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万韩元，一条命的价格，也差点拆了这个家。
那会儿李在明五年级，母亲倒在安东医院的病床上，医生一句“再不动刀就晚了”，把全家钉在原地。35万，折合今天人民币不到两千，可在1969年的穷乡僻壤，是父亲失踪后母亲得刷半年公厕、卖几车卫生纸才能摸到的数字。哥哥17岁，跑去求爷爷，跪得膝盖发青，换来的只有一句“没钱”。回家路上，哥哥把眼泪憋回去，跟弟弟说：“别怕，哥想法子。”那一晚，李在明第一次明白，原来贫穷不仅能让人吃不上饭，还能让人眼睁睁看着妈咽气。
后来命是保住了——邻居东拼西凑，医院破例先手术。可欠下的不只是钱，还有对“家”二字的怀疑：父亲赌到失踪，爷爷见死不救，书被父亲撕得满地，说“读什么读，去工厂”。12岁他借别人身份证进厂，机器切掉左手腕一块肉，血顺着手滴在铝屑上，老板只扔过来一句“算工伤，赔你半个月”。
换别人，可能就认命了。李在明偏不。他在夜班后啃教材，灯泡把影子拉得老长，像要把人钉进墙里。初中文凭是自考，高中文凭也是，白天拧螺丝，晚上背民法。1982年，中央大学法学系放榜，全额奖学金名单里有个“李在明”，老师们嘀咕：这学生档案里怎么没家长签字？
后来当了律师，他专接打不起官司的穷人；再后来做城南市长，第一件事是盖公立医院，给中学生发免费校服。有人酸他“作秀”，他只回一句：“我没饭吃的时候，没人跟我作秀。”
故事讲到这儿，其实没那么多逆袭神话。他左手腕的疤还在，阴雨天隐隐作痛；哥哥至今不敢回安东，怕路过爷爷家的院子。只是伤疤没让他变狠，反倒让他记得：没人该被35万韩元挡在手术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