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儿》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当晚，作家金惠珍加入了聚集在汝矣岛国会议事堂前的弹劾请愿人群。

与金惠珍小时候记忆中的游行不同，现场放着少女时代的《再次重逢的世界》和经过改词的大热歌曲《APT.》，人们举着各式各样的偶像应援手灯和爱猫团体旗帜，像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娱乐庆典。

韩国文学招牌式的现实关照，来自这么入髓刻骨的日常。实际上，韩国文学的面向远远超过中国读者的想象，不同代际作家的差异也如同层层叠叠的地质岩层。

金惠珍是韩国80后作家的代表，同代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还有金爱烂和崔恩荣。她们不再专注于处理历史创伤，但在前辈韩江看来，她们的作品“从不回避自己的目光，直视世界和人类的内心”。

前段时间，我们与金惠珍进行了一场深聊。她留着齐耳短发，戴着黑框眼镜，干练却也爱笑。当我们问起她最无法放弃的东西是什么，她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在小说截稿后喝罐装啤酒，然后和猫一起看电视。

当然，这些都建立在自由、平等、正义等所谓的社会基石之上，那也是她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努力守护的东西。

韩国文学的现实关照在后疫情时代变成了更普适的寓言。

金惠珍曾说，她笔下的故事是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会经历的体验。而今，那种洪水滔滔漫至胸口的窒息感如此迫近，让看似边缘的主人公们不再边缘。摇摇欲坠，是一种共同的处境。

在金惠珍的笔下，所谓的“边缘”是经过仔细拣选的社会微创切口，深深开凿下去，能凿出最里层的苦。

《关于女儿》中身为性少数群体的女儿，不得不带着伴侣与不理解她的母亲同住，因为她是连贷款资格都没有的大学临时讲师。《9号的工作》中誓不接受辞退的“钉子户”员工，被公司以荒谬绝伦的手段边缘化至疯魔，最终沦为妄想回归总部的外包。

共同的“经济劳动者”身份，是我们与主人公们共情的阶级基础。就像《关于女儿》的母亲，在见证女儿为遭遇不当解雇的性少数讲师鼓与呼之后萌生的感触：

“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穷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

金惠珍在中学时期经历了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当时韩国面临巨大的外汇缺口，号召民众捐金救国。与此同时，《派遣劳工保护法》开始实施，韩国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数量自此不断攀升，直到金惠珍大学毕业仍处于高位。

30岁前后是金惠珍人生中不安感最强烈的阶段，她没办法按照父母的期待从事稳定的工作，自己向往的文字创作暂时也看不到希望。随着父母的接济进入倒计时，她一边在白天辗转于教育机构、物流中心、快餐店等做兼职，一边在晚上奋笔疾书。

34岁那年金惠珍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出道，但那些不安感依然缠绕着她。在非正式雇佣当道的社会底色之上，她用创作勾画出一张漏洞百出的安全网。

《关于女儿》中的高学历女儿，让母亲不解地质问“你是从哪儿开始出差错的”。《9号的工作》中再也端不上“铁饭碗”的9号员工，只有在熟悉的“过劳痛”中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高学历不中用，铁饭碗被打破，家庭的兜底功能也濒临失效。《关于女儿》和《9号的工作》的两个家庭都有一栋老式公寓，是一代人穷其一生努力工作换来的。那是两家人所拥有的最后的东西，却在新时代下迅速贬值，甚至化身吞食金币的饕餮。

学者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一书中，揭示了韩式家庭中心主义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爆发式的经济增长结束后，韩国家庭越来越严峻的现代性危机。其中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危机，是在大多数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功能性超载”。

韩国家庭长期独立承担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帮助残疾人等本该由社会共担的责任，早就处在过度疲劳的状态。而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缺少国家干预的经验和成熟的社会福利体系，直接进入残忍的市场万能主义。

这样一来，原本的小康家庭，因为某项决策或者某个突然的变故跌落，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事实。金惠珍笔下的家庭都不至于走到山穷水尽、退无可退的境地，真正折磨他们的是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蜂鸟》

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2023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为37.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一。而与延迟退休一同到来的还有延迟死亡，现代人的高寿，竟然也残酷地给不确定的未来加码。

《关于女儿》中，隶属于看护派遣公司的母亲，觉得疗养院被捆缚手脚的独身老人搞不好也会是自己和女儿。金惠珍写道：“看吧，人生漫长得令人起鸡皮疙瘩。”比起害怕死亡，我们更害怕的是没有保障的漫长余生。

金惠珍的文字具有一种可贵的诚实，在她的笔下，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但人与人的龃龉总是来得格外轻易，有时甚至非人力可以阻挡。问她这么设置的理由，她很自然地回答说，所谓人际关系，一定是会互相伤害的。

如果硬要对这种有害性进行分类，可以在她的作品中见到两种面貌。一种来源于当下社会脆弱如游丝一般的互信，人与人需要彼此，却不免时时提防。

在《9号的工作》中，誓不接受辞退的“钉子户”员工，每被公司调剂到一个新的更偏远的工作地点，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更疏离，渐渐不再互通姓名。归其原因，是公司设置了越来越离谱的工作任务，让每个人无暇他顾。此外，还在原本亲近的同事之间制造矛盾，引发仇恨和不满。

金惠珍说，越是弱者越难以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腾挪空间的群体。这种弱势在小说中，特别体现在群体深陷内耗、互害的漩涡，而真正的侵害者完美隐身。

“钉子户”最后一站来到了山村，给公司搭建信号塔。这是一个十足的脏活，每天最紧要的工作是与前来阻挠的村民们对峙，有时候还会升级为暴力事件。公司在看不见的后方不断下达催促施工的指令，“这时候比的是谁更急切，谁更绝望”。

小说中有一个插曲，“钉子户”救助了一只受伤的小狗，把它送回村民家。老人一开始要热情地送给他自家种的农产品，突然瞥见他工作服上的公司标志，转而要用明码标价的金钱跟他算清楚。他明白，老人并不打算真正接受他的善意。

美好的情感只流动了那么一瞬，就坠入冰窟。而最让人唏嘘的，是他们本可以如此相处。

在金惠珍的作品中，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面貌，来源于人们在根本上无法互相理解，它同时证明了当下世界的嘈杂和语言的无效。

《猫舔过伤口》的心理咨询师林海秀在遭受大范围的网络暴力后，失去了自己曾经在咨询工作中确立的对语言的信仰。“只要与自己无关，所有事情都可以迅速下判断，也可以随时撤回，最后还可以轻易地忘掉。”

她决定不再没完没了地解释自己，“没必要向任何人展示自己混沌的内心世界”。金惠珍的主人公们，都喜欢做着这种吞咽一肚子话的努力，背后的动机各不相同。但只有在《关于女儿》中，它出于一个母亲减少伤害的愿望。她清楚地知道，话语的交锋，无疑在往彼此的胸口钉钉子。

金惠珍从来没有放弃过互相理解的希望，之所以选择母亲为突破口，是因为在她的生命经验里，“母亲为了理解女儿，好像会更加努力”。吞咽下去的话离心更近，而跨越两颗心的对理解的尝试，本质上何尝不是一种爱的劳动。

除此之外，在《猫舔过伤口》中，金惠珍给了受伤的林海秀语言之外的关怀，让她同流浪猫芜菁和女孩世伊相遇。“很多人觉得语言是最有效率的东西，但其实说出口的话也可能是谎话。动物不会说话，孩子说不好话，但他们不会说谎话。”

“动物喜欢你，就会靠在你身上蹭一蹭；孩子看你的眼神，会给你一种安定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传达心意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用心。”

说起人心，这是世间和宇宙一样浩瀚诡谲的东西。在某个维度上，金惠珍的主人公们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在作家本人看来，他们算不上多善良。

《关于女儿》的母亲妄图女儿按照她的设想生活，也会控制不了脾气，对女儿的伴侣恶语相向；《9号的工作》的“钉子户”员工选择了暴力伤人，过分看重工作而轻视了家庭；《猫舔过伤口》的林海秀确实犯了错，陷入浓稠的自我怜悯而无法道歉。

在金惠珍的理解中，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善恶简单划分的，这也许与她从真实事件取材的工作习惯有关。《9号的工作》的创作契机源于她在居住的景福宫附近，撞见了韩国电信公司被裁人员的示威集会。

金惠珍先去了工会取材，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公司实在是太坏了”。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她发现在这个事件中，很难区分谁是善人、谁是恶人，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

《下一个素熙》

在此基础上，她创作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借助主人公的朋友宗圭，我们看到了工会可能具有的复杂面向。工会内部也存在贪污腐败和职权欺压，工会也会把成员的死亡当作与公司抗衡的道具。在这个段落中，承载了人性灰度的角色，是宗圭的遗孀。

她盘算过丈夫的死亡可以拿到公司多少赔偿，然后把举办丈夫葬礼的权利交给了工会。接连许多天，从白天到黑夜，丈夫的遗照和排位一直摆在大街上，伴随着示威标语、打光灯和大喇叭。主人公看到她，“那消瘦又疲倦的脸上，意外地闪烁着某种期待的神色”。

沿溯韩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脉络，金惠珍代表了一种“向内转”的倾向。她既细致入微地白描人物的物质生活，又倾注大量的笔墨展现人物百转千回的内心世界。因为生活从来不只是表面的生活，“生活是与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

也许正因如此，金惠珍的那些被标签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多少沾染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9号的工作》中格外显眼，“钉子户”员工最后恍然发觉，自己一手建起来的信号塔，“竟然是如此丑陋的东西”。

那也是贯穿整部小说始终完美隐身的“公司”，在他丢掉了内心最后一点可以被称为“人性”的东西后，终于真真切切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在这个巨物的阴影下，他知晓了自己无法翻转的命运。于是他向上攀爬，将自己亲手搭建的信号塔摧毁。似乎这样做，“就可以把这份工作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地延续下去了”。

而在《猫舔过伤口》中，金惠珍第一次尝试用两种视角呈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调，像是林海秀用理性的自己看顾着感性的自己，厘清自己到底是“戴着受害者面具的加害者”，还是“伪装成加害者的受害者”。

感性的林海秀写充斥着“我我我”的不会寄出的信，那当然是黑与白的交织，但并不会让读者看轻她。正如作家崔恩荣所说，“每个人都因为固有的经验和创伤形成自己的纹理，他们的内心就是人类尊严的证据。”

理性的林海秀不断探查自己无法言说的原因，最终明白现实生活并非因果有序。“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因。不管真相是什么，她都无从得知。正因为无从得知，所以才无法言说。”

故事的最后她找到了道歉的勇气，从此不需要再依赖写信捱过时间。现实生活的真相无关善恶，更无关输赢，为数不多可以确定的是时间的自然流逝，生命的自然穿过。

一尘不染的道德洁净不存在，我们的社会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接受一个犯错的普通人而不是过度惩罚。如果那个人是自己，还要学习如何在人生的废墟上进行灾后重建。

现实生活中的金惠珍，自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她像自己笔下的主人公那般怀疑话语的意义，怀疑“理解”是一种最终只会走向失败的尝试。她把自己拼命咽下的一肚子话，全放在了小说里讲。

“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才会写出小说。虽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却传达了我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的心愿。”

对金惠珍来说，写作最终是理解他人的过程。“说不定撰写小说这件事，能助我在亲近的人面前，表现出刹那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