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早晨8点半，香港高等法院门口，张柏芝在保镖的簇拥下现身。她身穿简约大衣，戴着口罩和墨镜，对媒体轻声道过早安后，便匆匆步入法庭。这是她与前经纪人余毓兴千万合约纠纷案的第二次出庭，而这一次，她的状态明显比首次出庭更加糟糕。

庭审现场，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当原告律师就两份声明文件内容的差异反复盘问时，张柏芝情绪逐渐激动。她多次以强硬的语气回答“不记得”，时而反驳对方提问，甚至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

“我两天没睡过觉，这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很大压力，所有事情都是假的！”张柏芝最终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哭声中有委屈，也有愤怒。

张柏芝在庭上的表现引发了广泛关注。开场不久，她便频频打哈欠，不时闭目养神，用双手反复拉扯自己的耳朵，试图集中正在涣散的注意力。她的助手见状，默默递上了一罐可乐，希望用咖啡因帮她提神。

随着质询的深入，原告律师的问题如密集的雨点般落下，主要围绕那份关键合约以及巨额资金的去向。张柏芝的防御逐渐瓦解，她多次要求律师暂停盘问，给她“3秒时间喘口气”。

法官不得不数次介入，明确指示张柏芝只需回答“同意”或“不同意”，不必反问，并提醒她专心聆听问题本身。对此，张柏芝礼貌地回答“明白”，但压力已在封闭的空间里累积到临界点。

情绪决堤的那一刻，张柏芝将多日来的压力全部释放。法官立即安抚她的情绪，并解释律师的重复提问是因她之前答非所问，为确保其理解才出此下策。

这场风波的核心，是一笔高达4276万港元的巨款。根据余毓兴方面的说法，2011年7月及2012年5月，他与张柏芝分别签订了《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和电影片约合约。

余毓兴声称，他预付了4000万港元作为张柏芝拍摄4部电影的片酬，以及276万港元追加两部电影，共计六部电影。

原告方指出，张柏芝在收取预付款后未履行合约承诺，因此向她追讨至少1276万港元，并要求她交代2015至2019年的收入账目。

而张柏芝方面的回应同样强硬。她质疑合约系伪造，签名非本人所签，甚至否认认余毓兴为“干爹”的关系。在庭审中，她将一切合约细节归咎于助手处理，自己则成了对关键条款“不清楚”的局外人。

张柏芝在庭上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她自称患有“数字恐惧症”。她表示自己对数字存在恐惧心理，“数到8便紧张”，日常生活中水电费、八达通充值等事务均依赖现任经纪人处理。

“我从1数到7，数到8就开始恐惧！”张柏芝在庭上甚至需要“数手指”才能计算自己的演艺资历。这种对数字的恐惧，导致她将银行事务甚至银行卡密码都交给助手周静仪处理。

张柏芝表示，周静仪与她曾“共患难”，两人关系密切。她如此信任这位助手，以至于不记得自己的电话号码，却记得周静仪的号码。这种全方位的依赖，如今却成了法庭上的焦点。

余毓兴并非毫无瑕疵。他早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相关公司也已清盘。更戏剧性的是，2024年6月，余毓兴甚至发行了一首名为《以犬之名》的歌曲。

张柏芝工作室随即发表声明，指责余毓兴的歌曲及相关言论均属虚假，已委托律师提起侵权诉讼。此外，余毓兴还被指控在2014年伪造公章，以张柏芝经纪人名义擅自对外签约。

在庭审中，张柏芝还揭露余毓兴曾“消失了好几年”，甚至“骗我说他患癌症”。这些指控让本已复杂的案件增添了更多纷争。

案件的下一步关键，在于笔迹鉴定结果。香港高等法院已同意对争议合约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结果预计2026年1月公布。这将成为判断合约真伪的关键证据。

张柏芝在庭上承认自己有很多不同的签名方式，但坚持争议合约上的签名并非她本人笔迹，合约上也没有她的指模。她指出，与余毓兴之间没有以个人名义签署的经理人合约，她当日所签署的合约甲方是“新亚洲娱乐”。

与此同时，张柏芝也透露，余毓兴在合作期间曾多次威胁，如果她不配合工作“就抹黑你”。由于余毓兴曾任职记者并经营自媒体，张柏芝担心不配合会导致负面新闻出现。

这场官司远未结束。笔迹鉴定结果将于明年一月公布，届时合约真伪有望水落石出。无论结果如何，张柏芝在法庭上的崩溃瞬间，已经暴露了娱乐圈光环背后的阴影——艺人面对复杂合同时的无助，以及被信任的人伤害后的心痛。

走出法庭时，张柏芝在保镖护送下迅速离开。而社交平台上，粉丝已经开始转发她的公益事迹，试图抵消官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场关乎信任与金钱的较量中，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复杂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