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对梁家辉而言是个伪命题。「我一天不躺平，你们也不能选择躺平。」说这句话时，他扫了在场每一个年轻人的眼睛。

文｜赖祐萱

编辑｜

槐杨

摄影｜

邵迪

化妆｜

康凯

发型｜胡子维

制片｜

YouMi工作室

美术｜

橡皮山工坊

服装造型｜

April瑶

「这样就对了」

阁楼的高度只有1.2米，两个老人在此搏斗了八天。这是电影《捕风追影》的片场，为了制造压抑感，制片组在摄影棚里搭了这个夹层。正常成年人进去必须低头，而六十七岁的梁家辉和七十岁的成龙，要在这里完成一场终极对决。

两人无法站立，他们只能蹲着、跪着，或是趴在地上扭打，最激烈的时候，刀尖距离喉咙只有两指宽。成龙的膝盖带着旧伤，梁家辉的腰伤复发，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所有借位技巧都失效了，他们只能肉搏。

一场2分15秒的戏，拍了八天。那八天，只要导演喊「卡」，四名工作人员就会冲上去，像抢救伤员一样把两个人架出来。那一刻，他们不再是电影明星，只是两个随时可能骨折的老人。在被工作人员从那个狭窄的阁楼抬出来时，有一次，旁边正好有个垃圾桶，梁家辉对着桶直接吐了。

梁家辉以文戏著称，他似乎能调用脸上的每一丝肌肉，去表达角色的状态与情绪，但在《捕风追影》中，他奉上了许多场精彩的打戏片段。他说，疼痛是有的，但灯光一亮，肾上腺素盖过疼痛，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打得好看。搭档成龙给了他很多的精神支持，这么多年他们仍在电影行当里，没有离开， 「他要一入戏的话，他啥都可以，确实他比我更神经病」，梁家辉说，那他也要继续打下去。

图源电影《捕风追影》

收工后的夜晚，疼痛会反扑。梁家辉通常是被抬回家的，他陷进床里，像一滩泥，有时候连妆都卸不动。

他无法立刻入睡，支开所有人，关灯，独自坐在客厅发呆。他在脑子里把当天的镜头一帧帧回放，检视每一个动作，是否有补救的机会。如果不做完这个程序，那些激烈的打斗会钻进他的梦。

直到大脑确认今天已结束，他才允许自己躺下。第二天清晨，他准时醒来，再次钻进那个1.2米的格子里。

六十七岁的他确实正在老去。从休息室去片场的路上，他总是走在最后，背挺不直，步伐缓慢。工作人员提醒他注意仪态，他摆摆手：「挺不起来了，只能到这里了。」

衰老的痕迹长在他的脸上。眼袋和黑眼圈越来越重，妆发师找了三年，才找到一款能勉强遮住他黑眼圈的遮瑕膏。她曾试探着问：「老板，要不要去把眼袋做了？现在技术很成熟，做完上镜会精神很多。」

他坐在镜子前，视线没动：「如果角色需要我年轻，非做不可，我会去。如果不是为了角色，我为什么要动它？」在梁家辉的逻辑里，这是关于表演的哲学，他的每一道褶皱都是有故事的。劝他动脸，是不可能的。

在导演杨子眼里，这个老人的体内住着一个孩子。只要一开机，日常的疲态就会被一种莫名的亢奋取代，那种兴奋甚至带着一种迫不及待，「想好了、想透了，就想站在镜头前开始创作。」杨子觉得梁家辉在片场，「像孩子在自己最喜欢的乐园一样」。

拍摄《捕风追影》孤儿院那场「一打三十」的夜戏，连续五天，日落开工，日出收工。连续的熬夜最累人，但杨子知道，不需要问梁家辉要不要休息，「因为只要还在拍，你就知道他的答案只会是『来吧』。」

那段时间，梁家辉每天穿着威亚衣、腰封和护具，这层坚硬的壳勒住他的身体，阻碍血液循环，呼吸都困难。休息间隙，为了不麻烦服装组，他拒绝脱下装备。长达十个小时的夜班，他把自己塞在那套沉重的壳里。妆发师在一旁观察，觉得他的体力已经逼近极限。他总是一言不发。只有在天快亮、即将收工的时候，他才会打破沉默，问出一句：「几点了？还有多久？」

对自己的体力，梁家辉表现得很自信。他告诉《人物》，「现在的状况肯定可以的。这份自信我是有的，我也未曾担心过。」他不会说「一定行」，也不会说「没问题」，「我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会尽力而为。从小不管有多劳累，不管身体有多么伤残，只要一到现场，我会尽力而为。」

电影《我爱你！》里，他饰演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为了让身体呈现那种干瘪的状态，他断食十天，只喝水。实在撑不住了，就隔一天吃一个鸡蛋，或者一根香蕉。十天后，他站上体重秤，轻了十磅。他看着数字，自言自语：「这样就对了。」

叶童提起电影《我爱你！》中的一场戏，她饰演的妻子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常常走丢，要靠丈夫把她找回来、背回家。排练开始，梁家辉弯腰，把叶童背了起来。叶童劝阻，「排戏而已，想好走位就行，不用真背。」她知道自己不算轻，想让他省点力气。梁家辉没松手，背着她走完了全程。

那条路有一百米。一遍，两遍，十几遍。每一次排练他都真背。走到后来，他的呼吸声越来越重，脚步开始发沉。他在一百米的路上来回背了二十多次，「脸都发白了」。第二天，他的腰疼得几乎动不了，却喘着气说：「累就对了。」

他不需要去演一种疲惫，他要的是真的疲惫。对他而言，身体不说谎，戏就不说谎。

图源电影《我爱你！》

规矩

梁家辉总是在跳舞，他的身体随时摆动，挥舞双臂，缓慢而有节奏地转圈，哪怕周围没有音乐。2025年11月，我们在厦门见到梁家辉，在工作人员来回穿梭的影棚，他跳了很多段舞。拍摄封面时舞，采访间隙舞，走向休息室舞，连拍花絮短短片刻，他也对着镜子舞了一段。他的舞蹈有情绪、有节奏，他的眼神从愤怒到悲伤到癫狂，只是五分钟，他完成了一小段独幕剧。

他愿意松弛，也因此带领大家松弛。有时候，他会轻拍工作人员的肩膀，表示勉励和支持。他反复感叹，大家都好年轻，年轻真好，你们还有很好的未来。

他愿意体恤别人。在片场，看到地上有遗落的胶带头、废纸屑，他都会弯腰捡起来，塞进裤子口袋。一天拍摄结束，兜里鼓鼓囊囊塞满了垃圾。工作人员劝他别捡，他不听，怕杂物穿帮影响画面。拍摄《捕风追影》时，在布光和摆机位的时候，饰演他养子的青年演员都会围上去，和他聊天。如果看到新人演员紧张，梁家辉就假装不经意地分享自己早年拍戏时连续NG的经历。

好友叶童觉得他是个多动的大小孩。在电影《我爱你！》中，他们饰演一对夫妻，叶童需要绝对安静来酝酿情绪，而梁家辉晃来晃去，帮道具组摆东西，帮副导演调度。终于有一次，叶童开口问他：「你可不可以坐下来？你可不可以不要动？」她送了他一个软绵绵的解压包子，想让他手里抓个东西，把多余的精力通过手指释放出去。

作为相识多年的老友，她清楚，只有把剧组当成家一样照顾时，梁家辉才是快乐的。

这种照顾，有时候表现为一种规矩的传递。

大多数片场有一种不成文的行规，导演喊「卡」，补妆的、弄头发的，一群人冲着演员围上去，这被视为一种尽职。哪怕妆面完美，头发纹丝不乱，助理手里的梳子也要在演员头顶虚晃两下。梁家辉反感这种形式主义。有一次，他盯着那些在空气中划拉的梳子，对妆发师说：「现场没有风，我的头发一丝都没动，你干嘛每个镜头都要上来弄呢？这是不专业的。」

他立下规矩，画面有问题再上来，没问题别动。他需要空间去延续情绪。在陌生的片场，现场制片常常会焦急地寻找梁家辉的团队：「你们怎么都不在家辉哥身边？」

梁家辉在重建很多规矩。在片场，他不用手机，只有收工了他才会打电话给家人。一场重头戏拍完，摄影师扛着几十斤的机器喘气，梁家辉没有直接回休息区，而是走到摄影师跟前，说一声辛苦。

他还会和工作人员念叨：「你们要收足钱。」他担心团队因为和他的交情而打折，「不能因为我是梁家辉，不能因为这么多年的合作感情，你们就少收钱。」在内地剧组没有餐补的惯例下，他会自掏腰包，给跟着他的工作人员补上这份待遇，像香港剧组那样。

颁奖典礼，他拿了奖，回到酒店，按惯例工作人员各自回房休息。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响起，或者是电话打来，梁家辉叫他们去他的房间。房间里，他把刚领回来的奖杯塞到工作人员手里。「来，拿着这个，我们合一张影。」在他看来，奖杯属于所有人。

坐车时，演艺人员一般都坐在后排右侧，那是安全且舒适的老板位。梁家辉却总是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大家都以为这是他的喜好。直到有次闲聊，梁家辉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容易死人的。」他说，自己要坐在最危险的位置，充当第二双眼睛。长途行车，他盯着路况，持续跟司机聊天，防止对方疲劳驾驶。如果车里人多，他会把舒适的座位让给别人，自己挤进最后一排，那个通常最颠簸、最局促的角落。

在《捕风追影》中，梁家辉饰演的傅隆生在反杀背叛者熙旺时说了一句：「时代不同，规矩还是规矩。」这也是梁家辉的信条。时代变了，他努力适应，但有些电影的规矩、片场的规矩还在传递。

梁家辉（右二）在《捕风追影》片场

这些习惯和规矩，源于四十年前北京的一个清晨。

八十年代初，梁家辉在北京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是他最早的电影。那时他住在饭店，每天收工后可以回房洗澡、睡觉，而剧组的工作人员推出了自行车，他们要骑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能回家。第二天清晨，这些人又要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骑车出发，提前赶到故宫，铺好电线、布好景。「我那个时候就很清楚，当演员，你已经是一个获得最高礼遇的人了。」梁家辉说。

作为一个二十六岁的新人演员，他看到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影。他一直说，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一下戏，他顶着辫子，妆都不卸，就跑去帮电工收线，帮摄影组搬灯。他甚至学会了把手伸进黑袋子，盲操作拆卸和清洗胶卷。

那是手工业时代的片场，每个人都在为电影付出体力，这种记忆确立了他对职业的认知。直到现在，他依然无法忍受有人在片场偷懒，看到工作人员盯着手机或打游戏，他会感到不解。

那一年，剧组在故宫实景拍摄。凌晨五点，马队从西苑出发，经过天安门，那时候看升旗的人不多，长安街上还有拉着大白菜进城的驴车。

升旗结束，故宫正门重开，梁家辉骑着马，沿着中轴线走进去。他饰演咸丰皇帝，坐的是故宫里真正的龙椅，身后没有绿幕。椅背上有一个突出的龙头，正好抵住脊椎，一靠上去，腰杆必须挺直。

那一年某个夜晚，他穿着龙袍，站在太和殿外城楼上，俯瞰故宫一角，月亮很大，照着紫禁城。他想，古代的皇帝，也会这样看着自己的家吗？他的表演，与历史、时代完全地站在一起。他说，「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过了这么多年，他始终记得那个月亮。梁家辉说，这种体验再也不会有了。他经历过，所以他想要传递下去。

电影博主「丝绸尾巴第二季」在评价《捕风追影》时，写过这样一段话，「电影经验的流传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可能像电气化、编程那样，靠教材传播，最终还是人告诉人，上一代人告诉下一代人。」他认为，对于成龙、梁家辉这样的演员来说，认认真真拍一部电影，一部可能伤筋动骨的动作电影，已经不再是纯商业行为，他们真的是要交付一些有效的东西给年轻人。

梁家辉总是自觉有一种责任，传承朴素的经验，带领年轻的演员，他用语言、动作和肉身，完成关于电影的交付。

但他从不渲染自己的重要性，而是更愿意讲述「大家」的故事。《人物》拍摄前一天，他在金鸡奖活动现场流泪，他回忆起电影《阮玲玉》的拍摄往事，经费不足，胶卷耗尽，导演关锦鹏躲在楼梯间痛哭，他无意撞见，最后和其他演员一起掏钱买胶卷，才完成了这部电影。香港电影人，正是靠着这种患难与共、彼此扶持的情谊走到今天。

「电影是永远的存在。」这是他的信念。大家都说，梁家辉是「香港电影的余晖」。他拒绝这个形容，却总是试图用他的温度，去引燃哪怕多一根柴火。

梁家辉曾在采访中提及一种愧疚，认为港片的没落有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只顾着拍戏，没有好好训练第二梯队」。如今，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逐渐远去，但梁家辉还在维持着那个江湖的规矩。「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未来。我当然相信这件事，如果连我都没有这种信心，那确实谈不上是一个所谓电影人。」

一辆自行车

舞跳到中途，我们邀请梁家辉坐下来，开启一段视频访谈。光照在他的脸上，是毫无掩饰的丘壑纵横。谈到「爹味儿」时，他哈哈大笑，而谈到「躺平」时，他抬起头，伸长脖子，好像要努力从我们这里获得更多关于年轻人的答案。

为什么当下总是老人显得更有生气，而年轻人却暮气沉沉，常觉疲惫，想要躺平？

他的语气里有很多急切。「其实躺平也必须具备某种条件，你才能躺平。你要躺在哪里？多大的地方？能不能养活家人？」连追了几个疑问，梁家辉说，如果每个人都躺下，这世界恐怕没有足够的地方。他认为，人还是要对自己有要求，「你没有自我要求的话，你就是摆烂了。」

「反正我永远不会是一个躺平的人。我就是走的时候，我也要像一个英雄这样站着走。」他挺起身，整个人都往前探了出去。

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二十六岁拿下金像奖影帝，随即遭遇封杀，他经历过没戏拍的日子，为了生计在铜锣湾街头摆地摊。那段日子剥离了他作为明星的身份，带来了粗粝的、真实的、接近底层的生存本能，这让他对无常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体认。

「躺平」对他而言是个伪命题，「我一天不躺平，你们也不能选择躺平。」说这句话时，他扫了在场每一个年轻人的眼睛。

过去一年，梁家辉以这样「绝不躺平」的形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大家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梁家辉不认为自己是法拉利，他更愿意形容自己是一辆老了的自行车。法拉利是由司机开的，但自行车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说，「自行车肯定是你自己在踩，你自己来操控。」

这种掌控感，也落在了具体的角色上。

《捕风追影》开拍前，导演杨子找到了梁家辉，希望他出演「影子」傅隆生。杨子把剧本递过去时，梁家辉并没有兴趣。他以为这是翻拍多年前的《跟踪》，那是他演过的角色。重复自己，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杨子解释这是修改了多版的剧本，请他先看看，提提建议。梁家辉看进去了。剧本里有「老带新」的格局，有连他都看不懂的现代科技，他在剧本上划了很多线。

第一次与杨子见面时，梁家辉拿出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全都是对剧本的疑问：从角色动机，到台词逻辑，甚至细致到某个场景里道具该怎么摆放。

他指着剧本开场的一场戏发问。剧本写着，那群被称为「小狼崽」的年轻人在车里整理装备、检查枪支、粘胡子。哪有人准备去打劫银行，上了车才去弄这些？他建议改成这样：镜头安静地掠过澳门夜景，在车里，几个已经做好全部准备的人沉默着，直到下车前，每人分发一个耳塞。动作一出，行动开始，那才是老练劫匪的真实状态。

那天，他和杨子聊了十个小时，从上午十点，一直聊到晚饭后。聊到傅隆生的生活细节时，梁家辉突然停下来，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杨子看着他，仿佛看到了傅隆生正坐在破旧的公寓里，对着窗外发呆。一个浸透了暴力与算计的老人，需要一刻喘息，也在等待下一次出击。「那天之后，我意识到他不仅是演员，更是故事的共谋者。」

而直到这场长达十小时的谈话结束，梁家辉依然没有松口答应接这个角色。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傅隆生这个角色还是有时代性、创新性，他愿意试试看。

对他来说，签合同是经纪人的事，那是关于档期、价格和收益的商业计算；但遇到一个剧本，把想法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哪怕最后不演，也要把他的经验传递下去——这是关于电影的事。

梁家辉在电影《捕风追影》片场

梁家辉的一生，是属于电影的一生。因为母亲在电影院工作，从一个月大，他就被放在电影院里头，一直到八岁。成年后，他并没有刻意想过要进入演艺行业，但阴差阳错，波澜之后，他又总是回到这个行当。120多个角色就是120多个灵魂，穿过他的生命。他的身体里同时折叠着咸丰皇帝的病弱忧郁、黑帮大佬的嚣张跋扈、段王爷的癫狂搞笑，他是西方视野里东方男性的欲望符号，也是九十年代港式喜剧市井荒诞的代表。他无差别地吸收着那个时代香港电影的所有养分，不管是文艺的、暴力的，还是无厘头的。在华语影坛，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样本。

他并不只是在表演别人，他也在通过角色确认自己。《人物》问他，站在此刻回望，你会认为梁家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梁家辉说，他喜欢尼采，小时候自认是一个黑暗的、极度悲观的、狂妄自大的，但又自卑的人。内心那片黑暗的、甚至有些邪恶的领地，如果不加干预，或许会吞噬他。电影拯救了他。「梁家辉到目前来讲肯定是一个好人。我在戏里演了太多坏人，把我内在所有的坏都舒展出来了，宣泄掉了。」

把那个狂妄、复杂的自我安放进电影之后，现实中的他，剩下的更多是朴素的、简单的心愿。

不关机

凌晨五点，家里的猫、狗、鱼、乌龟和兔子还在沉睡，梁家辉已经醒了。

他轻手轻脚地去阳台，冲一杯咖啡或抽一根烟，「开始孤独的、重要的半个小时」。这半小时，他会发呆，想往事，或只是听鸟叫，看太阳升起。

五点三十分，他开始处理家务，捡猫毛、狗毛，喂食家里大大小小的动物。他家像动物园，猫、狗、鱼、乌龟和兔子，很多都是流浪来的。七点十五分，大女儿抱着刚醒的外孙女下楼，他开心地逗一会儿小孩，接着就开始为家人做早饭，为妻子泡咖啡。

夜晚九点，他会陪妻子看韩剧，他定义这是每天最甜蜜的一段时光。看剧的时候，梁家辉忍不住分析剧情，「这个剧情太简单了……要不先揭晓后面发生的故事？」妻子不理会，让他别分析了，安静地看会儿剧吧。

没有通告时，他可以这样在家待上几个月。当通告来了，他回到光芒之中。他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是梁家辉的「平衡」。那天访谈，两个小时他提到了15次「平衡」。他很愉快地要了一瓶冰镇的朝日啤酒Super Dry，这款啤酒辛辣清冽，他说口味比较刺激，他喜欢。他悄悄侧过身笑着说，在家喝酒都要被批准，出来才敢小酌一口。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2025年，梁家辉选择「快」。

AI侵入人类生活，新的技术和影像形式不断迭代，每天都有新课题。这种速度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确实有些吃力。他把大脑比作一台老电脑。「内存不够，速度慢，经常宕机。」

但他拒绝报废这台机器。为了不变成电子垃圾，他开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学习视频通话。他也刷短视频，看短剧，但是看到需要付费的时候就会停下。「你不能拒绝。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跟这个世界脱节。」

访谈中途，大女儿打来视频电话，刚醒的小外孙女要找外公。梁家辉立刻举起手机，对着屏幕里那个幼小的面孔，声音变得又软又轻。

孙辈出生后，梁家辉意识到，如果自己的步伐慢了，反应慢了，就应对不了孩子可能遇到的磕碰。同时，他的身体发出警报，弯腰变得困难，以前轻而易举的踢腿，现在抬不起来。牙龈萎缩，牙齿松动，那是补再多钙也无法逆转的衰退。

他说，年轻时觉得有无穷无尽的时间，现在的他在计算倒数的日子。十六岁那年，他九岁弟弟生病离世后，他就清楚生命是一天天减少的过程。

现在，他保持锻炼，去新疆拍戏，还买了两个哑铃每天练肌肉。闲下来时，他会研究养老院，研究速效救心丸，认真对比哪个国家的牌子更好——尽管体检报告显示他的心脏一切正常。他不看娱乐八卦，看的大多是八段锦教学、废物利用指南，以及「老人肥胖的危害」。看到有用的，他顺手转发给工作人员，像个活跃在家庭群里的长辈。

他一边试图拖住衰老的脚步，一边又在平静地为未来做着准备，快与慢，是他面对老去的「平衡」。

还有更沉重的话题——几乎每天，或者每隔几天，他就会在化妆间或休息室里开启关于死亡的讨论。「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弄一个展览……」他详细地规划着未来的展厅，要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要怎么布置。

空气通常会在这时安静下来，没人接这个话头。经纪人和助理们低着头，或者含糊应答。梁家辉并不避讳，自顾自地喃喃自语。

访谈时，他聊起那些逝去的老友，张国荣、梅艳芳，突然陷入片刻的沉思，好像想起了很遥远的事。他说，演艺界是一个情绪澎湃的地方，他和那些老友都是从零开始，一部电影、两部电影这么拍过来，建立了一种真正的情谊和情感。「他们走的方式也真的很不一样，经常听到他们的歌，或者有时候看到他们以前的片段，都会让人感触。」讲到此处，梁家辉望着镜子，停顿了很久。

工作人员说，现在当某个老友离世的消息传来，梁家辉会躲进房间，一个人在里面哭。

1994年，张国荣（左一）、梁家辉（左二）、梅艳芳（左三）在综艺节目《周五红人馆》后台

另一面，他依然渴望投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

有一次剧组外出吃饭，去的是一家连锁餐厅。正值午市，大堂里人声鼎沸，大家提议找个包间，清净，也安全。「不要坐包间，我们就坐大厅。」梁家辉说。他特意挑了一个面对人群的座位。很快，周围的食客认出了他。有人窃窃私语，有人举起手机，有人想上前又迟疑。梁家辉察觉到了，他放下筷子，主动走到隔壁桌旁：「要不要我们拍一张？」

他也会像傅隆生那样，去菜市场，去日常的生活中。

观察生活、观察人，是他的一种本能。坐在采访间里，他看似在回答问题，实则在扫描在场的每一个人：编导是谁，领导是谁，拿着相机的年轻人有多大年纪，为什么那个摄影师扛着机器能那么稳？平时出门，看到穿西装挤公交的人，他会想：为什么他不打车？生活遇到了什么？为什么驼背？工作人员下意识皱了眉，他都能捕捉到，「你今天不高兴，你皱个眉。发生了什么？」

叶童说，这位老友是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不愿意浪费生命中的一分一秒。

六十八岁的身体有它自己的时钟。工作人员观察到，拍戏的时候，下午四点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他的眼睛是亮的，聚着光。过了四点，光线暗下去，眼皮变得沉重。大家担心他体力不支，担心高难度动作有危险，劝他休息，劝他用替身。

每当这时，梁家辉就会抛出一句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你可知我是谁？我可是梁家辉。」

那天见面，他也对《人物》说了这句话。他说得很笃定，没有任何犹豫，说这句话时，他会真诚地望着你的眼睛，并一字一顿地念出他的名字，「我可是，梁、家、辉。」

他说，不会退休，要拍到拍不动为止。

这一天，他一早起来工作，连续几个小时，马上还要去参加采访连线。工作人员再次问他，要不要休息。他没有回答，只是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服。当摄影团队喊出「Action」时，梁家辉抬起头。那一瞬间，眼神里没有疲惫，他盯着镜头，像指挥家那样举起双臂，再次缓缓地跳起了舞。

新的一年，他希望每一个和他工作的人都快乐，这样他心里也会快乐。那天的访谈，他说，我们都很愉快，今天肯定可以睡一个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