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璧山，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这个地方曾是抗战大后方。但很少有人关注到：那些离开家乡，奔赴各地为国家抗争、在战火中书写历史的璧山人，他们其实同样是这片土地的荣耀，胡果刚，就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

胡果刚出生在1921年的依凤乡五角村，后来成为中国舞蹈界重要人物。他父亲那一辈人就以书香门第闻名，祖父胡安铨更是在晚清做过光绪皇帝的侍读学士。这样的家庭熏陶并不是普通的文化传承，更像是带有一种时代使命感。胡果刚从小就喜欢文艺，尤其是舞蹈，但并没有因此成为单纯的艺术追求者——他在1938年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正式踏上了将个人热爱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道路。

那个时期，国人都还在对抗日战争感到迷茫，而文艺青年成了“火种传播者”。当胡果刚加入共产党，跟着青训班在群众身边组织街头剧的时候，舞蹈不再只是技巧动作，而变成了一种可以动员人心、唤醒身份认同的力量。他选定了八路军文艺路线，彻底融入了抗战洪流。

1941年他进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这座剧院后来发展成为国家话剧院。那一年，中国战场上枪炮声不息，剧场里却有一群人在排练，那些剧目的主题始终是抗战——有的演工人，有的演农民，有的演士兵。胡果刚很快从演员组升到副组长，在各种演出里担纲重角。1942年，他编创并主演了独幕话剧《赵占奎》，这不是泛泛而谈的政治学习，而是直接将工人阶级的困境和抗争呈现出来。次年，他同荒草一起打造了广场歌舞剧《张治国》，以陕甘宁地区军人形象为主，并因内容真实、感染力强获得了边区政府奖励。

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胡果刚的作品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称赞。毛主席讲到“韩荆州”——其实就是讲，真正的英雄不是表面上抹胭脂、做样子的精英，而是像赵占奎、张治国这种贴着土地气息的百姓代表。巧的是，这两个角色都出自胡果刚之手。

也正因为这种现实取材，从1943年到45年，胡果刚参与了陕北抗战舞台上的许多核心剧目，比如和吴雪合作修改的《抓壮丁》，这部作品后来几乎成了经典，每次毛主席亲临观剧都喜笑颜开，“剧好”成了他的口头表扬。还专程送到朱德总司令那里，也是满堂喝彩。田雨、黄歌、胡果刚接着编导的《军民四季》《霸王鞭》等舞蹈，把战争悲喜和军民团结用肢体语言刻画到极致。1945年，小秧歌剧《三张收条》在前线战士中迅速流行，说明这些作品真的能走到基层，激发出更多人的抗战热情。

这几年里，他用舞蹈、话剧把士兵和普通百姓的心气“托举”了起来。许多资料显示，这些以“舞”为载体的文艺作品，与枪炮、粮食相比，有时候激励军民斗志甚至更加重要。到后来，胡果刚领导编创的组舞《进军舞》《湘江北去》，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的大型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几乎每一个高潮时刻都见得到他的身影。这些作品不仅技术上形成了中国军队舞蹈流派，更成为中国文艺精神的象征。

回头看，胡果刚的成就其实很难单纯归为“个人努力”。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从家乡璧山的书香门第走出来，不只是舞蹈家，更像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拼出来的文化代表。他的作品已经很少有人能一一复述，但那种艰苦岁月里的文艺爆发力，可能只有亲历时代变迁的人才能真正懂得。

胡果刚的名字也许不会像主战场的指挥官那么广为人知，但他以舞铸魂，“把抗战的力量写进了骨子里”。某种意义上，他和那些奋战在前线的人是一种“并肩”，用自己的方式成就了抗战背后的第二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