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耀眼，但是很快就变得没有了光亮，就好像一颗被匆忙点燃的烟火，轰的一声，所有人都抬起头来观看，随后就只剩下空气中一股刺鼻的硝味了。

谢津，你可能一时想不起她的脸庞，但你一定记得那段旋律，蓝脸的窦尔敦把御马，红脸的关公去长沙作战了。

这并非在一旁响起的背景声音，而是属于一代人集体所拥有的记忆，她23岁登上春晚，同样是23岁的时候，命运在暗中为这个人记下了需要去清算的账。

很多人爱用张爱玲那句话给年轻人灌鸡汤，出名要趁早，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很少有人敢于把它完整地读完。

要是成名得比较晚，那么那种快乐就不会呈现出十分畅快的状态。但如果来得太早？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去面对除了掌声以外的世界。

谢津正好处于陷阱的正中央位置，她并非那种初次见到就会特别令人眼前一亮的姑娘，但嗓子一开，全场就得安静。

她出生于天津，这座曲艺之乡，在那个地方，空气里存在着戏腔的声音、快板的声响，以及市井当中的烟火气息。

其他人学习唱歌需要依靠老师，而她仿佛是直接被周围的环境熏陶出来的，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参加了天津市举办的歌手大赛，并且获得了第二名。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在过去，这就好像是命运在和人打招呼。当其他人还在为十六岁时的月考而发愁的时候，她已经推出了她自己的专辑《摇荡的歌》。

名字起得随意，却精准地预言了她的人生轨迹，摇得太狠，人站不稳。988年，她北上北京。

“北漂”这个说法，现在听起来让人心里不太好受。但对于谢津而言，那是一次几乎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的前行。

两年后，1990年，《亚运之光》响彻全国。在那个特定的年份，她与那英、毛阿敏处于相同的位置，注意，她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她并非在旁边陪跑的龙套之人，也非仅起装饰作用的人，她是真正被推至重要位置且具备潜力的人。

23岁的时候，她参与演唱的《说唱脸谱》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那个夜晚，她所做的不只是让一首歌走红，更将自身融入了时代。

那时候的舞台，不存在可以起到美化作用的滤镜，也没有按照流量来进行计算的算法，站得住，就是硬实力。

命运真正残酷的地方在于：它首先为你呈现出一段直接朝着天空延伸的上坡路，随后就把护栏拆除了。

1992年，她与香港艺能动音签订了合约，她背后站着谭咏麟、刘德华。1993年，华纳唱片接手。1994年，有个人为她花费80万元制作专辑。

放在今天不算天文数字，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是一种如同赌博般下注的投资方式。资本已经把筹码全推给了她。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1994年，南京发生了一场校园宣传演出。音响出现了故障，发出了刺耳的杂音，歌声被这刺耳的杂音所掩盖。

观众走了一半，你应该明白，那个时候的谢津还不懂得如何去体面地面对失败。她一直以来都非常顺利，从来没有出现过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狠狠打脸的情形。

她崩了，怀疑有人故意破坏，情绪失控。有一个人突然给了旁边跟着的工作人员一个巴掌，之后才弄清楚，对方是华纳公司的经理。那一刻，她不是打了一个人，她打碎了规则。

在唱片工业所涵盖的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所谓讲道理的情形，只有既定的秩序，你可以不红，但不能不听话，你可以犯错，但不能挑战权威。结果没有任何悬念，雪藏，商演取消，专辑计划搁置。

随后，是一整套再熟悉不过的流程，耍大牌情绪失控难合作。一个月前，她还是天之骄女；一个月后，她成了问题艺人。

舆论翻脸，比观众散场还快，很多人没有察觉到这种落差所带来的破坏力究竟有多么巨大，从万人追捧到无人问津。

从舞台中心到角落阴影处，这并非普通的失业状况，这是自身身份的彻底改变，谢津扛不住了。

抑郁症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它一点一点地收紧，父母在一旁陪伴着她，但没办法阻止她内心那个类似黑洞的东西。

1999年2月14日，情人节，她从天津自家23楼坠下，27岁，更让人窒息的是细节。

被发现时，她还有微弱气息，在母亲的怀里，她轻柔地喊了一声：“妈妈”。这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你很难不想，如果那天音响没坏，该多好啊！如果那一巴掌有人拦下，该多好啊！如果公司给予她一次体面的缓冲机会，情形将会是怎样的呢？

可现实从不提供“如果”，它只给我们结果，20年过去了，《说唱脸谱》依然被反复翻唱。

综艺、短视频和晚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可是，那个进行歌唱活动的人，就永远地定格在了27岁。谢鑫并非第一个被名利吞噬的天才，大概率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名利吞噬的天才。

她的悲剧，本质上并非因为脾气不好，而是一个年轻人，在成人世界里，被早早推到了赌桌之上。出名要趁早，这难道不是真理吗？

也许吧，不过更为关键的是，要活得足够长，能够承受事情的冲击力，熬过去。如果不这样做，即便烟火再明亮，最终也仅仅是那么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