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桐隆清叶 2016 年离开京都艺伎区时，她称自己是在逃离如今所说的“奴隶制体系”，揭开了日本这一最负盛名传统背后更为阴暗的现实。

桐隆十几岁时因热爱传统艺术踏入艺伎界。她修习日本舞、三味线与茶道，期盼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正式艺伎。

但在成为舞伎（即艺伎学徒）仅一年多后，她表示自己陷入了一个她口中“极度畸形的世界”（But after just over a year as a maiko, or apprentice geisha, she says she found herself trapped in what she describes as an "extremely abnormal world."）。

她的经历始于初中时期。一心想成为时装模特的她加入了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在地下偶像团体与地方演出中活动。

在接触日本舞后，她的兴趣发生了转变。她回忆道，在工作室观看一位大师表演时，自己被那流畅的舞姿深深吸引（she recalled being mesmerized by the fluidity of the movements）。

“那种流畅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不像是常人能做到的。”她说。

初中毕业那年春天，一场演出结束后，一名男子主动找到了她（In the spring of her final year of junior high school, a man approached her after a recital）。

这名男子是艺伎区的常客，他问道：“要不要试试当舞伎？”

桐隆起初有些犹豫，但因家中经济困难，她能否继续升学都成了问题。她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临近毕业时，她加入了一家置屋（日本艺伎/舞伎的生活、训练、管理机）——即为艺伎和舞伎对接客户的机构，并于2015年2月开始受训。

同年11月，她在京都先斗町以舞伎身份正式出道（By November, she debuted as a maiko in Kyoto's Pontocho district）。

艺伎区以古街风貌与雅致的演艺闻名，艺伎与舞伎会在宴席间表演助兴。

但桐隆表示，她亲身经历的现实与这种光鲜形象相去甚远（But Kiritaka says the reality she experienced was far removed from that image）。

她说，客人饮酒时，举止常常会升级为带有性意味的接触。透过和服缝隙进行的触碰被当作助兴的一部分，宴席上的游戏也往往包含挑逗或肢体接触。

她称，这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做不到这些的女孩就只能走人（girls who couldn't do it would have to quit）。”

桐隆说她屡次遭受骚扰，包括和服被掀起、下体被触摸。她还描述自己在转场乘坐出租车时，被客人强行亲吻。

即便如此，她还是选择忍受，告诉自己既然成为了舞伎，就“没有回头路”。

转折点出现在一次与客人前往温泉的旅行中，当时还有其他艺伎、舞伎以及茶屋老板娘同行。

桐隆称，她此前就听说过舞伎和艺伎要陪客人共浴的陋习。在酒店房间里，事情果然如她担忧的那样发生了。

“我绝对做不到这种事。”她回忆当时的想法。一位资深艺伎察觉到她的窘迫，于是她用头撞墙弄伤了自己，这才终止了当时的局面。

“我心想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恐怕就逃不掉了（I thought that if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ed again, I wouldn't be able to escape）。”她说，于是决定离开。

至此，她进入置屋已有一年多。她描述自己的生活几乎天天都有宴席，常常熬夜，每月只有两天休息。

她说，外出受到严格限制，繁重的日程让她几乎没有时间思考（Restrictions on leaving the house and the demanding schedule left little time to reflect）。

置屋内等级森严，她说犯错就会被扇耳光或被扔东西殴打，身上常常淤青。言语辱骂更是家常便饭。

她还称自己曾被关在房间近八个小时，不给食物、水，也不能上厕所（She also described being confined to a room for nearly eight hours without food, water or access to a toilet）。

“我一直被管束，意愿得不到尊重，也没有发言权。”她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她于2016年7月离开。

离职后，她收到了一份居民税缴税通知单，可她完全不记得自己领过正式工资。她说在置屋期间，每月只拿到约5万日元（2155 元人民币），名义上是零花钱。

但从税务记录来看，她却被登记为领取了薪资。她没有提出异议，缴清了税款（She paid the bill without challenging it）。

桐隆表示，双方从未签订劳动合同，彼此的关系仅通过传统仪式确立，她还被要求不得违抗上级。

她说，当她提出离开时，对方要求她偿还3000万日元，而她并不记得自己借过这笔钱。

她拒绝后，老板娘又提议可以找一位“资助人”替她还清这笔钱，以此换取私人关系。

她坚决拒绝，最终在没有看到所谓债务明细的情况下得以离开（She resisted and was eventually allowed to leave without being shown a breakdown of the alleged debt）。

类似的控诉在过去也曾出现（Similar complaints have surfaced in the past）。

1994年，数名舞伎因工时过长、遭受体罚逃离置屋。

她们称自己被扇耳光、私人信件被拆阅、私人物品被丢弃，且无法保留从客人处获得的小费。

在一场记者会上，她们表示若继续留下，会担心自身生命安全（At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said they feared for their lives if they remained）。

2025年6月，律师与学者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调查舞伎及艺伎街区文化相关问题，提高对桐隆这类案例的关注度，并呼吁进行改革（raising awareness of cases like Kiritaka's and calling for reform）。

负责监管京都艺伎街区的京都传统艺术基金会在书面回复中称，虽无正式劳动合同，但相关惯例会提前说明，并征得本人及其父母同意（there are no formal contracts but that customs are explained in advance, with consent obtained from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ir parents）。

该基金会称，艺伎舞伎并不会与客人混浴，且严禁未成年人饮酒，并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舞伎免遭性骚扰。

桐隆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否认（Kiritaka and others dispute that account）。

她说，仍有在职舞伎前来向她咨询，反映遭到客人不当触摸，还有人声称遭遇性侵、怀孕乃至堕胎。

参与此事的律师表示，从所述的管控程度与人身自由缺失来看，相关情形可能构成强迫劳动与人口贩卖。

桐隆在宣布该组织成立的记者会上发言。

“仍有许多人在遭受性虐待的痛苦，”她说，“年少时留下的创伤，无论过去多少年，都永远无法愈合（The wounds inflicted as a child never heal, no matter how many years 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