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方，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看一位在战火与争议中坚持用镜头“考古”的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
他的新作《古生物课》刚在北京展映，片子拍的是基辅博物馆里上古化石与战时课堂的奇异交织，而他本人，也正身处一场关于文化、民族与记忆的当代论战中心。
最近，如果你关注国际纪录片动态，可能绕不开谢尔盖·洛兹尼察这个名字，2025年11月，他的纪录短片《古生物课》在北京国际短片联展亮相，镜头里，基辅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化石沉默伫立，外面防空警报不时响起，孩子们就在这氛围里上着一堂古生物课。
洛兹尼察说，电影是他“射向未来的一支箭”，他想把当下的影像，像化石一样封存起来，留给后来的人看。这想法挺实在的，人知道自己终有一死，总想留下点痕迹，文字、图画是痕迹，电影也是，他早期拍过一部《今天我们要盖一栋房子》，就从窗户后面看工人磨洋工，带点冷幽默，那会儿他就开始观察和留存了。
然而，这样一位专注于挖掘历史的导演，却在现实中卷入了激烈的现实争论，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洛兹尼察陷入两面不讨好，他先是尖锐批评欧洲电影学院最初对战争表态暧昧，并因此退出，但同时，他又公开反对以护照为由，无差别抵制所有俄罗斯文化工作者。
这下，乌克兰电影学院不干了，他们指责洛兹尼察是“世界主义者”，对国家民族身份强调不够，在“文化战线”上态度摇摆，并宣布将其除名，这个词可戳到了痛处，洛兹尼察随即发公开信反驳，他追溯“世界主义者”的思想史，从古希腊哲人到启蒙先贤，这个词本意是超越狭隘民族。
他更提醒，苏联时期“无根的世界主义者”这个说法，曾被用来迫害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他认为，将整个民族或语言作为惩罚对象，只会模糊现实中的复杂分野，让真正的加害者与反抗者被混为一谈。
这场争论到现在也没停，今年10月，在瑞士某电影节的相关论坛上，仍有策展人引用洛兹尼察的例子，来讨论“抵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工具的边界与伦理困境，他的处境，成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工作者身份困境的一个缩影。
抛开争议，回到作品，洛兹尼察的电影里有两个常客：死亡和人群，2016年的《奥斯特里茨》，他拍集中营遗址里的游客，镜头冷静记录下人们在刻着“劳动使你自由”的大门下微笑合影。他困惑，也警惕。
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有一种将死亡“无菌化”处理的倾向，用玻璃隔开遗体，让人们远离真实的痛苦，而失去对他人痛苦的感受力，是危险的，他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在印度参加火葬仪式的经历，那里的生死观直接而强烈，与西方形成对比。他想用电影打破那层玻璃。
至于人群，从《广场》中作为历史推动力涌动的人潮，到《国家葬礼》里沉默肃穆、宛如仪式道具的送葬队伍，人群在他镜头下意义多变。他说自己深受早期苏联电影大师如爱森斯坦、维尔托夫的影响，他们探索如何让“人群”本身成为电影主角。洛兹尼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脉络，他试图透过群体的行为，捕捉支配社会的某种“规律”或集体心理状态。
洛兹尼察的电影有很强的文学筋骨，他坦言深受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尤其是他们笔下那种糅合了悲剧与怪诞的斯拉夫式人物。在他第一部剧情长片《我的喜悦》里，就能看到这种影响，最近的新片《两位检察官》，改编自古拉格幸存者的小说，他甚至在片中嵌入了果戈里《死魂灵》的独白。
但把文学，尤其是涉及极端苦难的文学（如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转化为影像，他异常谨慎，这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当呈现战争、暴行等非人痛苦时，影像的伦理边界在哪里？血腥的画面是加深理解，还是会造成新的创伤与麻木？洛兹尼察没有给出简单答案，但他把这个问题赤裸地摆在了自己和观众面前。在信息爆炸、图像泛滥的今天，如何不让影像吞噬我们的感知，反而唤醒更深层的思考，这是他创作中持续的叩问。
谢尔盖·洛兹尼察仍在拍摄，仍在争议中前行，他像一位固执的地质学家，在历史的断层与现实的裂缝中敲打，采集那些被称为“记忆”的样本，他的电影不提供简单的答案或激昂的口号，而是提供一种凝视——对过去的凝视，对死亡的凝视，对人群的凝视，以及对影像本身的凝视。
在这个众声喧哗、立场先行的时代，这种凝视本身，或许就是一种重要的抵抗，他的箭射向未来，最终是为了让未来的人，能更清醒地理解他们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