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的言慧珠，心中对京剧的热爱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再也无法被压抑。她毅然决然地提出了退学，决心踏入梨园，追寻自己的戏剧梦想。面对女儿如此坚定的选择，言菊朋深知她对京剧的痴迷已深入骨髓，只好顺应她的意愿，并根据她的自身条件，指引她学习“梅派”艺术。言慧珠的学艺之路从此拉开序幕，她每日伴随着留声机的旋律，勤学苦练，还时常漫步于什刹海边，欣赏杂耍，聆听京剧，汲取艺术的灵感。
一年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唱戏水平，言慧珠决定向与梅兰芳合作长达二十余载的琴师徐兰沅求教。然而，徐兰沅深知言慧珠从小娇生惯养，且已小有名气，担心她习艺不够虚心，因此屡次婉拒她的拜访。但言慧珠并未因此气馁，她每日坚持前往徐兰沅家中，帮助师娘料理家务，口中“师娘”长、“师娘”短，叫得格外亲热。
数日之后，徐兰沅终被言慧珠的执着与真诚所打动。他微笑着对言慧珠说：“好吧，我今儿个就教你两句《凤还巢》里的慢板。你明儿来唱给我听，让我看看你的水平如何。”徐兰沅原本想以此考验言慧珠，却未料到，第二日这位小姑娘一开口，便让他大为震惊。言慧珠不仅唱得字正腔圆，更难得的是，她能够准确捕捉到梅派的神韵，令徐兰沅拍手称赞，当即决定收她为徒。
言慧珠学戏的天赋极高，进步之快令人咋舌。短短一年时间，她便将徐兰沅的技艺悉数掌握。无论是《廉锦枫》《霸王别姬》还是《生死恨》等梅派经典剧目，她都能信手拈来，更在化装、音乐、台风、扮相等方面深得梅兰芳的真传，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徐兰沅对她赞不绝口：“你学得如此出色，真要成为小梅兰芳、女梅兰芳了！”
1940年3月10日，年仅21岁的言慧珠载誉归来，随父亲前往天津中国大戏院，与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她的表演严格遵循梅派艺术的规范，唱腔舒展大方，字音清晰甜美，且文武兼备。她能够深入揣摩戏中人物的思想感情，通过声腔与表演，将虞姬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上。言慧珠所饰演的虞姬，既展现出华雅典丽的风范，又不失旅途劳顿的疲惫之色。在“劝酒”与“剑舞”这两场重头戏中，她的表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言慧珠初次在津门献艺，便轰动了京津京剧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夜空中闪耀，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然而，1940年5月30日的一场意外，却让言慧珠不得不临危受命。父亲言菊朋临时喉肿，无法登台。在京剧界，救场如救火，戏比天大。言慧珠挺身而出，代替父亲出演，并特邀杨小楼的弟子傅德威饰演霸王，共同演绎《别姬》《宇宙锋》两出剧目。正式登台不足一年，言慧珠的号召力便已超越了已显力不从心的父亲。
有一次，言菊朋在北京吉祥戏园唱大轴《托兆碰碑》，开场时座无虚席。然而，当言慧珠压轴的《女起解》唱完后，那些专为看她而来的青年学生粉丝们竟纷纷离场。待言菊朋上场时，台下的观众席已空了一大半。这让言菊朋颜面尽失，从此与女儿分道扬镳。个性鲜明的言慧珠对此也毫不退让，她渴望独立，展翅高飞。
1957年，经文化部批准，言慧珠由上海京剧院调至俞振飞担任校长的上海戏曲学校，并被任命为副校长。虽然言慧珠并非心甘情愿地进入戏校，但这一变故却为她带来了艺术上的新机遇，也为她的生活带来了近九年的安定与平静。这得益于她与舞台同仁、后来的丈夫俞振飞之间的性格互补，以及舞台艺术上的默契配合。对于这段令人瞩目的婚姻，言慧珠有着自己的考量。她渴望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作为晚年伴侣，这是她多年来的追求与愿望。同时，她也希望借助俞振飞这位“昆剧翘楚”“小生王子”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准与声誉。
俞振飞丧偶后，直率的言慧珠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言慧珠嫁我，是为了要我陪她唱戏”，这是俞振飞在言慧珠逝世后的评价。俞振飞一生经历过五次婚姻，年轻时身边追求者众多。他坦言，与言慧珠的感情起源于1958年访西欧回程的软卧车厢里。在那段与外界隔绝的长途旅程中，他与言慧珠被安排在同一间车厢内。言慧珠作为一位敢作敢为的现代女性，让他印象深刻。
而在戏校，言慧珠的演出机会有限，且缺乏合适的琴师。苦闷之中，她萌生了改唱昆曲的想法，并希望效仿梅兰芳、程砚秋的故事，借助俞振飞的力量，为自己配演小生，从而扭转不利的局面。俞振飞认为，言慧珠对他的主动更多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当然他自己也曾为她的声色文武所倾倒。言慧珠后来与薛浩伟先生离婚，俞振飞对此深感内疚。
身为上海戏曲学校校长的俞振飞，凭借超群的表演艺术，在昆曲界享有极高的声望。言慧珠渴望得到俞振飞的帮助，加之两人彼此欣赏，最终四十二岁的言慧珠与年逾六十的俞振飞走到了一起。1961年，两人结为夫妻，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婚后的日子一度充满了甜蜜与幸福。俞振飞在昆曲艺术上给予了言慧珠极大的支持与帮助。在上海戏曲学校，俞校长与言副校长潜心教学，合作演出，成为了梨园行中的一对佳话。俞振飞风度翩翩，儒雅君子；言慧珠明丽佳人，色艺双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过六旬的俞振飞在情感生活上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而言慧珠事事争强好胜的性格，也让俞振飞感到愈发疲惫。
那个晚上，47岁的言慧珠紧紧拉着11岁儿子言清卿的手，眼中满是不舍与嘱托：“妈妈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一定要听爸爸的话。”说完这番话，她牵着儿子的手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让儿子给俞振飞跪下磕头。然后，她郑重地对俞振飞说：“请你一定把他抚养成人！”俞振飞含泪点头，承诺道：“只要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我有衣穿，他就不会受冻。”
深夜时分，万籁俱寂。言慧珠在安抚孩子熟睡后，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拿起曾经唱《天女散花》时所用的白绫，缓缓走进二楼的卫生间。在这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光芒万丈的舞台，但这一次，她选择用生命的终结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与骄傲。一代名伶，活得如夏花般绚烂夺目，却走得如秋叶般凄凉凋零。
1910年，李翠贞诞生于上海南汇，一位日后将以坚韧与才情震撼世人的女性。十年动乱对于李翠贞而言，这位将人格与尊严视为生命之本的贵族女性，这样的侮辱远比死亡更加难以承受。1966年，她终于无法再忍受这份屈辱，以一种高贵而决绝的方式，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她换上了最精致的衣裳，细心地描画妆容，仿佛要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然后，缓缓拧开了煤气的阀门……
在李翠贞所居住的社区里，有一幢洋房里住着几位德国人。他们曾多次上门，恳请李翠贞能“手下留情”，减少练琴的时间，以便他们能享受片刻的宁静。然而，李翠贞依旧每日坚持练琴十几个小时，不为所动。面对德国邻居的请求，她淡然回应：“如果您渴望一个安静的邻居，那么请便吧，上海遍地都是洋房。”自那以后，德国人再也没有提起过“抗议”，因为他们深知，李翠贞对钢琴的执着无人能及，她的琴声里流淌着的是不可动摇的信念，任何“抗议”都显得苍白无力。
香梅感叹道：“或许，这位德国邻居已经被李翠贞对钢琴的痴情以及她那热情奔放的琴声深深打动了吧。”
紫菱附和道：“或许真是如此。还记得1929年的那一天，李翠贞在俄国钢琴老师的家中练琴，恰逢老师接待一位尊贵的华人妇人——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她们在客厅中闲聊，突然，一阵如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声穿透空气，悠扬而来。宋蔼龄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谈话，静静地聆听，随后问道：‘是谁在弹琴？’钢琴老师微笑着回答：‘是我的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宋蔼龄听后赞叹不已：‘她真是个天才！请告诉她，像她这样的天赋，应该被送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如果她愿意，我愿意助她一臂之力！’”
香梅惊叹道：“宋蔼龄仅凭琴声便主动提出要帮助李翠贞，可见李翠贞当时的琴艺已经超凡脱俗，非同小可！”
1943年，她远赴重庆，为抗日将士举办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赢得了举国上下的赞誉。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她重返上海，担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键盘系主任一职。然而，时局多变，两年后，她面临着留在上海或是出走香港、台湾、英国、美国的抉择。她出身名门，父亲与孔祥熙、宋霭龄相交甚笃，丈夫曾留学美国，她自己也曾留学英国并是英国音乐协会会员。如果她选择离开，港、台、英、美任她挑选。但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生于斯，作于斯，死于斯”，坚守在上海这片土地上。
1951年，第二次机会悄然而至。丈夫前往香港定居，邀她携子女同行。然而，她放不下热爱的教育事业和那些可爱的学生们。她含泪亲吻丈夫，请求他的理解，让他独自前往香港，自己则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上海，继续耕耘她心中的“新中国的音乐事业”。
1953年，机会再次降临。李翠贞的丈夫深思熟虑后从香港返回上海，坚决要求将两个孩子带走，并力劝李翠贞一同前往香港定居。然而，那份对“音乐事业”的执着再次让她难以割舍。她泪流满面，哽咽着与丈夫和孩子告别，独自一人坚守在上海。
1956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向李翠贞敞开怀抱。多年的骨肉分离让她夜不能寐，思亲之情日益浓烈。于是她向院领导提出申请，希望能前往香港探望日思夜想的家人。香港被视为“敌方”，她原以为自己的申请只是奢望，却意外地获得了批准。她满怀激动地奔赴香港，与阔别三年的家人团聚。家庭的温暖、久违的人伦之乐以及优越的生活环境让李翠贞身心愉悦、流连忘返。在丈夫和孩子的劝说下，她第一次做出了可以避免日后厄运的决定——留在香港，与家人共度余生。
然而，她的善良和性格上的弱点最终让她亲手关闭了这道机会的大门。得知李翠贞打算留在香港的消息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她的同事们以及后来也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挚友傅雷先生纷纷给她写信，极力劝说她这位中国钢琴界的“领军人物”回到上海，继续为“新中国”培养音乐人才贡献力量。在家庭与亲情、梦想与事业之间，李翠贞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后者。
她关闭了四扇通往幸福的大门，从此，厄运如影随形。当得知李翠贞自杀的噩耗时，已被关进“牛棚”的贺绿汀悲痛欲绝，捶胸顿足地哭喊道：“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呀！”
然而，真的是贺绿汀害了她吗？当然不是。贺绿汀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么，究竟是谁害了她呢？或许可以说，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再说马连良，他对编剧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主张戏曲中不应过多地唱诵。他的许多剧目中，唱段都极为精简。《甘露寺》中仅有一段“劝千岁”，《群英会》则主要集中在“借风”这一段二黄上。《审头刺汤》除了两句散板外，仅有向戚继光唱的一段四平调；《胭脂宝褶》也不过是一段流水而已。在讨论新编剧本时，他总是强调：“这里无需唱，几句道白足矣。”他常说：“不该唱而唱，比该唱而不唱更让人难受。”这番话，我深以为然。如今新编的京剧往往唱段冗长，作者笔下虽痛快，演员却苦不堪言。
马连良在登台前，从不在后台“吊嗓子”，而是简单地喊上两嗓子。他的喊嗓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常见的“啊——咿”，而是简洁有力的“走！”我第一次听到时，心中不禁纳闷：走？这是要走到哪里去？
马连良深知观众看戏，并非只看他一人，因此他对全团演员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他不惜重金聘请最优秀的配角，对演员的服装更是讲究至极，要求做到“三白”——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连龙套演员也不例外（在“私营班社”时期，马剧团还会发放理发费，确保所有演员上场前都能理发整饬）。他自己的服装都是根据身材量身定做，面料、绣活都需经过他的亲自审定。
有些盔头甚至是他根据古画自行设计琢磨出来的，如《赵氏孤儿》中程婴所戴的镂金透空员外巾。他对于色彩搭配也极为擅长，曾有一回赵燕侠要做服装，特地邀请他一同去挑选料子。如今，有些剧装厂专门为演员定制马派服装，马派服装的确比传统的官中行头更加美观大方。
纵观马连良在二三十年代编演的新戏以及以原有折子戏为基础增添首尾编排的本戏，其内容均健康向上，多取材于《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并注重从地方戏中移植优秀剧目。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多为机智、勇敢、正直且富有反抗精神之士。其中，《串龙珠》一剧尤为值得一提。剧中，徐州知州徐达在徐州王完颜龙的威逼之下，能在百姓的鼓舞下打消重重顾虑，毅然竖起义旗，走上反抗之路，这一情节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马连良正是在这些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的演出过程中，不断精益求精，最终创立了倜傥潇洒、独具风采的马派艺术。
马连良倒仓后，嗓音虽不高亢，却十分甜润清亮，宽窄皆宜。他善于运用巧腔来取胜，并喜欢在唱腔中加入咿、呀、啊等垫字，使得唱腔既清晰又新颖，不落俗套。马连良有意识地将老旦和旦角的唱腔融入老生唱腔之中，使之更加柔润动听。如《大红袍》中的头一句“女儿家，守闺教”以及《串龙珠》中《劝农》的头一句“叹风火，自连年，黎民涂炭”，这两句二黄慢板便是巧妙地化用了《钓金龟》中的“苍天爷，睁开了”这句唱词。
在演唱西皮、二黄的慢板时，他更是大量吸收旦腔的唱法，演唱起来宛转悠扬，悦耳动听。此外，他还善于将花脸走鼻音的唱法融入老生唱腔之中，如王延龄所唱的“将她带进二堂上”的“二”字便巧妙地运用了鼻腔音。正因为马连良的唱腔巧妙、俏丽且多变，所以他特别适合表现机智、潇洒的人物形象。
《甘露寺》中，乔玄谏主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原板转流水，堪称京剧艺术中的瑰宝。正如翁偶虹先生所精妙评析，这段唱段不仅旗帜鲜明地展现了乔玄的政治立场，更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他幽默诙谐的性格特征。特别是在转为流水板之后，马连良大师在四个关键之处巧妙耍板行腔，令人拍案叫绝。
首先，在描述关羽“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时，马连良大师以独特的唱腔处理，将“老蔡阳”三字由低沉逐渐扬起，于“的”字处微妙停顿，而“头”字则轻描淡写般一出即收，仿佛关羽挥刀之间，蔡阳便应声而倒，不费吹灰之力。这样的处理，不仅让听者感受到关羽的英勇无敌，更添几分轻松惬意之感。
其次，颂扬张飞“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壮举时，马连良大师更是匠心独运。他在“桥”字后巧妙加入拖腔，与随后的“梁”字形成完美衔接，并通过一抑一扬的巧腔安排，使得“梁”与“水”二字相映成趣，唱腔紧凑有力，让人仿佛亲眼目睹了张飞那力撼山河的英勇身姿。如此演唱，无疑也凸显了乔玄风趣幽默的个性。
再者，当夸奖赵云“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时，马连良大师在流水板的基础上加快节奏，将赵云英勇救主、杀敌无数的英勇事迹娓娓道来，流畅至极。而最后一句劝说孙权“将计就计结鸾俦”时，他更是将“结鸾俦”三字刻意放慢，以高音和拖腔强调“结”字，随后缓缓落至“鸾俦”上收尾，既表现了乔玄对于孙刘联姻这一大事的严肃态度，也巧妙地引导吴国太和孙权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尽快做出明智抉择。整个唱段潇洒流畅，俏皮生动，无疑是马连良大师的精心杰作。
此外，马连良大师的另一段二黄唱段《借东风》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在老本中，诸葛亮原本是以吹打形式出场，但经萧长华先生的巧妙提示，马连良大师改为唱导板上场。在贾洪林、徐兰沅等京剧名家的协助下，他创新性地创出了二黄导板接回龙转二黄原板的唱腔，细腻刻画了诸葛亮开朗乐观、胸有成竹的思想性格。特别是“诸葛亮上坛台观看四方”与下句“望江北”之间，他巧妙省略过门，使两句紧密相连，且全句无一个低音，以激越高亢的曲调，生动展现了诸葛亮的自信与智慧，成功突破了二黄腔柔软、多走低调的传统限制。
这两个唱段不仅是马连良二三十年代唱腔革新的代表作，更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在注重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前提下，巧妙运用各种唱腔技巧，使唱段既优美动听又富有感染力的艺术风格。
而马连良的一生，恰如他所演绎的京剧角色般跌宕起伏。“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这句诗似乎是对他生命历程的贴切写照。他对艺术苛求至极致，对生活却精致到苛刻。每一个唱腔都千回百转，每一件蟒袍都镶金绣银，他在舞台上以繁华声色呈现的艺术魅力，曾让无数观众心醉神迷。
马连良，1901年2月28日诞生于北京，字温如，是京剧老生行当中的佼佼者，更是中国京剧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家。作为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不仅局限于京剧界内，更成为了我国京剧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艺海生涯长达五十八年，其中四十余载风光无限，与梅兰芳并驾齐驱，被誉为“须生泰斗”。
然而，时运不济，命运多舛。1963年，政治风云突变，他的代表作《赵氏孤儿》被冠以“毒草”之名惨遭禁演，紧接着“帝王将相”又被“赶下舞台”，京剧艺术被迫转向现代剧的创作与演出。尽管马连良思想上力求上进，但他毕生所追求的艺术理想，却在这场政治洪流中渐行渐远，直至彻底淹没。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凉。”这句唱词仿佛成了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数度惊魂之后，他已心力交瘁，有家不能回，只能在剧场的布景中搭起一个小棚勉强栖身。排队吃饭时，他端着碗问前头的张君秋今天吃什么，张君秋回答说面条，挺软和的，您能吃。然而，马连良拿着面条，走着走着，碗便不由自主地撒手了，拐杖也无力地掉落在地。他这一摔，竟不幸应验了他在《清风亭》中所饰演角色张元秀的悲剧结局。“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这位京剧艺术的巨匠，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与悲凉，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无限热爱的舞台。
马连良去世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按照回民习俗进行土葬，而是被匆匆火化。后经梅兰芳夫人的特许，他被葬入了梅家墓地。当初的墓碑上，因害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人们没敢刻上他的名字，只用了他的字号“马温如先生之墓”来铭记这位京剧艺术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