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中环的餐厅玻璃映着非典时期的口罩海洋，张国荣把鸭舌帽压到最低，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仍坚持替老友斟茶。三小时后，他留下一句“替我开车窗，别闷着”，转身赴死。很多人以为这是“想不开”，其实他的大脑早被血清素掏空，像手机电量掉到1%，连“活下去”的图标都刷不出来。
2002年11月，他第一次爬出鬼门关。胃酸倒流灼坏了声带，录音棚里一遍遍“再来”变成“算了”，完美主义者听见自己的声音漏风，比刀割还疼。幻觉跟着来：舞台灯变成猛兽，观众席伸出无数手要扯他入黑暗。唐鹤德说，那晚他抱着张国荣，像抱着一片湿透的羽毛，轻得吓人。
港媒的嘴更毒。长发、裙装、高跟鞋，他们喊“贞子”“人妖”，把艺术造型剪成鬼图，贴在狗仔封面。同性恋身份是第二道锁链，狗仔队24小时蹲守“捉奸”镜头。他得在镜头前笑，笑完回后台干呕。那不是脆弱，是持续两年的“社会性鞭刑”，再硬的骨头也被抽掉骨胶原。
最后一顿午餐，他劝设计师老友“治不了就吃安眠药吧”，语气像在聊茶位费。出门时却记得提醒“非典啊，开车窗”。求死与惜人，在抑郁的脑回路里并行不悖，像两列对开的高铁，把他撕成碎片。跳楼不是浪漫，是病理期的“断电”按钮——当幻觉把24楼看成出口，肉身只能跟着错位的地图走。
二十一年后，仍有人把抑郁当“情绪感冒”，劝人“看开点”。可张国荣的遭遇写明白了：这不是“想开”，是“脑开”——血清素、胃食管、舆论场，三重绞索同时收紧，再亮的星也缺氧。别再问“他什么都有为何还抑郁”，该问的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抑郁当骨折，不逼患者原地跑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