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喜欢阮玲玉的观众，多是学生或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以生活优裕的闲适阶层居多。”
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鹤山， 20年代中期开始银幕生涯，中国首部有声电影、首部彩色影片，都是她主演的。 1933年主演的《姊妹花》创30年代国产片最高记录。同年在《明星日报》的投票活动中获得“电影皇后”桂冠。 1960年以《后门》在亚洲电影节获最佳女演员奖。
看胡蝶的照片，虽说不是张张都摄人心魄，但还是令人信服：她为何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倾倒众生。胡蝶面容的富丽、饱满、莹洁，正应了民间所谓的“福相”。那对笑盈盈的酒窝，又为她的端庄增添了天然的妩媚。
当然，她的情态比起阮玲玉，略微欠缺一点回旋、悠长、缠绵的韵味。但是你看后者，即便笑着，也有浅浅的哀婉和凄伤。倒是胡蝶，就算红唇紧闭，依然有喜乐、欢悦之色。尤其是她微微低头、双眼向上挑着凝视镜头的经典仪态，美得恬静、安逸、笃定。
如果说，阮玲玉身上那股雾绕霜浸的清寒容易惹人牵出诗意的愁绪，胡蝶就带着一分风畅花暖的馥郁，让人联想到世俗的和美。难怪，电影史的研究者发现：当年喜欢阮玲玉的观众，多是学生或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以生活优裕的闲适阶层居多。
当25岁的阮玲玉以一纸“人言可畏”的遗书撒手人寰时，正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胡蝶，失声痛哭。这眼泪里，有永失友人的悲伤，有同病相怜的痛惜，也有一丝黯然自伤吧？她俩是广东老乡和私交不错的朋友，又都是万众瞩目的女明星。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很懂得她们处境的微妙：“为女明星者，不容不交际，而交际又系畏途。”既然人面如花，又需抛头露面，身后就难免有野蜂浪蝶，甚至摧花辣手。女明星的生存环境，从来就不单纯，何况，她们就像玻璃橱窗内的展品，一举一动都在公众视线之中，众目睽睽，更兼众口铄金。
那些芒刺在背的难受，百口莫辩的委屈，胡蝶其实比阮玲玉体会得更多。她遭遇的舆论风险和人身风险，也远远超过阮玲玉。所不同的是，阮玲玉纤细柔弱，过早凋零了，胡蝶却雍容富态地走入晚年。她1946年后生活在香港、台湾， 1975年移居温哥华，享年81岁。
年方23岁时，胡蝶就曾险遭灭顶之灾：1931年秋，明星影业公司根据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改编同名电影，赴北平拍摄外景，胡蝶兼饰名门闺秀和卖艺女子两个角色。孰料，此行竟惹出巨大麻烦。剧组回上海后，有报纸刊出消息声称：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三省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此时却与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且馈赠10万元巨款给她。
紧接着，又有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马君武的诗《哀沈阳二首》万人传诵：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朱五”指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民国初曾任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20世纪30年代初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并任社长。“翩翩蝴蝶”自然是胡蝶了。
一时间，舆论汹涌澎湃。“红颜祸水”的唾沫，几乎要淹死胡蝶。虽然万般委屈、愤懑，她却还未乱了方寸，赶紧在《申报》等报刊登辟谣启事：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洪深等诸多同仁，也在《申报》发表启事，以“人格”为她作证：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今赴平之男女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尚祈各界勿信谣传。
这场平地而起的风波，好不容易才平息。以至于直到1964年，胡蝶到台湾出席亚洲影展，有记者问她是否愿意去见见张学良，她赶紧回绝：既未相识，就不必认识了。“现在相识，岂不是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她还记得1931年遭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难堪，就算时过境迁，也还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胡蝶1928年与银幕搭档林雪怀订婚。林雪怀是广东人，不擅国语，无奈地淡出影坛，经商开店，但经营不佳。而国语、粤语等尽皆流利的胡蝶，自主演系列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后，声誉日隆，月薪更是高达2000元。两人的处境落差太大，加剧了感情的破裂。他们解除婚约时，也曾轰动一时。
1935年11月，胡蝶与商人潘有声在恋爱六年后结婚，那是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盛大婚礼。明星公司的演员们演唱了专门为她谱写的《新婚歌》：“……胡蝶——幸福紧跟着你咧。假使你遭到不赏心的事，不必皱眉啊也不必忧愁，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平静而美丽……”
但她的生命，绝不像朋友们祝福的那么“平静而美丽”。最峭拔的一段，是抗战后期在重庆的那两年多。关于她与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在歌乐山“神仙洞”的同居，说法很多——她被戴笠悍然幽禁，身不由己；她为维护家人安全不得不与戴笠曲意周旋；她既为戴笠的一往情深打动，也陶醉于他所提供的特权和奢侈享受……
沈醉的回忆文章讲述：胡蝶起初迫于戴笠的威势，不得不依顺，后来则日久生情。潘有声遂不得不明哲保身，接受了戴笠给予的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官衔，长期住在昆明。戴笠以往对待女人，不脱始乱终弃的窠臼，丢弃的手法还很怪异，有时是把美人扔进监狱了事。人们说，他对胡蝶，最是用心良苦、用情深厚。当然，他俩在一起仅两年多时间，尚不足以下结论。如果戴笠没有在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后事将如何，也还很难预料。但不管怎样，上天让他而不是她灰飞烟灭。
无论如何，胡蝶的重庆岁月都有与狼共舞的惊险。作为有夫之妇，她爱不爱戴笠，原本只需要在自己内心翻江倒海。可是，她与戴笠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后者还有那么骇人的名声，这段经历就天然地蒙上一层斑驳也俗丽的油彩，惹人议论不休。胡蝶的口述回忆录，对这段秘史寥寥几句话带过：“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
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从“红颜祸水”到“戴笠情妇”，胡蝶遭遇的困局、险境，岂止于“人言可畏”？
胡蝶的银幕生涯留有很多个“第一”：1928年开拍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最长武侠系列片，她出演了18集中的17集，有影坛“第一侠女”之誉；1931年她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次年主演中国首部彩色电影《啼笑因缘》；1933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创20世纪30年代国产片上座最高纪录；同年主演的《狂流》则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左翼电影”；1933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选举电影皇后的投票活动，陈玉梅（天一公司经理邵醉翁的太太，邵醉翁是邵逸夫之兄）获10028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21334票稳居首位，“电影皇后”的桂冠由此伴随胡蝶一生；胡蝶还是国内最早做广告的明星……
或许，还应该加上一项，跟同时代的女明星相比，胡蝶被抛入过最凶猛的舆论旋涡，情感经历也最险绝。
胡蝶回忆：自己与潘有声感情融洽，从未因任何小事起口角。所以，潘有声去世，她“真正感到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公司也在潘有声病危时接近倒闭，不得不卖掉，连汽车也卖了。胡蝶却并未一蹶不振， 1959年，为了排遣哀伤，也为了经济原因，她应邀重返影坛。由当年红极一时的女主角，到饰演妈妈，当配角，也能泰然自若。李翰祥导演的《后门》，请胡蝶演女主角徐太太， 1960年在亚洲电影节获最佳影片奖，年过半百的胡蝶获最佳女演员奖。盛年过后还有此荣誉，胡蝶为之欣慰。
回首一部电影史，有多少女明星经不起风霜摧折，过早香消玉殒或陷入凌乱颓丧。胡蝶却比那些脆弱或迷乱的同行们镇定也清晰，不以压力而崩溃，也不因负气而失控。她的回忆录讲述到与林雪怀解除婚约、被媒体肆意炒作时，也特意顺势强调舆论之“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好在我长期受母亲的熏陶，对任何事情都还能比较冷静处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切自会水落石出，雨过天青。”怪不得，张恨水要这么看她：
“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言其性格则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这时再来看胡蝶的照片，从她圆润大气、绝无棱角的五官，以及泰然自若的神情里，的确看到了聪明、柔韧和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