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到底给我们的流行语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1982年11月，中央电视台决定在春节期间举办一场晚会，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当时文艺部歌舞组的导演黄一鹤。之所以由歌舞组负责，是因为央视最初的计划是办一台戏曲晚会，后经讨论，改为综合性、试验性的晚会。
与后来制度化的春晚相比，第一届春晚包含许多临时性安排，例如李谷一连续演唱了七首歌曲，以及穿插了一些带有搞笑性质的哑剧——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小品的雏形。
在春晚出现之前，小品仅是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用于磨练演技的一种训练方式：老师让学生模拟某个生活片段，考察其无实物表演的能力。
第一届春晚主要有两个表演作品：
一是凭借《阿Q正传》获得百花奖影帝的严顺开在台上表演“弹钢琴”；
二是话剧演员王景愚表演的“吃鸡”。两者均以肢体动作为主，几乎没有台词。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春晚小品，是1984年陈佩斯与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该作品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一方面保留了哑剧的核心特色，看点仍是惟妙惟肖的吃面表演；另一方面则进行了创新——加入了剧情与台词。由此，朱时茂饰演的强势导演与陈佩斯饰演的蹩脚演员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在筹备阶段，导演黄一鹤对该作品是否上台极为犹豫：毕竟这是一个纯粹逗乐的作品，缺乏教育意义，可能面临政治风险。但陈佩斯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认为喜剧的意义就在于带来快乐。
排练期间，因担心作品无法登台，两位演员甚至数次不告而别，偷偷返回家中，又被黄一鹤亲自追回。所幸该作品大获成功，也为后来的小品奠定了基本范式：
肢体表演 + 语言包袱 + 剧情冲突。
此后，陈佩斯沿用这一模式创作了一系列小品，包括《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王爷与邮差》等。在这些作品中，朱时茂通常扮演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正面角色，而陈佩斯则饰演狡黠猥琐、行为可疑的丑角。
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成为该系列的高光时刻，贡献了春晚历史上的经典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
这些台词解构了外貌与正义之间的主流叙事，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释放感。“结构性错位”也成为陈佩斯小品的重要特点。
那句“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更是一语成谶，提前宣示了陈佩斯的艺术命运。
整个1990年代，春晚小品呈现出“群星璀璨、神仙打架”的盛况：赵丽蓉与巩汉林的社会讽刺小品、郭达与蔡明的生活流小品、潘长江的歌舞小品，以及牛群与冯巩的电视相声，异彩纷呈。
赵丽蓉在《如此包装》中以“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这段极具说唱风格的唱段打动观众，被戏称为“中国第一位女rapper”；《打工奇遇》中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更成为全民共享的“国民暗号”。
如果说这一时期春晚制造流行语尚属初见端倪，那么真正将小品的“造梗”能力推向巅峰的，非赵本山莫属。
如今的人很难想象，曾15次获得“小品王”称号的赵本山，当年登上春晚之路何其艰难。早在1980年代，赵本山就凭借拉二胡、演盲人角色红遍辽北大地，但要跨过山海关、登上国家级春晚舞台并非易事。
为争取机会，他曾四次进京，多次被拒，直到1990年，在姜昆多次引荐下，才凭借与黄晓娟合作的《相亲》登上春晚。这部作品让他在小品领域崭露头角，赢得一席之地。这种“草根”与“庙堂”之间的身份张力，也贯穿于他早期的作品之中。
1992年，赵本山与黄晓娟再度合作《我想有个家》，饰演一位参加电视征婚的离异者，名叫“赵英俊”——没错，正是艺人赵英俊后来所取艺名的来源。
1995年《牛大叔“提干”》中，他一句“扯淡！”使该词成为讽刺形式主义的口头禅；1997年《红高粱模特队》中，他喊出“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才是最美的人”，为普通劳动者召唤尊严。
1990年代末，赵本山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1998年，陈佩斯表演《王爷与邮差》后，再未登上春晚舞台；1999年，深受观众喜爱的赵丽蓉表演《老将出马》，次年便因病去世。随着两位重量级人物的退场，小品舞台的聚光灯聚焦于赵本山一人身上。此时，春节晚会的影响力与小品台词的传播力均达到顶峰。
从2001年起，赵本山与范伟、高秀敏合作推出“卖拐三部曲”，不仅将东北方言“忽悠”变为全国通用语，还创造了“没病走两步”“要啥自行车”“他还得歇歇咱们”等流行语。
若要为赵本山选出一部代表作，我会投给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
该作品台词密度极高：“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这轱辘掐了别播”“大城市铁岭”……这些说法令观众津津乐道。
该系列后来发展为“春晚连续剧”，包括2006年《说事儿》、2007年《策划》、2008年《火炬手》，并贡献了“你太有才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等经典语录。
但《昨天今天明天》最关键的影响，其实发生在作品之外。
1999年，一场更为宏大的变革正在中国悄然发生——互联网产业兴起。
这一年，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向“十八罗汉”激情演讲，创立阿里巴巴；马化腾在深圳赛格科技园开发OICQ（即后来的QQ）；李彦宏携搜索引擎专利回国，准备创立百度。
农村题材的朴实小品与国际潮流的互联网浪潮在此刻奇妙交汇。而小品中的一句台词——“挖社会主义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原本只是对匮乏年代个人占集体便宜的调侃，却在日后演变为电商行业的核心概念：“薅羊毛”。
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的竞争中，“薅羊毛”成为用户获取优惠的日常策略：平台为GMV撒钱补贴，化身“待薅之羊”；用户投入时间换取折扣。直至今日的AI时代，春节仍可见“AI抢红包”“AI点奶茶”等新型“薅羊毛”行为。
赵本山2000年的作品《钟点工》，则堪称对社交时代的提前预演。该小品讲述赵本山饰演的农村老人被儿子接到城里享福，却深感孤独，于是儿子雇宋丹丹饰演的角色陪聊，引发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作品不仅诞生了“要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再唠十块钱的”等流行语，结尾处更引入了一项“新技术”：
“电脑上网。” “电脑网？” “啥网？” “因特网。”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这句台词出现后不久，中文互联网便诞生了一个最常用的概念——“马甲”。
2000年正值网络聊天室、天涯社区、猫扑论坛爆发期，百度贴吧随后成立。人们热衷网上聊天，又不愿暴露真实身份，于是注册小号，“马甲”一词由此流行——其源头正是小品中的那句：“小样儿，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若再深入一层，会发现该小品还藏着巨大讽刺：宋丹丹期待网络聊天能缓解本山大叔的孤独，但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人非但未摆脱孤独，反而成了小品中的“老年人”——现实中依然面临“找不到人，只能捞十块钱”的原始困境。
2009年，赵本山携小沈阳、丫蛋出演《不差钱》，小沈阳一夜爆红。“苏格兰裙”形象与“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广为人知。但回望今日，这部作品更像是小品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再未出现全民爆款的小品。
事实上，若将时间轴拉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会发现：尽管春晚仍在举办，但外部世界已然巨变。就在《不差钱》播出的200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新浪微博诞生，百度贴吧月活突破3亿。“欧巴”进入大众语境，“屌丝”“高富帅”成为日常用语。同年，一句仅有标题的帖子——“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竟引发百万人狂欢。随后，“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神马都是浮云”相继涌现，人们正式步入网络流行语时代。
这些流行语生于网络、长于网络，几乎脱离电视媒体。网民也不再是小众群体，而成为社会基本盘。此前，春晚说什么词，什么词就流行；而在新时代，春晚与网络的关系发生势能翻转——春晚难以再引领网络，反而是网络语言倒灌进春晚。
2010年冯巩的相声剧《不能让他走》便是典型：演员高密度输出网络热梗，仿佛在完成KPI——“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然而，这些半年前就已过时的“烂梗”，经反复排练后从角色口中说出，令观众倍感尴尬。
此现象自此愈演愈烈，小品沦为网络热词的“跑马场”。
观众普遍感受是：这种做法“不仅不给力，而且很雷人”；“不仅演员hold不住，而且观众伤不起”。最终只能无奈吐槽“蓝瘦香菇”，以及“小品越来越不好笑”。
到今天，短视频博主甚至会提前“押题”：春晚用了哪些网络梗？评论区清一色：“早知道就留到春晚看了。”
2012年，赵本山正式退出春晚表演，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
同年，沈腾携《今天的幸福》首次登台。但即便如沈腾，在后赵本山时代也难复刻昔日影响力。其作品虽属高质量，但整体小品创作已显疲态：许多作品陷入套路——开头硬抛几个网络梗，中间插入一段莫名其妙的误会，结尾强行“上价值”“包饺子”。
这种拧巴状态在2023年《初见照相馆》中达到巅峰：脱离现实的夫妻关系、平庸台词、毫无笑点的角色误会，引发全网群嘲。
如今，春晚小品在事实上已然衰落。若分析其衰落原因，是否仅因演员问题？我认为并非如此。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当今娱乐形式高度丰富。就搞笑类内容而言，我们不仅有小品，还有相声、脱口秀、各类综艺——中外兼备、线上线下、付费免费并存。《欢乐喜剧人》《脱口秀大会》《喜人奇妙夜》，以及短视频平台上的海量幽默段子，构成了多元娱乐生态。
如果说过去是“文艺饥渴”时代，如今我们甚至进入了“需要娱乐减肥”的时代。
此外，娱乐作品的“最大公约数”也已消失。过去，全民观看同一台电视，接收同频信息；如今，互联网将人群切割为无数细分圈层，各自形成信息茧房。
1984年春晚曾有一个哑剧小品《电视纠纷》：一对夫妻因看电视起争执——丈夫想看足球，妻子想看歌唱节目，互不相让，最终竟找来锯子，将电视机锯成两半，各抱一半屏幕心满意足离开。多年后，那台被锯开的电视，成了我们今天的手机——每人手持一块屏幕，各自沉浸于自己的信息世界。
春晚“不好看”，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这就像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那一刻的幸福感无比强烈；如今每月都可买新衣，过年的新衣自然不再令人激动。
春晚亦是如此。在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它是全民共享的“文化年夜饭”；而在今天，当我们每天都能接触无数创作者的精彩瞬间，便不再需要一台晚会来定义“什么是有趣”。这种“不需要”，恰恰是文化繁荣的体现。
尽管我们如今常吐槽春晚，但我仍想对它说一声“谢谢”。它曾陪伴全国观众度过娱乐单调的岁月；对我们这些看着它长大的人而言，其影响早已渗入日常语言。
直至今日，当我们形容一群人瞎开会，仍会脱口而出：“还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当夸赞某人宝刀未老，也会说：“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这些话语，已如密码般刻入我们的日常用语，成为全球华人确认彼此身份的“街头暗号”。这或许就是春晚小品留给我们最深远的意义。
春晚到底给我们的流行语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1982年11月，中央电视台决定在春节期间举办一场晚会，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当时文艺部歌舞组的导演黄一鹤。之所以由歌舞组负责，是因为央视最初的计划是办一台戏曲晚会，后经讨论，改为综合性、试验性的晚会。
与后来制度化的春晚相比，第一届春晚包含许多临时性安排，例如李谷一连续演唱了七首歌曲，以及穿插了一些带有搞笑性质的哑剧——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小品的雏形。
在春晚出现之前，小品仅是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用于磨练演技的一种训练方式：老师让学生模拟某个生活片段，考察其无实物表演的能力。
如今，春晚小品在事实上已然衰落。若分析其衰落原因，是否仅因演员问题？我认为并非如此。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当今娱乐形式高度丰富。就搞笑类内容而言，我们不仅有小品，还有相声、脱口秀、各类综艺——中外兼备、线上线下、付费免费并存。《欢乐喜剧人》《脱口秀大会》《喜人奇妙夜》，以及短视频平台上的海量幽默段子，构成了多元娱乐生态。
如果说过去是“文艺饥渴”时代，如今我们甚至进入了“需要娱乐减肥”的时代。
此外，娱乐作品的“最大公约数”也已消失。过去，全民观看同一台电视，接收同频信息；如今，互联网将人群切割为无数细分圈层，各自形成信息茧房。
1984年春晚曾有一个哑剧小品《电视纠纷》：一对夫妻因看电视起争执——丈夫想看足球，妻子想看歌唱节目，互不相让，最终竟找来锯子，将电视机锯成两半，各抱一半屏幕心满意足离开。多年后，那台被锯开的电视，成了我们今天的手机——每人手持一块屏幕，各自沉浸于自己的信息世界。
春晚“不好看”，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这就像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那一刻的幸福感无比强烈；如今每月都可买新衣，过年的新衣自然不再令人激动。
春晚亦是如此。在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它是全民共享的“文化年夜饭”；而在今天，当我们每天都能接触无数创作者的精彩瞬间，便不再需要一台晚会来定义“什么是有趣”。这种“不需要”，恰恰是文化繁荣的体现。
尽管我们如今常吐槽春晚，但我仍想对它说一声“谢谢”。它曾陪伴全国观众度过娱乐单调的岁月；对我们这些看着它长大的人而言，其影响早已渗入日常语言。
直至今日，当我们形容一群人瞎开会，仍会脱口而出：“还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当夸赞某人宝刀未老，也会说：“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这些话语，已如密码般刻入我们的日常用语，成为全球华人确认彼此身份的“街头暗号”。这或许就是春晚小品留给我们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