杀了。

陈厚跟我们家也很熟悉，上海解放后他来香港，在我家住了很久，我父亲出殡，就是陈厚一直搀扶、陪着我。

演梁山伯的凌波后来移居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当时她是唱黄梅戏的，也演电影。

有一段时间，大陆很流行香港的粤语歌曲和电视剧，其中的著名作曲家顾嘉煇就很有名气，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当时影响大的电影、电视剧的脍炙人口主题曲，很多是他作的！

他最出名的曲子之一就是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叶丽仪一唱走红，香港、台湾和大陆都在唱，《上海滩》故事里的蓝本是我父亲和杜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邵氏的签约演员顾媚是顾嘉煇的姐姐，当时在香港也是红极一时歌坛、影坛的明星，现在居住在温哥华。

她七十年代初离开演艺界，开始从事绘画艺术，如今她的画画得很有成就，前面也讲到，香港立法院的宾客接待大厅就挂着顾媚的巨幅山水画。

我看见过她的画册专辑，其实画画与京戏有相同的地方，表现出来的要么是开心、要么是不开心，有很多情绪流露在画里面，所以画出的画，就很有味道，就像京戏里的程派，里面有一种幽怨的情绪，反而很吸引人；如果没有情绪，这个画就很平凡。

早年顾媚在拍《青城十九侠》电影的时候，曾经到过台湾，见过我母亲，她印象很深，她说看见我母亲在屋里，神态很优雅、很美。

但她记不清是我的生母姚玉兰，还是庶母孟小冬，按照时间上讲，顾媚当时应该见到的是我生母，因为那个时候孟小冬还在香港。后来，我把母亲的照片传给了她，她对着照片确定是我生母。

顾媚是由童月娟带着去见的我母亲，童月娟喜欢京戏，她与我母亲、李丽华和卢燕都很熟，因为大家都喜欢京戏，那个时候不喜欢京戏就不太会来往，除非有生意上的合作。

童月娟的丈夫张善琨，是位电影导演，跟我父亲不太熟悉，因为是电影界里的，不是戏班里的人。

李丽华是香港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和前夫严俊都会唱戏，而且唱得非常好，与杜家往来很多，我父亲出殡的时候，他们都来灵堂祭奠、最后告别。

她现在还健在，已经年龄很大了。据丁秉鐩回忆，孟小冬十四岁那年刚刚出道，在上海的乾坤大剧院演出，同台的就有李丽华的母亲、老旦张少泉，我们的上一辈人之间就有来往，可见我们的关系很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