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面,88岁的凤凰颤颤巍巍地举起那份发黄的房产证,上面并排写着她和丈夫舒适的名字。这会儿, 法律所认可的共同所有,反倒成了亲情破裂的起点。
2015年深秋, 上海某个区法院的民事庭里头,一场遗产纠纷正在开展着。被告席那边,88岁的凤凰拿出了一本2000年办的房产证。
“这房子是我们俩的名字。”
她的声音很轻,可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像死水一样的法庭。原告席那边,舒适的一对亲生儿女默默地坐着。
这张印着“复兴中路”地址的证件,曾经在二十年前被他们用心收进抽屉, 当作新生活的开始。没人能想到,它会在十五年后,变成划分亲情和利益的冰冷界碑。
1970年, 时间回到这时候,上影厂的57干校里头,54岁的舒适刚失去了妻子慕容婉儿。不远处,36岁的凤凰已经守寡6年,还得拉扯三个儿子。
他俩都曾经是上海滩的厉害人物:舒适是《清宫秘史》里演光绪的帅气小生;凤凰十岁就已经出道,是红遍上海的小童星。
这时候, 他俩成了干校里的一起吃苦的人。据凤凰晚年回忆,那时候她日子过得特别艰难,一个人的工资要养三个人,常常就着咸菜吃饭。
舒适看在眼里,有一回偷偷把自己省下来的半罐麦乳精给她。还说,“你也得注意身体。”
更让凤凰记得的是,她小儿子得肝炎的时候,舒适居然想办法弄来几条黑鱼——在物资特别缺少的年代里,这差不多能救孩子的命。
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写入凤凰子女的回忆文章之中,成为了那段岁月最为温情的注脚。
1975年, 在周围老同事的撮合之下,59岁的舒适与47岁的凤凰就结婚了。没有什么盛大的婚礼,仅仅是简单收拾下东西,凤凰带着三个儿子搬到了舒适在复兴中路的家。
一开始,这仿佛就只是一对中年丧偶者的“搭伙”罢了。凤凰很勤快,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舒适爱喝白粥配咸蛋,她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熬粥;舒适喜欢安静看书, 她便在旁边轻轻放下老花镜。
据邻居们回忆,这对半路夫妻的感情是在一天天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慢慢积攒起来的。
2000年, 当他们决定买下这套租了很多年的公房产权的时候,凤凰拿出自己存的5万元——相当于她当时全部的积蓄。
房产证上,“舒适”与“严慧秀”(凤凰本名)并排写着。对于这对加起来超过百岁的夫妻来讲,这本证件更像是一种承诺的仪式,不只是财产的宣告。
然而,这张证始终没办法解决另一个问题。舒适的亲生儿女舒蓉和舒隆治, 几十年来根本就没有真正接纳这位继母。
据凤凰的亲友之后透露, 她曾多次试着缓和关系,亲自做一桌子菜邀请继子女回家吃饭,可一般收获的是礼貌却冷淡的回应。
在舒适儿女的心里头,这个带着三个儿子“进门”的女人, 一直是个外人。他们始终客气地叫她“阿姨”,直到舒适去世都没改口。
这种微妙的关系,在过得舒服的晚年过得安逸的时候,就显出了它的代价。过得舒服的晚年时,眼睛差不多全看不见了,耳朵也特别聋,日常照顾几乎全都落到凤凰身上。她每天扶着他,慢慢走在复兴中路的梧桐树下,在他耳边大声重复电视里的新闻。
而过得舒服亲生的那些孩子,除了逢年过节寄点东西,很少露面。讽刺的是, 经常来探望这位继父的,反而是凤凰那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
2015年,99岁的过得舒服在医院去世。葬礼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的,但平静下面有暗潮在涌动。还不到一个月,骨灰都还没安置好, 舒蓉和舒隆治就把凤凰告上法庭。
他们有着挺直接的诉求:要回父亲在复兴中路的那套房子, 还要对父亲留下的存款、日记还有字画进行分割,在起诉书中,他们着重强调这是父亲的房产,而凤凰和她的儿子们仅仅是居住的人。
当凤凰在法庭上拿出那本共同署名的房产证时,这场官司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单单是对“父亲遗产”的争夺, 而是变成了对“夫妻共同财产”该怎么分割的问题。
官司从2015年一直持续到2016年, 细节慢慢显露出来。舒适子女不光要求分割房产,甚至还提出让凤凰付父亲的丧葬费。那些曾经见证两人感情的日记和藏品,也成了清单上要分割的东西。
2016年9月,距离舒适安然离世才一年3个月,89岁的凤凰在身心疲惫之下离去。据她小儿子柳继先回忆,母亲临终前还在嘟囔:“我照顾了他四十年……”
可是,战争不会因为两位老人的离世而停下,反倒变成两个家庭相互对立。凤凰的三个儿子决定接着打官司,来维护母亲的权益。
更有戏剧性的是,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舒适的儿子舒隆治忽然因脑溢血离世,他的妻子随后打这场官司,继续代表舒家那一支。
这场官司在上海法院系统里折腾了足足4年。
双方为房子的出资比例、户口迁移记录、继承份额等吵得不可开交,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家人, 现在在法庭上用法律条文互相指责。
直到2019年夏天,法院做出最终判决:复兴中路的房产是舒适和凤凰一起拥有。房子判给凤凰的小儿子柳继先,不过他要按市场价给舒家女儿、舒家儿媳还有自己的两个哥哥支付折价款,每人一百多万到两百万元上下不一样。
官司结束,每个人的账户里都多了一笔钱。然而那套曾经满是生活气息的老房子,最后被卖掉变成了钱。金钱被精准地分配着,但亲情却再也不能拼回原来的样子,
凤凰的三个儿子拿到钱之后, 分别买了新房,开始了没有“舒适叔叔”的新日子,舒适的后人带着分到的财产,接着他们的人生轨迹。
只有那本2000年的房产证,当作证据被封存在法院的档案室里头。它曾经代表着两个孤独灵魂在晚年相互取暖的决定,可最后却成了拆散一个家庭的工具。
回顾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最让人感叹的或许并非是人性的贪婪, 而是
我们的社会到当下都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语言,去评判那些没法被量化的付出。
凤凰四十年的晨粥夜饭、病榻守候,在法庭上被简单地说成“5万元出资”,舒适和凤凰一块儿度过的晚年, 被分割成“房产份额”与“继承顺位”。
当亲情碰到法律,往往就只剩下能计价的部分会被认真对待。那张写着两个名字的房产证,本来应该是爱的见证,最后却成了爱的墓碑。
也许真正的问题在于:
在一个越来越擅长用合同界定关系的时代, 我们得给那些写不进合同的温情找个安放的地方
?当每一次付出都盼着明码标价,那些不问回报的陪伴,又该放在哪儿?
舒适和凤凰的故事没有答案, 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人在利益和情感之间的挣扎,
参考资料:
上海市相关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2019年)
《上海电影志》中舒适、凤凰人物条目
凤凰子女回忆文章《我的母亲凤凰》(家庭内部资料)
2015-2016年上海媒体对舒适遗产纠纷的报道
上影厂老同事口述历史访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