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人拍到这样一幕：某个城市的小广场上，商家搭了临时舞台，一个身形单薄的中年女人，对着并不多的观众唱歌。音响里响起熟悉的旋律，旁边路过的大爷停了一下脚步，小声跟同伴说：“这不就是当年那首电影里的歌吗？”说完又匆匆离开。很少有人意识到，台上这个人，曾经站在全国瞩目的春晚舞台，是无数人心里的“女神”。
她叫郑绪岚，北京人，小时候家里就爱听音乐，她五六岁就敢往台上一站开嗓。后来被分配到天津的工厂当女工，白天干活，晚上排练节目，别人下班去逛街，她去练歌。1977年，她参加职工歌唱比赛拿了第一名，被东方歌舞团的老师看中，从此走上专业舞台，师从名师，系统学声乐。
真正让她被全国观众记住，是给电影《少林寺》唱的那首插曲，还有《太阳岛上》那些歌。那时家家户户电视不多，但一旦放起那几首歌，街坊都会跟着哼。1983年她登上第一届央视春晚，一个人唱了好几首，台下喊她名字，连她穿的粉毛衣，都被人抢着买同款。之后几年，她反复出现在春晚和各种晚会，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之一，走到哪都是鲜花和掌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一直这么红下去时，一个外国小伙闯进了她的人生。那个叫爱德华的美国人，几乎场场演出都跑去看，拿着一束花，写着语法乱七八糟的中文情书，一门心思追她。他跟她描绘大洋彼岸的生活：自由、开放、音乐氛围浓厚，好像只要踏上那片土地，日子就会光亮无比。
长期高强度演出，让她身心都很疲惫，她开始动摇：要不要换一种活法？可是她所在的舞团有明确规定，团员不能和外籍人士谈婚论嫁。面对规则和爱情，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她提了辞职，准备出国，工作、福利、户口统统不要，硬生生扔下正在顶峰的事业。
办手续的那段时间，她没了固定收入，只能私下接一些演出挣钱。那时候这种行为是明令禁止的，很快被人举报。1987年，来自单位的处分下来，她被全面停演，各地舞台都不能再请她出场。昨天还被万人追捧，转眼就变成被点名批评的“问题演员”，她的名字从舞台灯光里消失。
她咬牙撑了两年，靠亲友接济，终于拿到去美国的手续。到了那边不久，她入了当地国籍，正式放下中国护照，以为自己从此会收获一段体面而浪漫的新生活。现实却给了她重重一巴掌。
她很快发现，爱德华吹嘘的家庭背景、事业状况，大多经不起推敲。他们住在条件一般的公寓，他只是普通职员，收入勉强维持开销。更残酷的是，在那里没人认识“郑绪岚”这个名字，她昔日的奖杯、荣誉，在异国他乡完全换不到一张演出合同。
为了活下去，她去唐人街端盘子、洗碗，摔坏一个盘子就要赔钱。她英语不好，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交际圈小得可怜，只能在家带孩子，身份从“舞台明星”变成了“全职主妇”。孩子出生后，矛盾彻底暴露：丈夫嫌她不挣钱，嫌她不懂当地习惯，生病发烧时也只是甩下几百美元让她自己扛。
直到她发现他和别的女人暧昧，她终于撑不住，提出离婚，抱着孩子离开。那时的她，婚姻散了，事业没了，背着骂名回国，很多人用极其难听的词形容她，说她崇洋，说她忘了根。
1994年，她带着儿子回到国内，满心以为还能回到熟悉的舞台，却发现乐坛已经换了一拨人。年轻的歌手们占据了排行榜和大舞台，她曾经唱红的那些歌，被归进了“老歌”“怀旧金曲”一栏。更让人难过的是舆论，很多人揣测她是“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想回来挣点快钱”，一句话就把她这些年的跌宕归结成简单的算计。
东方歌舞团还是把她接了回来，但时代变了，机会远不如当年。她开过小型个人演唱会，出过新歌，反响都一般。更多时候，她出现在一些规模不大的商演、社区活动里，曾经习惯了聚光灯的她，站在简易舞台上，对着稀稀落落的观众，想起从前会忍不住掉眼泪。
命运似乎还觉得折腾得不够。2003年前后，她因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引发严重肠梗阻，需要动手术。结果手术出了大问题，本该保留的肠段被切掉，真正有病变的地方却没处理干净。手术后多年，她只能靠流食和营养液维持，体重一下子掉到四十多公斤，长期疼痛折磨，止痛药也帮不上太多忙。
有一段时间，她痛到绝望，想干脆结束一切。但每次抬头，看见儿子眼里那种害怕又依赖的眼神，她又不忍心。她跟自己说，再难也得咬着牙活下去，哪怕一天只吃几口东西，也得陪着这个孩子长大。
在最难熬的那几年，她遇到了一位大学老师李友，对方是她的歌迷，为人细腻，又会照顾人。两人慢慢走到一起，买了房子准备办婚礼，她以为总算熬到了一点温暖。没想到婚礼前，他被查出肝癌晚期，她再次被推进命运的黑洞里。
为了留住他，她几乎把能想的办法都试过了，带着他奔走各大医院，陪他化疗、放疗，看着本来健康的人一点点瘦成皮包骨。最后，她还是没能把他留在身边，另一段感情戛然而止。
经历这一连串的起落，她对名利已经看得淡了许多。现在的她偶尔出现于一些经典作品的专场演出，也会参加几档综艺，被网友质疑“又出来捞钱”。对于这些声音，她只能平静回应：自己回来，是因为还想唱歌，因为那是唯一始终没变的热爱。
空闲的时候，她会去偏远地区给老人孩子唱歌，很多时候没有媒体，只有简单的舞台和一群听众。有人说这些是做样子，有人算账，说她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交给另一个国家纳税。可在那些从年轻听她歌到白发的老歌迷心里，她既不是什么“垃圾回收站”的一员，也不是谁口中的“失败者”。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时代推上云端、又一脚踹下谷底的女人。她做过选择，也付过代价，一路摔得鼻青脸肿，却还站在话筒前认真开口。哪怕台下只剩几排人，她依旧把歌唱完，这大概就是她一生唯一不变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