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青年的翻盘：成为最佳导演的他，拍透了基层女性的隐秘心

2026-03-30 12:24 内地明星 1 0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张中臣因为“保安导演”的身份为人熟知：2011年到201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时，他一边工作，一边旁听课程，最终和保安队的几个兄弟拍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电影《最后的告别》，并斩获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剧情长片奖。去年，他的第二部作品《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获得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他也成为首位摘得国内两个重要电影节展最佳导演荣誉的青年导演。

张中臣出生在皖北农村。《最后的告别》内容非常的个人化，灵感来源于他童年中一段“难以告别的记忆”：发小被患有精神病的父亲杀死，他的生活自那以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拍这部影片时，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觉得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拍电影，所以有一种“把所有东西放在一个锅里烧了”的决绝和酣畅。

到了第二部，张中臣开始试着把镜头拉远一些，和更多的人对话。第一部里的“告别”，似乎并没有真正结束，那些童年的记忆，仍会时不时地浮现在他脑海中。只是这一次，他看到的图景从自己的母亲、奶奶、村子里的疯女人，延伸到了更多“被土地养育，也被土地困住”的农村女性身上——她们无法言说，甚至不会言说。

张中臣从小就喜欢想事情，却没有能够交流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点点找到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过程，显得格外难得。在他看来，电影像一个阀门，让“外面的很多东西”涌入了内心。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把内心那些没有形状、却始终存在的东西，让别人也感受得到。

以下是张中臣的口述。

口述｜张中臣

整理｜段弄玉

我从小就没有交流的对象

我从小就喜欢想事情，但是没有交流的对象。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的张庄村。我们县在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处，骑着摩托半个小时就能到河南芒山，两个小时到江苏徐州和山东枣庄。和中国北方的很多农村一样，我们村被一马平川的麦田包围着。我小时候会和朋友们爬到高高的土堆上，那就是最高的地方了。

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妈吵架，就躲进了柴火堆里。家里人到处找我，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真的走丢了，他们会怎么办。上课的时候，我也总爱开小差。比如会突然想，如果树倒了，树上的鸟怎么办。我还会自己编小故事。夏天的农村，我们都是睡在院子里的。我躺着看满天星星，又看到旁边的柳树，特别像一只手，就会想象它会像怪物一样把我叼走。

张中臣童年照

但我不怎么跟家里人说这些感受。我爸是个小学老师，但他很少和我们交流，可能他也觉得我们理解不了他。他喜欢写点东西，但我妈觉得他很烦，好不容易放假了，也不帮着干点活。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画面是，我爸在煤油灯底下写东西，我妈就在旁边剥玉米、剥花生，一边还不停地唠叨他。

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也很少聊天。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哥上初中；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上高中；等我上了高中，他已经离开家出来工作了。我和我姐差两岁，上同一个高中，也很少交流。不过，我姐有一段时间带着我看韩剧，我们家的小破电视总是收不到画面，她就带我去村里别人家看。我们会一起讨论剧情，说这个男的怎么能让这个女的这么受委屈。

农村都是这样的，很少有人会坐下来和家里人说，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心里在想什么。很多想说的话，最后都不会说出来，就一直憋在心里。但每个人都是有情感的。平时可能看不太出来，但一旦压久了，出来的就是很极端的事情。

村里的小路（受访者供图）

我对这种“压抑”的理解，来自很早的一段经历。小学三年级时，每天上学前我都会去发小们的家里走一圈，喊他们一起上学。但去到一个发小家的时候，他家院子里围了很多人，他的父亲被绑在院子里的一颗梧桐树上，身上全是血。后来，我妈才告诉我，发小和他弟弟都被他爸杀死了。他爸有精神疾病，在他们熟睡的时候用斧头劈死了他们。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在那之前，我整天跟他们在一起玩。哪怕日子苦，吃得不好，但大家吃得都差不多，玩得也差不多。从那天以后，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很复杂，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村里也变了，之前我们晚上睡觉都是不关门的，但发生这件事之后，大家都觉得很不安。

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完蛋了

五年级的时候，我妈想让我小升初考得好一点，就把我送到了一所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那时候没有校车，从我家到学校得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所以我十天才回一次家。

现在我想起来那个学校都觉得很魔幻。学校是几个村民筹资办的，校舍都还没建完，我们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教室没盖好，我们考试就把桌子和凳子拉出去，在麦田里面考。没有食堂，我们就拿着自己带的缸子去打饭，蹲在地上吃。宿舍也没有窗户，冬天的时候，我们只能拿塑料袋糊住，风一吹哗哗直响。一个宿舍大概有二十张上下铺，床和床挨得很近，老师就睡在门口。我们想聊会儿天也不行，老师听到就会拿尺子抽我们。

我的性格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的。学校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同学没了，在村里一起玩的伙伴也没了。我变得很孤僻，不爱和人交流。

上了一个月，我妈来看我。她进不来，只能隔着铁门跟我说话。我实在太想家了，就在那儿哭，急得直跺脚，把地都戳出一个窟窿来。我妈看我这样，也在铁门外哭，说，那咱不上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妈因为我哭。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跟我妈说，学费都交了，还是上完吧。我在那个小学待了一年，成绩很好，上了县里的初中。

那个初中只有县城户籍的孩子能正常入学，非县城户籍就得交借读费。所以我们这种就叫借读生，也住宿在学校。县城的孩子叫走读生，每天骑着自行车来上学，穿的也是运动鞋。那种差别特别明显。我也特别害怕我爸妈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他们穿的是那种粗布衣服，一看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每次我都是低着头，但又不敢跟他们说你们别来了。

生活的村庄（受访者供图）

到了班里，我的成绩也就是个中等水平。我一开始也想好好学，但就是赶不上人家。我就开始玩游戏，游戏厅里的老虎机这种。到了高中，我就彻底不学了。

高考完以后，因为我哥在北京打工，我就想去看看，也是想逃离一下。我哥把我领到大兴他工作的地方，鸟巢、天安门都没看到。那个地方和我们村差不多，我们有老乡开了一个小作坊，做肯德基送餐用的外卖包，我就在那里干了两个月活。

我在北京查的高考分数，查完我借了个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我跟他们说考得很差，反正我也不想上学了，想出来打工。听到我妈在电话那头哭，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人生完了。我爸平时不爱说话，但那次他说得比较多。他说，我之前没求过你什么事，但这个学你一定要上。

就这样，我来到西安一所技校。学校里有车间，要学模具制造。就是给你一块铁，先画图纸，再根据图纸把它磨成一个螺丝钉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我连图纸都不会画。别人做得特别精致，我做出来就毛毛糙糙的，根本不像个东西。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就继续玩和朋友瞎混，去网吧包夜。

当时没有人跟我聊过未来的事。大家只会说，这个工厂待遇不好，下次找个工资高一点的。我也没时间去想别的，因为工作很累，每天就是不停地重复，脑子都是懵的。一有休息时间，就只想放松。

毕业以后，我去了安徽芜湖的一个工厂，做空调里的滤网。我每天早上在小饭馆吃早饭，碰到的全是工厂区的工人。有的是租房住，有的是一家人都在这边。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未来可能就是那样：结婚了，有了孩子，最后孩子可能还在工厂里。就这么待了一年，我开始想，我以后也会这样吗？当时我哥在qq上联系我，问我要不要来北京。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他是鼓励我的，没有说“你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

走的时候，我们车间主任还想挽留我。他跟我说，你有技校文凭，很有前途，好好干，几年就能当小组长，以后能像他一样当车间主任，有一个带空调的办公。但我当时只想先离开那里。至于离开之后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阀门被打开了

那是2011年。我哥在电影学院当保安，他一直有个电影梦，在学校蹭课。我就住进了他的保安宿舍。那时候我还没上班，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西土城地铁站出来有个小月河公园，我就经常坐在那儿发呆。

我哥让我去电影学院蹭课。那个老师一上来就把灯关了，开始放电影，放的是李安的《喜宴》。放完以后，老师再分析。我一下就觉得挺有意思，它不是老师出题、你做题。我没完全听懂，但听进去了。我哥就给我办了保安入职手续，一个月1000块钱工资，包吃住，还能去听课。

北京电影学院保安时期的张中臣（受访者供图）

第二年，电影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招生。那时候保安队里有很多人都去报，一年学费3500块，也不贵。我就想着，要不我也去上一下，也是随大流。我考上了，之后就有作业了。比如写个短片，找几个同事，就能把它拍出来。刚开始拍得不好，但拍了两三部以后，就觉得慢慢有点像个东西了。也会去干场务，看人家在现场怎么弄。

张中臣剪辑的作品。（图源：《这个女人》剧照）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每天脑子都在被不停地“冲洗”。以前脑子里想问题很简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后来看了很多电影，发现事情不是只有正反两面，它有很多层。像侯孝贤、贾樟柯，他们影响我的，不是怎么拍电影，而是让我知道，电影主角不一定非得是高大上的人物，村里的一个人，也可以成为电影的主角。

在电影学院的那几年，像是打开了我脑子里的一个阀门。

在接触电影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创作，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很多东西都放在心里，但又说不清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看了很多电影，我发现，外面的很多东西也能进到我脑子里来了。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把自己内心那些没有形状、但又一直存在的东西，让别人也感受得到。

在电影学院，我们有一门剪辑课。剪辑特别像打游戏，游戏就是一个鼠标五个按键，剪辑也主要靠这些操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能弄，就开始做剪辑的活儿。最开始是剪自己的短片。也有同学拍了短片没人剪，我就帮他们剪，他们请我吃顿饭。后来我哥有个朋友找剪辑助理，我就去了。在剧组，我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左右，工资一天150或者200元。我主要的工作是“合板”。一个镜头拍完，声音是声音，画面是画面，你得把它们对到一起。这跟在工厂干活有点像，我天天盯着屏幕，眼睛都花了。

但也有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做完“合板”，偶尔也能剪一点戏。那种感觉就像变魔法。本来一场戏拍出来其实挺平的，但你可以通过蒙太奇，把情绪渲染出来，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甚至某种程度上“欺骗”观众。

《最后的告别》剧照

2016年，我认识了一个对我特别重要的人。他之前是香港很有名的剪辑师，姓彭，后来做电影导演，当时他在广州监制一部新片，招剪辑师。进组之后我才发现，整个剪辑部门就我一个人。第二天他们就让我粗剪当天拍的戏，而且还是一场重场戏。我从清晨开始转码、合板、分场、粗剪、精剪一直到天黑，饭都没吃。但我整个人特别兴奋，因为我终于能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剪一场戏了。最后剪出来，他们也很满意。

杀青以后，我就准备收拾行李离组了。但彭导让我别走了，留下来跟他一起做精剪和定剪。后来剪辑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怎么铺音乐，怎么做蒙太奇。后来他在内地拍的片子，很多都是我剪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剪完那个片子以后，我回家过年了。其实我成年以后，反而越来越不喜欢回家过年。因为每次回去，总会有人开着自己的车回来，而我和我哥还得搭老乡的车，心里会有点自卑。

但那一年不一样。那天我妈给我炒了两个菜。正吃着饭，我突然收到导演的微信，说年后再来广州，我们要拍个新戏。我当时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可能能在北京生存下来了。本来冬天的农村特别冷，我们家灯泡也很暗，但收到那条短信以后，我突然一点都不冷了。

从2016年到2018年，我剪了很多电影，成长也特别快，我渐渐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完成一部电影了，虽然还不知道能不能拍好。那几年，我们保安队出来的这些哥们儿，也都在慢慢往前走。有人在广告公司做制片，有人在后期公司做剪辑，也有人放弃了考研，去拍自己想拍的纪录片。大家有时间就聚在北京。看到他们在成长，我自己也会有动力，而不是那种一个人闷着头、吭哧吭哧地干。

张中臣在FIRST青年影展的颁奖礼上

拍第一部戏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我想，如果这次弄不好，那就真的是最后一部了。因为我知道，等过了30岁，有了家庭，有了现实生活，我们就不会再那么愿意为理想买单了。

她们被土地困住

我的第一部片子拍的是我的童年记忆。我在学校看了很多导演传记，知道创作首先要找一个离自己生命体验近的东西，这样才不会飘在空中。但那时候，我其实是没有经验的，不知道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更别说发行这些事，只想着先冲一个出来。因为压力太大了，我就总想着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像是把它们全都放进一口锅里，一起烧起来。

但到了第二部《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我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资源上也有了变化，就会想，能不能把自己放远一点，更理性、更客观地去尝试一些东西。我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而是想邀请更多人来关注这些群体。

《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剧照

我很早就想拍一个关于我妈的电影。我从小和我妈的关系比较近。并不是我妈对我很好，而是因为我妈主导着我们家的大小事，从农村的红事白事，到日常关系的维护。我爸的生活技能就比较弱。我爸妈是相亲认识的。一开始，我妈有点不太愿意嫁给我爸。但因为我姥爷坚持，他觉得我爸很老实，又是个教书的，她才嫁过来。

我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我小时候成绩好，我妈特别想让我考个好大学。她总唠叨我，如果我去玩游戏，成绩下滑，她会让我下跪惩罚我，她自己也在旁边偷偷哭。因为对农村人来说，面子很重要。到后来我没考好，我妈可能也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也一直觉得，很久没有电影真正去展现农村女性了。可能大家印象里的，还停留在《秋菊打官司》里的那种女性形象。有一段时间，大家对刘小样讨论得很多。我也并不想拍一个“刘小样”那样的电影。像刘小样这样的人，在农村其实还是很少的。她有很强的表达欲，也有表达自己的方式，所以观众能很直接地感受到她为什么想逃离，她的困境在哪里。但更多的农村女性，其实是说不出来的。

我想拍的是在日常劳作中的女人。她们有自己的情感困扰，但不一定会跟谁发生那么激烈的对抗。像我妈，她不会有那么多明确的想法，但我能感觉到，她过得不舒坦。甚至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讲不出来。

《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剧照

我们村里有个女的，年纪跟我妈差不多。后来她跟村里一个男的私奔了。我电影里的红梅就和她很像。她丈夫外出打工，她一个人在家，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劳作。虽然红梅被局限在那个空间里，但她是有情感、有欲望的。所以她和那个电工之间会发展出感情。只不过，他们不能在村里公开表现出来，只能通过“电流”的方式，比如收音机里的祝福，或者家里停电了红梅去找电工，在电线杆底下见面，去维持那种连接。

电影里奶奶的角色是按照我奶奶写的。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在县城上学，我爸妈都没有告诉我。等我放假回家，看到家里插着那些白事的东西，才知道她入土都已经一个礼拜了。在我的记忆里，奶奶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家里的床上。她和我叔叔一家一起住，我叔住主屋，他们住偏房。她那个房间总是很暗，很深，角落里有一扇关着的小窗户。她就坐在墙角，半倚着墙。走进去，最先看到的就是她的脸。

奶奶说话很温柔，对我也很好。我去爷爷家玩，我爷爷一般不会特意给我吃的。但奶奶会偷偷跟我说，好吃的藏在什么地方，让我自己拿芝麻糖之类的吃，还会叮嘱我说，不要让你爷爷看到。我把这些很微妙的情感都放在了电影里。

我还把“疯女人”放在了电影里。我有个同学的妈妈就是这样。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路过他家，经常能看见他妈妈在路边，光着上身，端着碗吃饭，头发乱糟糟的。他从来不认他妈，觉得丢人。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他妈。

《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剧照

拍摄前，在农村看景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个疯女人。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穿着一条黑色的大棉裤，上身却是一件特别薄的短袖，非常地“混搭”。她抱着胳膊站在路边，开始讲自己的事情。她告诉我们，她是外省的，有两个孩子，还带我们去她家里坐。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她知道我们在拍电影，就特意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她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白色短袖，领子上还有黄色绣花，在村子里特别耀眼。后来片子里“疯女人”的一些造型，就是按她的感觉来的。

我觉得，在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长大的孩子，都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土地像大地之母一样，在四季变化之中孕育了麦子，孕育了一切。那些女性也一样，她们不停地播种，不停地吃饭，也不停地这片土地上生育孩子。她们被困在这个地方，但也是这个地方养活着她们。她们都想逃离麦田，但又在麦田里迷了路，逃不出去，因为四周全是麦子，你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

如果我没有当保安

和很多项目一样，我的两部电影，都是先筹到前期的钱就开拍了。到了后期，剪辑这块儿我自己还能处理，但调色、声音剪辑、做物料、做DCP、做字幕，这些都得花钱。那时候是2020年，我把身边能问的人几乎都问遍了，没人能给我钱。后来我只能先去工作，又重新做回剪辑师，才一点点把电影做出来。

《最后的告别》剧照

虽然《最后的告别》得了奖，但第二部电影前期融资依然很困难。第一部获奖以后，确实有不少项目来找我，但大多都是比较浮夸的商业类型片，不是我喜欢的方向。所以我们还是只能先一点点凑钱，有的是个人投的，有的是行业里的人，一人出一点，把能支撑40天拍摄的钱凑出来，就先开机了。因为我不想等。片子里有麦子，有麦田的变化，所以必须在四月底到六月初之间拍完。今年不拍，就只能等明年。

不过第二部拍完之后，项目创投走得还算顺利。我们拿着样片去了北京、金鸡、浙江的创投，加上两位监制的帮助，一点一点把后期的钱凑齐了。说实话，这份工作也慢慢改变了我的性格。我还记得，2020年我们第一次去平遥电影展的创投，《最后的告别》制片人带着我去敬酒。我拿着红酒杯，准备给人家鞠躬，结果一低头，酒一下子全撒在地上了。我当时特别尴尬。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去这种场合我都会躲在角落里。但我其实是个很现实的人。为了让项目顺利往下走，我会觉得，有些事情你就是必须去做，必须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