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杨帆2007年入职,在央视工作19年依旧是台聘合同工 他连续6年登上春晚舞台,却始终都在分会场,不少人为此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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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20度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杨帆裹着厚重的定制羽绒服,对着镜头咧嘴一笑,哈出的白气瞬间在冰雕背景前散开。 他扯着嗓子喊:“都说东北人抗冻,可这零下20度的风刮脸上,感觉像在给皮肤做‘冰疗SPA’! ”搭档姜多在一旁捧哏,两人一唱一和,愣是把严寒刺骨的户外直播,搞成了热气腾腾的东北大炕唠嗑现场。 弹幕里刷过一片“帆哥稳了”、“这才是真正的硬核春晚”。 可你知道吗? 这位被网友称为“分会场定海神针”、第六次坐镇春晚地方舞台的“老将”,在央视大楼里,至今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 他2007年签约进台,干了快十九年,身份栏里写的还是“台聘”——说白了,就是合同工。

这事儿听着就离谱,对吧? 一个在国家级电视台上活跃了近二十年的熟脸,主持过《黄金100秒》、《越战越勇》这些收视不错的节目,观众缘好到爆,怎么就连个“铁饭碗”都端不上呢? 更扎心的对比在后面。 杨帆曾经在节目里自嘲过自己的收入,基本工资一个月就一万块钱左右。 而比他成名晚、资历看似更浅的尼格买提,月薪是一万二。 同样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一个在零下20度的哈尔滨冻得直哆嗦,一个在温暖如春的北京主会场稳坐C位;一个拿着合同工的月薪,一个享受着编制内的年薪和福利。 这同工不同酬的滋味,搁谁身上不咯噔一下?

有人说,杨帆上不了主会场,是能力不行。

可你去看他主持的《黄金100秒》,现场气氛调动得那叫一个火爆,收视率经常能打榜。

他那种东北人自带的幽默和亲和力,在需要观众互动的综艺节目里是绝对的加分项。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们不妨掰开揉碎了看看,拦在他和北京主会场之间的,到底是几道什么样的门槛。

第一道门槛,看不见摸不着,却坚硬如铁,叫“身份”。 央视的用人机制,是一本厚厚的、充满历史痕迹的账本。

1994年,央视下发了一份《中央电视台关于从台外聘用人员暂行规定》,这被视为台里聘用制改革的起点。

为什么是1994年?

因为前一年,《东方时空》开播了。

这档日播新闻杂志节目需要大量新鲜血液,但当时央视受制于事业单位编制冻结,正式员工名额增长缓慢,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

只能从台外招人,用栏目自己创收的钱发工资。 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这些如今如雷贯耳的名字,当年都是这么以“台聘”身份进来的。 他们干着最核心的采编播工作,却一度连台里的公费医疗、职称评定都没资格享受。 老台长杨伟光后来回忆,当时人事部门甚至想给这些聘用人员定280元的月薪,跟清洁工一个标准。

这种“双轨制”从此在央视扎下了根。 事业编制是金字塔尖,解决北京户口,享受最丰厚的福利;台聘次之,待遇向编制看齐,但没有户口;再往下是企聘(劳务派遣)和项目制用工(临时工)。 到了2003年,央视台本部9500多人里,正式编制职工只有2500多人,编外人员高达7000人,占比超过73%。 杨帆2007年进去的时候,编制通道已经收得非常紧了。

他赶上了央视用人市场化改革的尾巴,却没能挤进那扇越来越窄的“转正”大门。

春晚主会场,作为总台最高规格的荣誉舞台,在用人上有一套不成文的“安全逻辑”:优先考虑根正苗红、身份稳妥的编制内核心主持人。 这不是明文规定,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尼格买提、撒贝宁等同辈早已进入核心序列,手握顶级资源和晚会优先权。

杨帆缺少那张编制“入场券”,就像少了打通任督二脉的那股真气,业务能力再强,也很难突破那层透明的天花板。

第二道门槛,关乎“风格”,或者说,是某种特定的“舞台气质”。 杨帆的标签是什么? 接地气、有梗、暖场王、人来疯。 他能唱能跳能模仿,擅长把现场观众的情绪瞬间点燃。 这种特质在《黄金100秒》的综艺舞台上如鱼得水,但放到春晚主会场那方寸之间,在导演组眼里可能就变成了“不确定因素”。 主会场面向全球直播,要求的是零失误、稳重大气、家国情怀。 任鲁豫负责压轴镇场,声音浑厚,气场十足;撒贝宁负责机智救场,插科打诨但分寸感极强;尼格买提负责温润衔接,笑容亲和,如沐春风。 这三个人经过多年磨合,已经形成了一套严丝合缝的“铁三角”范式。 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接话,都像精密仪器咬合的齿轮。

杨帆那种略带“野性”的活泼和即兴发挥,在这种追求绝对安全的体系里,反而成了“潜在风险”。 导演组要的是“不出错”,是精准执行流程,而不是“有惊喜”。 你让一个习惯了在分会场跟老乡唠嗑、带着观众起哄的主持人,突然收紧笑容,字正腔圆地念出那些承载宏大叙事的串词,他自己别扭,导演组更不放心。 所以,不是杨帆的风格不好,而是他的风格与主会场那套运行了多年的“庄重范式”不匹配。 他的舞台在更需要烟火气和在地感的分会场,在那里,他的东北式幽默不是风险,而是最好的融合剂。

第三道门槛,最现实,叫“阵容固化”。 任鲁豫、撒贝宁、尼格买提的“铁三角”已经稳了多少年了? 观众都习惯了。 他们分工明确,默契无间,几乎没有给外人留出插足的空间。 杨帆的定位,与撒贝宁的机智、尼格买提的亲和都有重叠之处,但又缺乏他们那种在核心圈层里长期浸泡出来的独特辨识度和不可替代性。 更残酷的是,后面还有追兵。 龙洋、马凡舒、刘心悦等新生代女主持人已经陆续进入主会场阵容,她们年轻、有活力,正在瓜分本就有限的黄金席位。 杨帆卡在中间,前有稳固如山的前辈,后有势头凶猛的新人,突围的难度可想而知。 2025年他主持央视元宵晚会时,被一些评论认为“有点紧张,台风不稳”,这或许也被导演组看在眼里,成为了求稳心态下的一个佐证——与其冒险用一个风格跳脱的“合同工”,不如继续使用配合娴熟的“自己人”。

杨帆的处境,并不是央视个例。 就在2026年2月1日,比杨帆资历更老、主持《今日说法》长达十一年的李晓东,用“毕业”一词轻描淡写地告别了央视。 他在视频里感谢平台的培养,语气平静。 但知情人士透露,李晓东在央视的身份也是“签约主持人”,并非编制内员工。 这位在电视上为亿万观众普法、理性形象深入人心的“国脸”,同样没有许多人想象中那样牢不可破的“铁饭碗”。 他曾在2025年底自曝在停车场遭遇“豪车卖茶”骗局,花了1000元买了劣质茶叶,事后还推动警方破获了相关团伙。 离开央视后,他被拍到在西安街头拎着塑料袋买菜,晚上在抖音直播间讲解法律案例,在线人数两千左右。 有网友问他是不是被开除了,他笑着回答:“合同到期,体面分手。 ”

李晓东的“毕业”,和杨帆的“坚守”,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照见了中年媒体人在传统体制内的某种现实。 编制是一座围城,城里的人可能像李晓东一样,在合约到期后选择去更广阔的天地探索个人价值的另一种可能;城外的人像杨帆,依然在等待,或者用行动证明,即便没有那张纸,也能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极致。 他们的故事,串联起一条从1994年聘用制改革开始的时间线。 那一年,央视因为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打开了编制外用工的闸门,吸纳了无数像当年白岩松、水均益那样的优秀人才。 他们撑起了央视黄金时代的半边天,却也从此让“身份”差异成为这个庞大机构内部一道深刻的烙印。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台聘”前辈们大多已功成名就,或转正,或离开。 而后来者如杨帆,则继续行走在这条历史路径形成的轨道上。 他的月薪一万,他的六次分会场,他的合同工身份,都是这条轨道上清晰可见的刻度。 当我们为杨帆感到不平时,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不平? 是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得不到所谓的“正式承认”? 还是为一种延续了数十年的、基于身份而非纯粹能力的评价体系?

或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看看杨帆所在的“分会场”。 那里真的只是“次级舞台”吗? 哈尔滨零下20度的严寒,复杂的户外机位,嘈杂的环境音,这些对主持人的体能、抗压能力和临场应变都是极限考验。 杨帆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念稿,他得快速融入当地文化,扮演好“城市导游”和“情绪调音师”的双重角色,用他的热情去对抗物理上的寒冷,把地方特色转化为全国观众都能感知到的年味。 2024年沈阳分会场,他在工业博物馆里喊出“咱东北人过年就得有这股子热闹劲儿”;2026年哈尔滨,他带着观众在冰雪大世界里看无人机编队表演,被搭档惊呼“这哪是主持,简直是在冰雪王国开派对”。 这种能力,这种在极端环境下依然能创造欢乐、凝聚气氛的本事,难道不是一种更稀缺、更生动的专业价值吗?

观众用脚投票,弹幕里“全场最佳”的评价,网友“这回对了”的感慨,都是最直接的认可。 在央视内部,他可能因为身份和风格被定义为“分会场专业户”,但在观众心里,他早已是那个不可或缺的、能把任何地方都变成“主场”的杨帆。 他把每个分会场都当成最终舞台来拼,从四川凉山的高原到武汉黄鹤楼的江风,再到哈尔滨的冰天雪地,次次圆满完成任务,用十九年如一日的稳定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定海神针”的江湖名号。

这份来自市场的信任,有时候比一纸编制更有分量。

杨帆的故事,像一部漫长的职场纪实片。 它不急于给出结局,也不渲染悲情。 它只是平静地展示一个事实:在一个庞大而历史悠久的系统里,个人的职业轨迹如何被时代的浪潮、制度的惯性、集体的审美以及偶然的机遇所塑造。

他有他的无奈,比如那道身份的门槛;他有他的错位,比如那套庄重的范式;他也有他的幸运,比如找到了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战场。

当李晓东选择“毕业”去开启新副本时,杨帆选择继续在原有的地图上深耕,把“分会场”这个标签,做到无人可以替代。 这何尝不是一种活法? 编制不过是个壳,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在事业单位肌体上的一个特殊印记。 而真正的本事,是无论有没有这个壳,都能让自己的专业价值闪闪发光,被需要,被记住,被观众真心实意地喊一声“帆哥,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