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郭德纲被约谈，起初笔者以为是“网络流言”，上网一查，还“确有其事”。

11月26日的北京北展剧场座无虚席，郭德纲与于谦携手带来的《艺高人胆小》，让整场演出笑声此起彼伏。作为2025年德云社的收官压轴专场，这场演出门票早已售罄，现场观众反响热烈。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份指向明确的举报。举报者整理了清晰的争议点：作品中包含大量“屎尿屁”类低俗包袱，伦理梗贯穿其中，不乏拿于谦及其家人调侃的内容；同时出现“红灯区”等易引发不适的表述，部分谐音梗被指涉嫌低俗。更关键的争议在于，段子用近10分钟篇幅聚焦三十年前曲艺团体的现象，通过调侃“外行指导内行”“风气不正”等情况讽刺国营院团，相关表述被举报者认为存在不当影射。

12月2日，针对《艺高人胆小》的相关举报被提交至北京市12345政务服务平台。短短三天后，约谈便已落地。

12月5日，北京西城区文旅局正式约谈德云社，指出郭德纲与于谦合作的《艺高人胆小》包含“低俗、不雅内容”。

笔者为此专门找来视频，认真看了几遍，心中疑惑不减反增：这次约谈，真的必要吗？

一、西城区文旅局，有鉴别相声是否“越线”的“资质”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西城区文旅局确有明确的法定职权，对其辖区内的营业性演出进行内容监管和违法查处。

但关键在于，文旅局是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者，其监管的标尺是法律法规，判断的“劣”偏向于内容是否“有害”或“违规”。而相声艺术本身的“优劣”高低，本应是一个更依赖行业共识和观众反馈的专业评价领域。

也就是说，文旅局的核心职责是判断演出是否“违规”，而《艺高人胆小》这个作品，在“有害”或“违规”这两条硬红线上，真的越界了吗？笔者看来，未必。

二、西城区文旅局，有鉴别相声是否“越线”的“能力”吗？

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相声包袱的尺度和效果的评判，极其复杂。它涉及语境、表演、观众预期和时代背景。

单凭西城区文旅局一个行政部门，笔者认为，它可能并不具备独立、精准鉴定某个相声段子是否艺术“越线”的专业能力。这类判定，恐怕更应依赖于行业专家、资深观众乃至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讨论与评议，才能得出一个让各方相对信服的结论。若仅由局内科室闭门研判，其结论的准确性与公信力，难免令人存疑。

三、讽刺“旧事”，就能构成约谈的“必要条件”吗？

作品中对三十年前曲艺团体“外行指导内行”等现象的讽刺，是本次争议的焦点。但讽刺三十年前的情况，如今却被投诉，这本身是否有些“时空错位”？

按规定，如果讽刺内容被认为构成对现实具体对象的“造谣抹黑”，并引发负面舆论，就可能触发行政监管。但艺术创作对过去某些现象的批评与反思，难道不是其社会功能的一部分吗？三十年前我们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足，真的已成为今日不可触碰的“禁区”吗？这种对号入座式的举报与处置，是否在无形中收缩了艺术创作的合理空间？

四、核心之问：有举报，就必须约谈吗？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理解基层部门的压力。或许存在这样一种担忧：假如未来德云社或郭德纲真出了问题，有人翻旧账，指责2025年接到举报时文旅局“不作为”，那么相关责任人可能被追责。因为害怕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于是选择当下“积极作为”、“稳妥处置”，这会不会成为某种“形式主义”的新变种？

笔者的观点是，为了真正繁荣艺术创作、活跃文化生活，我们的执法监管单位，不应总拿着放大镜去审视每一部文艺作品。也许这次约谈是“不得不做”，但这类行为对艺术生态的潜在伤害是巨大的。我们无法想象，每一部相声作品都变得像报纸社论一样四平八稳，那我们的艺术活力和讽刺锋芒将何在？

因此，笔者认为，北京西城区文旅局这一次，本应“有所不为”，保持一份淡定的审慎。监管的初衷是护航健康市场，而非让创作者在“红线”焦虑中自我审查、畏首畏尾。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市场，需要的是清晰、稳定且包容的规则空间，而不是草木皆兵的紧张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