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张柏芝在镜头前平静地说出“我已经立好遗嘱”时，一旁的刘嘉玲脱口而出：“这么年轻就立遗嘱，是不是太早了？”而宁静却点头回应：“不算早。”这句轻描淡写的“不算早”，像一把刀，划开了我们长久以来对死亡的集体沉默。
张柏芝并非个例。她只是在公众视野中，敢于把一件本该私密、却被社会长期回避的事，摆上了台面。她公证遗嘱，安排财产，选定葬礼照片，甚至为三个儿子的未来操心。她的行为背后，不只是明星的财富管理，更是一种清醒的生命态度：死亡不是终点，如何面对它，才是对生者的真正负责。
近年来，立遗嘱正悄然“年轻化”。《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显示，中国人立遗嘱的平均年龄已降至67.71岁，比十年前下降近10岁。在厦门，60岁以下人群立遗嘱的比例超过30%；“90后”开始将微信账号、游戏装备写进遗嘱；未婚者立遗嘱，只为确保父母老有所依。这些数字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遗嘱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生活的掌控。
可为什么还要等到45岁才被讨论？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学会谈论死亡。中小学里没有“死亡课”，家庭中避讳“死”字，医院里医生只谈抢救，不谈善终。广州一所小学曾试点生死教育班会，用绘本教孩子理解生命终结，结果家长质疑“会不会吓到孩子”。可研究恰恰证明，坦诚的孩子更少焦虑，亲子沟通反而更顺畅。
张柏芝的遗嘱，表面是财产分配，实则是情感托付。她担心儿子们因遗产反目，所以提前划清界限；她强调“来过就好”，是在教孩子接受无常。这比留下多少钱更重要。真正需要传承的，不是账户余额，而是面对失去的勇气，是“我爱过，也安排好了”的从容。
有人仍觉得谈遗嘱不吉利。可真正的不吉利，是人走了，债留着；是至亲在病床前争房产；是孩子在葬礼上才第一次听父母提起“如果我走了”。深圳已立法支持“生前预嘱”，允许人们自主选择临终医疗方式。这不只是法律进步，更是文明的觉醒：尊重生命，也包括尊重它的终点。
死亡教育的本质，不是教人如何死，而是教人如何好好活。从青少年开始认识生命有限，到中年规划身后事，再到老年自主决定临终方式——这是一条完整的责任链。张柏芝做了第一步，我们该做的，是让这一步不再成为新闻，而成为常态。
当每个人都能平静地说出“我的遗嘱在这里”，那才是对生命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