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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当《2002年的第一场雪》正版专辑售出270万张的时候，刀郎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小酒馆里对朋友说：人害怕出名猪害怕壮。

在那个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这句玩笑性质的话语会如同回旋镖一般扎向他的前妻杨娜。

在那一年《知音》杂志中有一篇题为《冲动的惩罚：刀郎擦干爱情眼泪去漂泊》的文章，使得杨娜这个名字变成了嫌贫爱富的符号。

这场舆论风暴起始的时候颇具戏剧性。

某杂志有文章称杨娜是内江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她在女儿出生四十天后便离开且没有了踪迹，过了三个月才打电话给刀郎并表示刀郎无法给予她幸福。

而刀郎的经纪人李松强在那时就对文章所说的内容提出质疑，称其并非真实情况，还表示刀郎从未接受过相关采访。

这种作者单方面所说的所谓真相，在刀郎走红之后却被反复拿来运用，渐渐地好像就成了确定无疑的事情。

我认为杨娜的遭遇，展现出大众对于离婚女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审判观念。

同样是面对感情破裂的情况，刀郎之后创作的《孩子他妈》被歌迷当作是深情的证据，但是杨娜的沉默却被解读为她理亏。

更为讽刺的是，刀郎在《鲁豫有约》中提及“歌火了人慌了”的时候，公众对他表示同情，但是如果杨娜真的有机会开口说话，那么估计只会被指责是在蹭热度。

话又说回来，这段婚姻的真实情况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弄清楚。

我们所知道的是1991年杨娜生下女儿之后就离开了，刀郎的父亲代理了离婚的诉讼。

但是像分手的真实缘由、经济状况这类关键的细节，到现在都仅仅只有单方面的说法在传播。

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得杨娜在舆论场始终背负着“抛弃贫穷丈夫”的负担。

更为荒诞的是对比出现了。

刀郎现在的妻子朱梅被描述成辞去工作去照顾继女的贤内助，而杨娜则成为了反面的对照。

这样非此即彼的叙事，恰恰契合大众对于“坏前妻”和“好后妻”的想象模板，却没有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复杂的适配状况。

朱梅所遇到的是已经在新疆站稳脚跟的刀郎，而杨娜所面对的是还在酒吧进行驻唱的罗林。

或许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

杨娜所遭受的很多恶意，实际上是成功学那一套逻辑对亲密关系的一种粗暴的投射。

当刀郎的苦难被包装成励志教科书的时候，和刀郎一同经历低谷的杨娜，由于中途退出，就变成了证明苦难价值的反面事例。

这种“成王败寇”式的情感评判，比那英对刀郎“不具备审美”的评价还要更为残酷。

那么这么说来，朱梅有没有想到，或许这就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困境。

女性在男性所讲述的故事里面，往往只能够充当像天使或者魔鬼这类固定的角色。

如同刀郎那首仅仅唱过一次的《孩子他妈》，歌词中蕴含着比《冲动的惩罚》更为复杂的情感层次，但是大众却只愿意记住那个简单的背叛故事 。

参考资料：

《刀郎被前妻抛弃？ 当事人不堪骚扰今后将“封口隐身”》（青岛新闻网，2004年08月04日）

《刀郎最催泪歌曲写给前妻，只唱过一次》（中国日报网，2016年11月09日）