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南那条窄巷子，雨后泛着青苔味儿，墙皮掉得七零八落，电线在头顶斜拉成一张旧网。董浩站定，抬手敲门前三秒，其实就猜到了——门没锁，门缝里漏出一点光，还有一股潮味混着旧书、发霉纸箱和没来得及散开的泡面气息。他喊了一声“云哲”，话音还没落地，屋里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拖鞋啪嗒声，紧接着门被猛地拉开，一个圆脸、微胖、穿着洗得发软的灰色连帽衫的年轻人探出身子，眼睛一亮，脱口就是一句：“叔！”

那是2024年的初夏。贾云哲29岁。不是“曾经”，不是“当年”，就是现在，活生生站在胡同口，头发剪得极短，鬓角有点泛青，胳膊上还残留着小时候录《还珠格格》时戴的红袖箍留下的浅浅压痕——他自己都忘了，董浩却一眼瞧见了。

他六岁演冬儿，台词不多，但蹲在漱芳斋廊柱下啃苹果那场戏，被剪进无数个暑期重播片头；七岁在山东卫视《阳光快车道》里蹦跳着报幕，小皮鞋一蹬一蹬，像只刚学会起飞的麻雀；八岁站上06年央视春晚舞台，和鞠萍老师并排坐着，念完“祝全国小朋友春节快乐”，台下掌声轰得人耳朵嗡嗡响。那会儿他妈妈每次录完节目，得拖着他坐四小时夜车回邯郸，到家常常是凌晨三点。董浩说：“那孩子在车上睡着了，小手还攥着话筒罩子，攥得指节发白。”

可后来呢？后来没人再替他攥着话筒罩子了。荧幕上的名字慢慢变淡，像一杯搁久的茶，颜色褪了，热气也没了。不是没试过——他做过配音，跑过龙套，给短视频写过脚本，甚至蹲在通州仓库里帮人打包过儿童绘本。最难那阵，兜里确实只剩87块钱，买了张最便宜的地铁票，在海淀黄庄站来回坐了六趟，就为蹭空调，躲着房东催租的电话。

那天他带董浩穿过朋友家的库房（堆着几十箱未拆封的儿童读物）、绕过灶台边油渍斑斑的铝锅，最终停在一间不到五平米的隔间门口。门一推开，行李箱、折叠椅、三双旧球鞋、两摞旧剧本、半袋没开封的燕麦片，全挤在墙角。中间空出一条窄道，尽头支着一张军绿色行军床，弹簧外露，床单是印着卡通恐龙的儿童款——是他五岁时用过的同款，不知怎么，又兜兜转转回来了。

董浩没多说话，只伸手拍了拍他肩膀，说：“走，叔请你吃顿硬的。”

结果所谓“硬的”，就是护国寺附近一家开了二十年的老卤煮店。蒜肠切得厚，火烧炸得焦，猪肺炖得糯，一碗端上来，热气腾腾。贾云哲没怎么动筷，光听董浩讲1999年那会儿，他第一次见这孩子，对方正踮着脚够录音棚话筒架，鞋带散了也不弯腰，怕弄乱刚做好的小发型。讲着讲着，董浩突然停住，看着他：“最难的时候……具体哪天？”贾云哲低头吹了吹碗沿，轻声说：“就去年冬至。我蹲在鼓楼西大街地铁口，数了十七个穿羽绒服的人，想着要是能接个商场迎宾的活儿，至少不用再蹭朋友家暖气。”

饭毕，董浩从布包里取出两个卷轴，纸是普通的红星宣纸，字是他自己写的——“马上有钱”“平安喜乐”。没落款，没盖章，墨迹还有点洇。贾云哲接过去时，指尖蹭到董浩手背的老年斑，那块皮肤粗糙、温热，像一块晒暖的旧砖。

临别前，董浩把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塞进他手里，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串手机号，末尾加了句：“不许存通讯录，直接拨。”贾云哲点点头，没笑，也没说谢谢。只是转身往回走时，把那张纸按在胸口，停了两秒。

巷子口风大，他帽子被吹歪了，也没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