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浩，不是那个驰骋乒坛的世界冠军王皓，也不是活跃在荧幕前的演员艺人，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曾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任职，如今早已褪去法袍、归于平凡的前司法工作人员。很多人记住我的名字，不是因为我办过多少公正的案件，不是因为我为司法事业付出过多少心血，而是因为那起在十几年前轰动全国、至今仍被反复提及的彭宇案。这个名字，这起案件，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刻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刻在我的人生里，更刻在我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里。今天，我想以一个普通人、一个亲历者的身份，静下心来，写下这些年藏在心底的话，写下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委屈、挣扎与释然。
我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做事要公道，要守规矩、讲良心。年少时的我，对法律有着最纯粹的向往，我觉得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手持天平、明辨是非的守护者。我寒窗苦读多年，顺利考入法律专业，毕业后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成为一名人民法官。穿上法袍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神圣感与使命感，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身上的法袍，对得起头顶的国徽，对得起每一个信任法院、信任法官的当事人。
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我扎根基层审判一线，每天面对的都是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民间借贷、交通事故这些看似琐碎，却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案件。基层法院的工作繁杂而辛苦，每天开庭、阅卷、调解、写判决书，常常忙到深夜，周末也很少休息。但我从未有过怨言，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我的每一次判决，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努力化解矛盾，力求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些年，我办过的案件不计其数，绝大多数都顺利结案，当事人服判息诉，我也收获了同事的认可、领导的肯定，我以为，我的法官生涯会一直这样平稳而充实地走下去，直到退休，安享晚年。
我永远忘不了2006年11月，那起改变我一生的案件，走进了我的法庭。案件的经过很简单：一位老太太在公交车站摔倒，声称是被下车的青年彭宇撞倒；而彭宇则坚称自己是好心扶起老人，还垫付了医药费，并非肇事者。这起看似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在当时的我看来，只是基层法院日常办理的众多民事案件之一，我按照正常的程序立案、送达、开庭审理，认真查阅案卷，仔细核对证据，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辩论。
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没有直接的监控录像能够完整还原事发经过，证据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作为主审法官，我需要根据现有证据、生活常理与逻辑推理，作出合法合理的判决。在审理过程中，我综合了双方的陈述、证人证言、医疗记录等所有在案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形成了内心的确信，最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作出后，我按照法定程序送达双方，本以为这起案件会和其他案件一样，尘埃落定。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会在一夜之间引爆全国舆论。媒体的报道、网络的发酵、公众的热议，像潮水一般涌向我，涌向鼓楼法院。“法官冤枉好人”“彭宇是好心被讹”“法官的判决让中国人不敢再扶老人”……铺天盖地的指责、谩骂、质疑，瞬间将我淹没。我从一名兢兢业业的基层法官，变成了众人口中的“罪人”，变成了“道德滑坡”的始作俑者，变成了让社会信任崩塌的“元凶”。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煎熬的时光。我走在路上，会被路人指指点点；我去单位上班，会承受着无形的压力与目光；我的家人、朋友也受到牵连，被人议论纷纷。家里的电话常常被陌生号码打爆，网络上充斥着对我的人身攻击、恶意诋毁，我的个人信息被扒得一干二净，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我每天都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失眠、焦虑、抑郁成了常态，我甚至不敢打开电视、不敢浏览新闻、不敢面对外界的一切声音。
我无数次在深夜里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只是依法履行法官的职责，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判决，我没有收受贿赂，没有徇私枉法，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骂名？我反复翻看判决书，反复梳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我坚信，在当时的证据条件下，我的判决是基于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作出的，是符合民事诉讼裁判规则的。公众看到的，只是被截取、被放大的只言片语，是脱离了案件完整事实和法律逻辑的片面解读，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我解释案件的全貌，没有人愿意理解基层法官在证据不足时的裁判困境。
舆论的风暴愈演愈烈，为了平息舆情，也为了顾全大局，我被调离了审判岗位，从鼓楼区法院审判员，调到了基层司法所工作。编制、职级、待遇一落千丈，我亲手脱下了穿了多年的法袍，告别了我热爱的审判事业。这对我来说，是比千夫所指更沉重的打击。我热爱法官这份职业，我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司法事业，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的法官生涯。
在基层司法所的日子里，我每天做着调解邻里纠纷、处理基层事务的工作，远离了法庭，远离了法律文书，远离了我曾经坚守的信仰。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经的身份，偶尔有人提起彭宇案，我也只能沉默以对。我不敢与人深谈，不敢提及过往，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刺猬，用沉默保护着自己仅剩的尊严。那些年，我无数次想过放弃，想过离开这个伤心地，想过彻底告别与法律相关的一切，但我终究放不下心中的执念，放不下对法律最初的信仰。
我曾努力想重回审判岗位。2013年，我参加了南京中院的“法官回炉”考试，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我考出了笔试第一的好成绩，我以为，我终于有机会重新穿上法袍，回到我热爱的法庭。可最终，因为编制不符、舆情风险等原因，我失去了面试的资格，希望再次破灭。2016年，我入围了江苏高院审判业务专家遴选，2022年，我被推荐参评南京市中院“十大金牌调解员”，每一次，我都满怀期待，每一次，都因为那起案件带来的舆情影响，最终止步于公示，与机会失之交臂。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我渐渐明白，那起案件，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标签，无论我多么努力，无论我多么优秀，都再也无法摆脱舆论的枷锁。我开始接受现实，开始学着与过往和解，开始学着放下心中的委屈与不甘。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基层工作中，耐心调解每一起纠纷，用心帮助每一位群众，我想，即便不能再坐在审判席上，我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百姓做点实事，依然可以坚守内心的公道与善良。
这些年，我看着社会因为彭宇案引发的道德讨论持续发酵，看着“扶不扶”成为全民纠结的话题，看着《民法典》出台了“好人法”，明确了见义勇为者的免责条款，保护好心人的合法权益。我既欣慰，又心酸。欣慰的是，法律在不断完善，社会在不断进步，好人不再会因为好心而蒙受冤屈；心酸的是，这一切的进步，似乎都建立在我的牺牲之上，建立在我十几年的痛苦与煎熬之上。
有人说，我的判决让社会道德倒退了几十年。可我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法官，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左右整个社会的道德走向。彭宇案引发的舆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社会转型期信任缺失、道德焦虑的集中爆发，我不过是那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牺牲品。我从未想过要伤害谁，从未想过要颠覆社会的道德观，我只是在我的岗位上，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
这些年，我也遇到过很多让我暖心的瞬间。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位老人摔倒，我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连声向我道谢，周围的路人也投来赞许的目光。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我知道，善良从未消失，信任从未崩塌，人们心中的善意，从来都不会因为一起案件、一个判决而磨灭。我也私下关注着司法事业的发展，看着越来越多的法官坚守公平正义，看着法律越来越完善，保护着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2024年，我正式退休了。离开了工作几十年的岗位，我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包袱，回归最平凡的生活。如今的我，每天清晨去菜市场买菜，傍晚在小区里散步，闲暇时看看书、养养花，过着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没有了舆论的指责，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没有了世俗的眼光，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平静时光。退休金不多，够维持基本生活；生活简单，却踏实安稳。我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再纠结过往的是非，我终于与自己和解，与人生和解。
偶尔，还是会有人认出我，提起那起案件，有人依然会指责我，有人也会对我表示理解。面对这些，我都只是淡淡一笑，不辩解，不争论。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磨平了我的棱角，也让我看透了世间百态。我知道，有些误解，一辈子都无法解开；有些标签，一辈子都无法撕掉。但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曾经坚守的法律信仰。
我是王浩，一个平凡的前基层法官。我有过热血与理想，有过坚守与执着，有过委屈与挣扎，有过痛苦与煎熬。那起案件，是我人生中无法磨灭的印记，它带给我苦难，也让我成长。如今，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不问世事，不念过往，不负初心，不负余生。
我相信，公平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善良永远是人性的底色；我相信，时间会冲淡一切恩怨，历史会给出最公正的评价。而我，终将在岁月的长河里，归于平静，安度晚年。
我是王浩，这就是我的故事，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