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突然就不唱了？”——每年春晚倒计时，弹幕里总有人这么问。答案其实很简单：宋祖英不是不唱了，她只是把麦克风递给了生活。
1981年，古丈县歌剧团的老师来苗寨挑人，15岁的宋祖英在田埂上唱了一句山歌，嗓子一亮，老师直接拍板：“就她了。”那时候她连县城都没去过，背着一筐玉米就进了排练厅。后来我们听到的《小背篓》《爱我中华》，其实最早是湘西的晨雾和露水喂出来的。
1990年第一次上春晚，她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下台后罗浩递给她一颗糖——这人后来成了她老公，也是《雍正王朝》的制片人。两人结婚头八年，一个在北京排练，一个在长沙剪片子，见一面得跨半个中国。有次她发烧到39度，硬撑到录完节目才去医院，医生骂她“不要命了”，她只惦记着“观众买了票的”。
2005年儿子罗正出生，39岁的高龄产妇在产房哼《小背篓》镇痛，护士都听哭了。孩子三岁那年，她演出回来，儿子怯生生喊了句“阿姨好”，她当场愣在玄关。那天晚上，她做了个决定：2013年和席琳·迪翁唱完《茉莉花》，转身就把春晚的化妆包锁进了抽屉。
现在她的日程表是这样的：周一给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上课，周二去顺义看基金会建的民歌传习所，周三陪儿子练钢琴——罗正偷偷考了央音附中，她装不知道，其实早把招生简章翻烂了。去年湘西暴雨，她连夜押车送去20台发电机，秘书说“宋老师您不用亲自去”，她回了句：“我当年扛得动玉米，现在就扛得动发电机。”
悉尼歌剧院那场演唱会，她后来笑称“冲动消费”：“当时只想着‘咱中国人也能站这儿唱’，结果回国后一堆人跟风，倒显得我搞形式主义了。”现在基金会每年选10个山里的孩子来京培训，结业时她亲自给戴红领巾，“比拿金奖那会儿还紧张，怕他们嫌我土。”
偶尔被拍到在菜市场买腊肉，摊主热情要合影，她摆手：“今天没化妆，等我涂个口红。”转身把兜里的零钱悄悄塞进隔壁卖菜老奶奶的筐里——那老奶奶长得像她去世的母亲。唱歌的人成了听歌的人，舞台灯熄了，她反而把日子过成了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