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不怕、万人迷的年代，技巧高超的相声艺人，都是全凭一张嘴，撂地儿找饭辙的顶流艺人。按今天年轻人的说法，那也算轻资产运营。然而，在那个遍地“郭德纲”的时代，他们有今天德云社这样的阵仗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那个年代的相声艺人，是典型的无产者，并且几乎没有靠技艺发家致富的可能。

理论上说，一个拉洋车的骆驼祥子，有可能凭借勤劳、聪明和运气，从租车到自己买车，再从一辆车到两三辆车，甚至可能创办自己的小车行，从而晋身为有产者。但是这种即便是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也不大可能出现在相声艺人身上。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标签和地位，在时代大潮更迭，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刻，他们这些除了一张嘴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倏忽间有了做梦都未曾想过的身份转变。而最早意识到，并很快适应了这种转变的，是侯宝林先生，他因而迅速成为相声乃至整个曲艺界的领军人物。

一无所有者是注定的革命者，革者，改变、更替、迁移也。“汤武革命”，指的不是成汤、武王去革夏桀和商纣的命，而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我做得比他好，上天选中了我，于是天命改变，将本属于他的天命转移给了我。

以侯宝林先生为代表的若干“主流艺人”，正是首先顺应了时代大潮的转变，从而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相声也从打把势卖艺式的街头撂地谋生，走进了小剧场、大剧院，乃至人民大会堂。各级曲艺院团的组建，更是把曾经的江湖艺人抬举成了人民艺术家！

那一代艺术家们无不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地珍惜这不可思议的身份转变，他们实在是“艺高人胆小”的一代。

随着时代变迁，潮起潮落很快成了家常便饭，侯大师们的徒子徒孙大多没经历过学艺中的饿饭、打骂、羞辱等等，更没有经历过流落江湖心酸和无奈。他们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一代人。他们端着“铁饭碗”，再也不需要撂地讨生活了，也就渐渐脱离了能够产生笑料的那种生活氛围，并且逐渐自发地赋予了相声以大局观、政 治 自觉和教育意义，相声终于以登堂入室的 革 命 姿态，得以告慰祖师爷们的在天之灵了。相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了严肃艺术，这与推翻传统碑帖的书法交流家们如出一辙。

一个小丑可以选择不再演丑角，但是他无法西装革履一脸正气地演小丑。

一个小偷可以选择金盆洗手不再盗窃，但是他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是在替别人保管财物。

一个妓女可以选择从良，却不能以博爱的名义每天换若干男友。

如果不是“艺高人胆小”的郭德纲在生活所迫下，扒掉了身上的“马褂”，以撂地的姿态站在了小剧场的舞台上，相声多半不出二十年就会成为难得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既非纲丝，也不是相声迷的老百姓，我不想评判举报者的“用心良苦”，他自己的心里不苦，当然也就没得用。我只想知道，在相声里面讲虚构的讽刺故事，讲几句有关人类排泄的笑话，是涉嫌违法了吗？如果是，那么建议德云社每次演出前应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先讲清楚，今天的演出内容涉及人类排泄、伦理笑话，以及纯属虚构的讽刺段子，可能会给审美观念相对严肃的观众带来心理、情感甚至感官上的不适，请对前述内容敏感度过强的观众及时退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