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除夕夜，千家万户围坐在电视机前，遥控器基本用不着频繁更换频道，因为那一年的春晚节目，几乎成了“赵本山时间”。就在那台晚会的舞台上，一个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中年男人，冲着台上的“范老师”喊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现场一下子炸开了，掌声持续了很久。

这一幕，被很多人牢牢记在心里。看似是小品中的一句台词，却意外撞上了时代情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工厂工人经历下岗潮，城市和乡村都在剧烈变化，很多普通人心里多少有些茫然。在那样的背景下，有人能堂堂正正地把“劳动者”三个字放到舞台中央，亮出态度，不得不说，颇有点味道。

要理解这句“最美的人”，离不开赵本山这一路走来的命运，也离不开东北喜剧小品背后的那群写故事的人。

一、从西丰戏台到春晚：一个“二人转演员”的逆袭

时间往前推十六年，1981年的辽宁西丰县，赵本山还只是县剧团里一个并不起眼的二人转演员。那时的他，名气谈不上，收入一般，还要四处跑场子谋生活。舞台小，观众也就那么一片，谁也想不到，他以后能站上全国最受瞩目的舞台。

转折点出现在这一年。剧作家崔凯为他写了一个新戏《摔三弦》。故事很简单，赵本山饰演盲人张志老汉，靠拉三弦谋生，人物憨厚倔强，一口地道东北话，把台下观众逗得前仰后合。那次演出之后，“赵本山”这个名字，在东北民间一下子就传开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戏曲舞台，多少还带点“高高在上”的腔调，而崔凯笔下的人物，全是锅碗瓢盆、烟火气十足的普通人。赵本山演起来，别提多顺了。那些土得掉渣的词儿，到了他嘴里，不但不“掉档次”，反而活灵活现。这种结合，让他很快在东北闯出名堂。

不久，他被相声演员姜昆注意到，有机会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90年首登春晚开始，赵本山像是被按了“加速键”。《相亲》《小九老乐》《牛大叔提干》《老拜年》……每隔一两年就有一个新小品火遍全国。很多人家里，过年时电视一响，听着他那股东北腔，心里的年味就回来了。

但在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他始终没离开那个最熟悉的群体——农民和底层劳动者。无论是徐老蔫、牛大叔，还是后来《红高粱模特队》里的“老赵”，本质上都是一个群像：文化不高，却能吃苦；嘴上抹不住油，却讲情义；有小算盘，也有大善良。

二、“低俗”之争背后：谁在为农民说话

随着赵本山越来越火，质疑的声音也跟着来了。有些人不太客气，说他的小品“低俗”“庸俗”，又爱扣一个帽子——“丑化农民”。理由大多是：人物说话粗，装扮土，行为有小聪明，和人们心目中被美化过的“新农民”形象差别太大。

问题在于，赵本山演的是生活里真实的农民，而不是宣传画里的“标准模板农民”。他敢把农民身上的小私心、小缺点摆上台面，但也从不把他们往“坏人”方向去塑造。恰恰相反，他演的这些人，既贪点便宜，又不失善良；嘴碎爱占点小便宜，却在关键时候能豁得出去。

《牛大叔提干》就是个典型例子。那是九十年代初的小品，专门拿基层公款吃喝的习气开刀。赵本山饰演的牛大叔，抓住提干机会，紧跟办公室“潮流”，一边跟着吃吃喝喝，一边又满心困惑。小品播出后，引起反响不小，一些基层干部还专门找到编剧崔凯，说乡镇干部“身不由己”，希望他以后别总盯着基层写。

崔凯只能苦笑着解释：喜剧有体量限制，写更高层级的东西，不太可能在当时的小品舞台播出。这句“不能写比乡政府更高的级别了”，多少带着点无奈，也透露出一种态度——能写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但对现实问题不绕着走。

不少观众其实是从赵本山的小品里第一次“看见”农民。不是课本里的农民，而是会和人争一点地皮、会砍价、会算账，也会被人忽悠的活人形象。有人看完笑，有人看完不舒服，这本身就说明，作品戳到了某些人的敏感点。

有人曾经质问：“你非得把农民演得这么土吗？”如果把这话放在九十年代的社会语境里，其实暴露的是另一个问题——很多人习惯用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农村。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农民把话说得又直又冲，还敢对城里人懵里懵懂的“新观念”提出质疑时，心理难免有些别扭。

赵本山没有在公开场合做太多理论解释，他用角色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物可以土，可以有局限，但绝不能没有尊严。在这一点上，《红高粱模特队》站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三、“红高粱模特队”的来龙去脉：从皮口镇走上春晚

《红高粱模特队》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末的观众中非常熟悉。很多人只记得赵本山领队、范伟当教练，台上一顿吵吵闹闹，却未必知道，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一次“下乡体验”。

1996年，崔凯和赵本山一行人到大连皮口镇体验生活。皮口在辽东半岛东南部，改革开放之后，抓住机遇发展服装产业。原本只是几个家庭妇女的小缝纫社，经过十几年打拼，竟然发展成服装集团，产品远销海外。

最吸引崔凯目光的，不是厂房机器，而是一个简陋却热闹的“宣传队”。队员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女工，年龄参差不齐，一身自家工厂生产的衣服，排成队，在院子里走“模特步”。动作谈不上专业，甚至还有点僵硬，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自信，走得特别认真。

当时有位老太太，是这个集团的董事长，她笑着介绍这些“模特”，言语间既自豪又朴素。她说：“咱以前下地干活，现在自己做衣服，自己穿，得走给别人看看。”崔凯和赵本山看着这群“土模特”，被这种状态燃到了。那一刻，农民不再只是“种地的人”“打工的人”，还是站在聚光灯下展示自我、对着世界微笑的一群人。

从皮口回来后，崔凯有了写《红高粱模特队》的想法。故事雏形很快成形：村里办了个“红高粱模特队”，要进京演出，由赵本山饰演的乡村“土教练”带队。为了提高“专业水平”，专门从城里请来一个模特教练，由范伟扮演。一土一洋，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和观念，碰撞在一起，矛盾自然就来了。

范伟扮演的“范老师”讲究的是专业技术：体态、步伐、眼神、节奏，一板一眼，满嘴专业术语。而赵本山这一边，嘴里挂着的是“咱是农民”“咱是劳动模特”，他强调的是身份、是出身、是“从地里走出来”的那份踏实劲。两人排练几场，火药味越来大。

有一段排练情节，范伟急了，说出一句：“劳动和美是两码事！”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中，代表了一部分“城里人”的思路——劳动可以辛苦，可以值得尊重，但“美”，似乎应该是舞台上那种高高在上的、光鲜亮丽的样子。

赵本山当场就顶了回去：“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人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这段对话如今读起来，仍然有股劲道。这不是为了抖包袱而设计的“金句”，更像是一个几十年下地干活、赶场子演出的人，对生活做出的本能反应。

台下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好一阵。有人笑着鼓掌，有人一边笑一边点头。那一刻，小品里的“戏”和台下的“现实”，意外地合上了。

四、“时代最强音”的背后：九十年代的情绪与赵本山的选择

很多年后再看1997年的那台春晚，会发现它有很鲜明的时间印记。那一年，香港回归刚刚过去半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九七”这个大节点。与此同时，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这些实际问题，正挨个敲着每家每户的门。

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者的地位有点尴尬。一方面，社会普遍强调“知识”“技术”“市场意识”；另一方面，真正支撑社会运转的，还是那一大批默默干活的普通人。有人在厂房里操作机器，有人在工地上扛钢筋，有人在城郊送菜进城，有人在乡村里守着土地。这些人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很少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占据主角位置。

赵本山没有去写什么宏大叙事，他只是把视线一直盯在那群最熟悉的人身上。《红高粱模特队》看似讲的是一个村里的模特队，其实讲的是一个时代里农民的“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满足于只被当成“劳动力”，而是要站上舞台，穿上自己缝出来的衣服，堂堂正正地走一回，让别人看看，也让自己看看。

有意思的是，赵本山扮演的“农民教练”，既不排斥城市文化，也不卑躬屈膝。他会向范伟请教模特步，也会在观念冲突时，坚持“农民不丢人”的底线。那句“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其实是把这条底线说穿了。

从创作角度看，《红高粱模特队》特别“主旋律”。它没有去挖掘阴暗面，也没有专门制造惊天大矛盾，而是通过喜剧方式，在舞台上给劳动者一个正面的、光荣的位置。这种做法有点“拐弯”的意思：不用口号，用笑声；不用说教，用人物冲突，把想表达的东西自然带出来。

不少人批评赵本山“接地气过头”，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的“主旋律”，并不意味着全是高音，也可以从低处唱起，贴着土地，把普通人的故事讲透。这一点，崔凯这样的编剧功不可没。他善于从生活细节里“抠”出戏来，又能控制分寸，不刻意拔高，也不随便贬低。

赵本山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决定了他对“劳动者”三个字的态度。年轻时跑场子、扛行李、搭台子，都是亲力亲为。他最熟悉的，就是那些在雨雪天里仍然走在路上，为了一点钱四处奔波的身影。一个长期在大众文化最前沿打滚的人，却坚持把自己定位在“农民演员”“二人转演员”，这一点，并非随口一说。

1990年他第一次上春晚时，已经33岁；到了1997年演《红高粱模特队》时，已经四十出头，正是一个人经历、阅历最丰富，思考最复杂的阶段。那时候的赵本山，不再是只会拼命逗乐的喜剧新星，而是逐渐带着自己对时代、对普通人的理解，往作品里掺进更多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并不是临时编出来的桥段，而是他一路走来，对那些一起吃过苦、扛过活、在台下给他鼓过掌的老乡们的一句回声。这也是为什么，那句话虽然放在小品的情境里，却能跳出情节限制，被许多人视为“时代最强音”。

九十年代的春晚，不只是一个节日晚会，更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心态。赵本山和他的合作伙伴，用一部又一部小品，把农民、工人、小干部、小商贩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搬上舞台。《红高粱模特队》只是其中一块拼图，却恰好拼到了关键位置——它让人们在笑声里，再一次意识到：那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人，确实撑起了社会的底座。

从1981年西丰县的乡镇戏台，到1997年春晚的中央舞台，赵本山和崔凯、何庆魁们，围绕劳动者做文章，一写就是十几年。有人笑说他演来演去就那几类人，其实这里恰好说明，他知道自己最该替谁说话，也知道舞台上最不能缺的，是哪一群人的身影。

《红高粱模特队》之后，赵本山还不断出新作品，人物类型也在扩展，但那股“我就是农民”的劲头，并没有淡下去。九十年代末那句响亮的“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后来被许多人重复、引用，细究起来，正好概括了他那一阶段创作的核心点：让那些平日里埋头干活、不善言辞的普通劳动者，能够在舞台上抬头挺胸，哪怕只是一小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