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可（新京报传媒研究院）
近日，前北京台主持人王洋在社交平台的一番言论，让央视主持人龙洋“央视穷鬼”的名号进入公众视野。这些看似“自曝家丑”的言论引发热议，从业者的坦诚“劝退”是否真的言之有理？
01
“主持人”自带光环
播音与主持专业一直都是艺术类考生报考的热门选择，其吸引力并非完全源于专业本身，更多来自社会对“主持人”这一职业形象的传统认知。
首先，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央视及各大卫视主持人往往代表着可信度与公信力。
他们出现在最重要的新闻现场、最盛大的文艺晚会、最高端的访谈节目中，这种位置无形中被赋予了某种权威象征。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孩子能成为主持人，意味着进入了“主流”与“正统”的职业通道。
其次是公众曝光带来的知名度预设。
主持人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可能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最具大众可见度的职业之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被千万家庭所熟悉，这种“成名”的想象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进一步强化了“主持人=名利双收”的公众认知。
最后是光鲜得体的职业形象。
无论是新闻主播的庄重专业，还是综艺主持的时尚活力，媒体精心构建的主持人形象总是接近完美。这种经过媒介过滤的形象，与普通人日常的工作状态形成鲜明对比，成为许多年轻人向往的“理想工作状态”。
02 表面“劝退”
但当行业实情被越来越多披露，这场表面上的“劝退”，却在实际上打破了单一的成功想象，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多元且充满挑战的职业现状。
收入的真相往往是第一重冲击。
公众常常将少数头部主持人的高收入等同于行业普遍状况，但实际上，主持人行业的收入结构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态：顶尖的、拥有广泛知名度的一线主持人确实收入不菲，但这类人群在行业中占比极小，大量主持人的收入水平可能仅相当于或略高于当地普通白领。
特别是在传统媒体经营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许多主持人的基本工资并不高，这种收入的分化与不确定性，与外界想象相去甚远。
△2025年5月2日，一条记录“大脸弟弟”送外卖日常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这位前湖南电视台主持人，如今却成为了外卖小哥，其经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也让“学历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这一论断再次成为焦点。
职业压力则是另一重现实。
主持工作需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同时承受来自公众的严格审视，一言一行都被放大解读，个人生活空间被极大压缩。这种全天候的“角色在线”状态，对心理承受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更为严峻的是职业路径的狭窄。
据公开排名数据，我国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专业的高校近240所，加上众多专科院校，每年培养的毕业生规模达数万人。
但这其中真正能够进入央视、一线卫视等“头部平台”的凤毛麟角。即使成功入行，主持人的职业生涯也可能面临快速迭代的挑战——风格过时、年龄增长、节目调整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出镜机会减少。
03
转型实践多元化
如果说主持人的“劝退”言论还只是一种声音表达，那么近年来行业内明显的转型趋势，则是对这种“劝退”的真实实践。越来越多主持人主动拥抱变化，拓展职业边界。
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离开央视后，转型为投资人，专注于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早期投资，完成了从媒体人到投资人的跨界转身。她曾公开表示，离开体制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继续成长。
张泉灵坦言，从央视辞职后半年内哭过的次数，比以往10年都多。对于“露怯”这件事，她也不回避：“每天都会有，因为每天都要面对新的项目。”不过她说，自己胜在内心强大，露怯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我难道不是通过露怯才知道要去补什么的吗？”
——《中国企业家杂志》
前湖南卫视主持人张丹丹则深耕母婴和教育领域，通过自媒体和电商渠道，打造了自己的品牌矩阵。
前央视主持人欧阳夏丹几年前离开央视，开通抖音、视频号等社交媒体账号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正式进入自媒体领域后，她在短视频中分享工作、运动、读书、旅行等，目前她抖音粉丝数已近460万。
除了创业和自媒体，还有一部分主持人转向了学术赛道。其中最深入学术体系的，是前央视主持人海霞和王志。
海霞2025年正式从《新闻联播》主播转变为河南大学的学术副校长，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成为了高校的管理者和研究者。王志则深耕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方向与教学工作均紧密围绕新闻采访、媒介融合等专业领域展开。
转型不是逃离，而是进化。主持人的“劝退”声浪，表面上看是行业人士在自揭其短，实质上却是一种行业自省。优秀主持人具备的表达能力、沟通技巧、公众影响力和快速学习能力，在传统媒体之外同样有价值。
行业的转型浪潮，不会消解主持专业的核心价值，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态中进行验证。
“祛魅”之后，这个职业反而能拥有更加准确的社会认知：既不否定这个职业的独特价值与魅力，也不掩盖它的挑战与局限。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做出的选择，无论是进入这个行业，还是选择其他道路，都将更加坚实，更少遗憾。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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